梁實秋漫談讀書

　　導語：梁實秋稱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人，他很擅長寫作，讀他寫的文字總讓人感到很舒服、很愜意,仿佛天下歌舞升平，一派風雅。

　　我們現代人讀書真是幸福。

　　古者，“著于竹帛謂之書”，竹就是竹簡，帛就是縑素。書是稀罕而珍貴的東西。一個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讀《易》，韋編三絕，用韌皮貫聯竹筒，翻來翻去以至于韌皮都斷了，那時候讀書多么吃力!

　　后來有了紙，有了毛筆，書的制作比較方便，但在印刷之術未行以前，書的流傳完全是靠抄寫。我們看看唐人寫經，以及許多古書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書得來非易。自從有了印刷術，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顯微膠片，讀書的方便無以復加。

　　物以稀為貴。但是書究竟不是普通的貨物。書是人類的智慧的結晶，經驗的寶藏，所以盡管如今滿坑滿谷的都是書，書的價值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

　　價廉未必貨色差，暢銷未必內容好。書的價值在于其內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讀《太平御覽》等書二卷，漏了一天則以后追補，他說：“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這是“開卷有益”一語之由來。《太平御覽》采集群書1600余種，分為55門，歷代典籍盡萃于是，宋太宗日理萬機之暇日覽兩卷，當然可以說是“開卷有益”。如今我們的書太多了，縱不說粗制濫造，至少是種類繁多，接觸的方面甚廣。我們讀書要有抉擇，否則不但無益而且浪費時間。

　　那么讀什么書呢?這就要看各人的興趣和需要。

　　在學校里，如果能在教師里遇到一兩位有學問的，那是最幸運的事，他能適當的指點我們讀書的門徑。離開學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讀書，永遠不恨其晚。晚，比永遠不讀強。有一個原則也許是值得考慮的：作為一個道地的中國人，有些部書是非讀不可的。

　　這與行業無關。理工科的、財經界的、文法門的，都需要讀一些蔚成中國文化傳統的書。經書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書也一樣的重要。盲目的讀經不可以提倡，意義模糊的所謂“國學”亦不能饜現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書是我們應該以現代眼光去了解的。

　　黃山谷說：“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細味其言，覺得似有道理。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人，確實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關系安在?

　　何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我想也許是因為讀書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書立說必定是一時才俊，與古人游不知不覺受其熏染，終乃收改變氣質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廣，臉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氣，無以名之，名之曰書卷氣。

　　同時在談吐上也自然高遠不俗。反過來說，人不讀書，則所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網塵勞，困厄于名韁利鎖，五燒六蔽，苦惱煩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語言有味?

　　當然，改變氣質不一定要靠讀書。例如，藝術家就另有一種修為。“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言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偕往，至蓬萊山，留伯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

　　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崩拆之聲，山林冥，群鳥悲號，愴然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連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這一段記載，寫音樂家之被自然改變氣質，雖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禪宗教外別傳。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頓悟即能明心見性。這究竟是生有異稟的人之超絕的成就。以我們一般人而言，最簡便的修養方法是讀書。

　　書，本身就是情趣，可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書，立在架上，放在案頭，擺在枕邊，無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對線裝書有一分偏愛。吳稚暉先生曾主張把線裝書一律丟在茅廁坑里，這偏激之言令人聽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丟在茅廁坑里，我丟洋裝書，舍不得丟線裝書。

　　可惜現在線裝書很少見了，就像穿長袍的人一樣的稀罕。幾十年前我搜求杜詩版本，看到古逸叢書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詩箋》，真是愛玩不忍釋手，想見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紙張墨色亦均屬上選。在校勘上箋注上此書不見得有多少價值，可是這部書本身確是無上的藝術品。

　　拓展閱讀：梁實秋家教故事

　　晚年梁實秋在給女兒文薔的一封信中說：“孩子長大了，如果一切事都肯坦白地和父母商談。實在是最好的事。倒不一定是父母的指導就好，是孩子與父母建立互信的關系，這實在是真正的健全的倫理……”另外一封信中說：“×××哭訴兒子不孝順。頭腦落伍。‘孝順’二字早該棄置不用了。如果孩子態度不好，那是做父母的教養之道有毛病，除了自責，別無話說。周作人說過一句話，‘五倫其實只有朋友一倫而已’。我深以為然。”

　　這段話道出了梁實秋的教子之道，即，把孩子當作一個正常的人，當作朋友來對待。此雖非什么驚天哲理，但能以之為原則堅持下來，也不是易事。尤其是梁實秋生活的年代，尚在傳統向現代過渡階段，不將孩子看作私有財產已是先知先覺，走在了前面。

　　梁實秋本有三女一子，其中二女早天，剩下大女兒文茜、兒子文騏、小女兒文薔。在兒女們的記憶里，梁實秋是一個慈父，而不是嚴父。他喜歡講故事，兒女們很愛聽，每天晚上都要湊到他的臥室里來纏著他講故事。他常常即興發揮，妙趣橫生，把孩子們逗得哈哈大笑。說到傷悲處，孩子們也會潸然淚下。一次，他講一個孩子走丟了，找不到媽媽了。文薔哭起來。梁實秋的妻子就責罵他總把孩子逗哭，于是梁實秋接著講，后來有人在那孩子的額頭上貼了一張郵票，把他寄回了家，文薔才破涕為笑。聽故事過程中，孩子們有時困極了，蜷縮在他的身邊睡過去。粱實秋輕輕地把他們抱回床，給他們蓋好被子，舔犢之情殷殷至深。

　　梁實秋夫婦不對孩子聲色俱厲，他們采取以身作則，無為而治的辦法。文薔初中時留級，自己感覺很慚愧，但梁實秋只是嘆了口氣，并沒責備她。文薔回憶，當時只感到僥幸，日后才悟出父母對自己的慈愛、體貼和諒解。

　　1949年后，文茜和文騏因為要繼續上學，留在了北京，小女兒文薔則跟父母來到了臺灣。對身邊惟一的女兒，在性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缺乏的。其實這也是該時代的總體特征。文薔小時問的有關性的問題，都沒得到回答。后來漸漸悟出這是不能提的事。因此，到了十二三歲仍糊里糊涂，不懂人事。等到她上了大學，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廳茶幾上放著一本有關生理衛生的雜志。她很奇怪，因為這種雜志是從來不進家門的，哪兒來的呢?她好奇地拿起來翻閱。一看，恍然大悟，里面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識。文薔看完后也不作聲。過了幾天，家中又出現一本，是第二期。這時她才明白，這是父母有計劃的預謀，要給她一些必要的知識。這種神秘的雜志出現了幾次之后，叉神秘地在家中消失。于是她的性教育也就圓滿結束了。文薔說，這種教法雖然不夠理想，但是媽媽爸爸居然想到了，盡力而為了，已是不易。

　　不過，作為慈父的梁實秋也有極少的暴力的時候。在文薔記憶中，有一年冬天大清早，她不肯穿褲子就要到院子里去玩兒，誰勸也不聽。父親火起，把她抓起來，猛扔到一大堆棉被上;然后再抓起來，再扔，把她扔得頭昏眼花。棉被很軟，摔上去一點也不疼，但是父親的盛怒和暴力卻讓文薔難忘。她說自此以后。她就學會了穿了褲子才能出門。這聽起來有點好笑。我們當然不提倡父母對孩子使用暴力，但若辨證地看，似乎也有其事半功倍的一面。

　　大女兒文茜也有類似的經歷。上世紀三十年代，有一天梁實秋正在午睡，文茜一個人在樓下客廳里描紅模子練字。她低頭看到墨極黑，抬頭看墻很白，幼稚的她就想，如果在白白的墻上涂一個黑黑的十字，一定很好看。于是，她端起小凳子，站上去畫了個十字，黑白分明，十分耀眼。正在獨自欣賞的時候，梁實秋午睡后從樓上走下來，看到涂黑的墻，勃然大怒，打了女兒幾杖，并令她罰跪不起。文茜嚇哭了，哭了半天也沒人理她，直到跪地沉沉睡去。后來，還是外婆替她把黑十字刮去，此事才作罷。文茜說，自己一輩子始終不敢在墻上題××到此一游的墨跡，“看到別人亂涂，也會下意識地想到父親的竹手杖。此之謂家教。”她對父親的責打沒有怨言，甚或還有感激。

　　無論采取什么方法，只要因人施教，把孩子引上正途，這種家教就應該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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