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老舍的寫實小說觀念與英國文學的影響
老舍， 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代表作有《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劇本《茶館》。
一、英國小說與中國寫實小說觀念的形成
英國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觀念建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林紓的小說社會功能觀，魯迅的文學社會人格功能觀，創造社作家的文學抒情觀，新月派詩人的詩歌藝術觀，朱光潛的文學批評觀，九葉詩人的現代主義詩歌觀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英國文學的核心質素。其中處于現代文學轉型期的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的文學觀念的建立受英國文學影響是具有代表性的。
20世紀中國小說最初接受英國小說影響有兩種途徑：其一是直接閱讀英語文學作品，正如葉圣陶在《〈葉圣陶選集〉自序》中說：“如果不讀英文，不接觸那些用英文寫的文學作品，我決不會寫什么小說。”1與葉圣陶寫作經歷一樣的還有老舍，老舍也因為要學英文，就從狄更斯小說讀起，他從狄更斯的小說中悟出，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他說：“我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況且呢，我剛讀了Nicholas Nickleby(《尼古拉斯·尼柯爾貝》)和Pickwich Papers(《匹克威克外傳》)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么。”2事實上老舍正是在狄更斯直接影響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其二是通過林譯小說接觸英國小說。林譯小說對西方小說形式的輸入影響簡直太大了。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林紓的翻譯所起‘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公認的事實。”錢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說：“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我把林譯哈葛德、迭更司、歐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復不厭地閱覽。”3
林紓的西方文學傳播之功無人可比，正所謂“有了林紓，中國人才知道有外國小說。”實際上，林紓為國人帶來的外國小說，除了作品之外，還有小說觀念。真正移植西方文學觀念的，林紓是第一人，這些觀念主要反映在林譯小說的序言中，前后他共寫有72篇譯文序跋，并且主要是針對于英譯小說的。這些文字就性質而言雖只是有感而發，并不系統，但卻多有真知卓見，成為中國文學觀念現代轉型之初的重要表征。歸結起來，林紓的觀念建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小說的社會功用。他認為小說具有改良社會、促進社會變革的政教之功。他說：“西方小說之荒眇無稽，至《葛利費》極矣。然其言小人國大人國的風土，亦必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諷其祖國，此得謂無關系之書乎?”(《紅礁畫漿錄·譯余剩語》)文學諷教之說，中國傳統文學早已有之，但他將文學與祖國關連起來，一變將小說視為閑情逸致。同時，在他的感悟中，文學與政教既關聯又是具有獨立性的。他在《吟邊燕語·序》中說：“蓋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政權既美，宜澤以文章;文章徒美，無益于政教”。文學應具有文學的獨立性，但文學家不應沒有文學家的責任感，他在狄更斯的諸多小說中充分感受到了這一點，他說：“狄更斯極力抉摘下等社會之積弊，作為小說，俾政府知而改之。……顧英之能強能改革而從善者，吾華從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無狄更斯其人，如能舉社會中積弊者為小說，固告當事，或庶幾也”。(《賊史·序》)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發展的主脈之一，就是文學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種主脈的源頭不能不追溯到林紓那里。
第二，關于文學寫實手法。林紓充分肯定狄更斯小說刻畫下層社會市民生活的寫實小說的文學價值。他在《孝女耐兒傳·序》中，一再肯定狄更斯“專為下等社會寫照的高明手法”，“刻畫市井卑污齷齪之事”，“如張明鏡于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涵清光而出，見者如憑闌之觀魚鱉蝦蟹焉”，“增無數閱歷，生無窮感謂”。在《塊肉余生述·序》中，他認為“迭更斯此書，種種描幕下等社會，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道以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俗，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
第三，關于小說的敘事方法。他盛贊《洪罕女郎傳》的情節豐富性：“大抵西人之為小說，多半敘其風俗，后雜入以實事”(《洪罕女郎傳·跋語》)又贊賞狄更斯小說的精巧結構方法：“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無因。手寫此間，而全局應有之人，逐處涌現，隨地關合。雖偶爾一見，觀者幾復忘懷;而閑閑著筆，已近拾皆是，讀之令人斗然記憶，循編逐節以索，又一一有是人行蹤，得是事之來源”。(《塊肉余生述·序》)他還佩服狄更斯的寫法，他說：“此書不難在敘家常之事，難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韻，令人挹之不盡。”(《塊肉余生述·識語》)林紓的這些見解雖還只是片語感悟，但這種有感而發的根由主要來自哈葛德的作品，尤其較多的是狄更斯的作品，應該說狄更斯代表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最高成就，林紓的評說從思想內容、藝術手法到審美趣味都有歸納，“以彼新理、助我行文”。事實上，經林紓的翻譯及其序跋的言說狄更斯的小說對五四文學有更多的影響，比如平民文學觀念、寫實主義手法、章節小說的體例，諧謔幽默的筆調、細致的心理刻畫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受林譯小說影響比較有代表的作家很多，魯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學巨將都曾是林譯小說的熱心讀者。魯迅還在南京讀書即愛讀林譯小說，一直堅持到日本，每本必讀，并且說：“使得我們佩服的，其實還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喀遜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譯文相當用力，而且說撒克遜遺民和諾爾曼人對抗的情形。那時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別的被看重了。”郭沫若在其自傳中回憶說：“林琴南譯的小說在當時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們嗜好的一種讀物。我最初讀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傳》。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樣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誘出了大量的眼淚喲。”郭沫若說：“林譯小說中對于我后來的文學傾向有決定的影響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譯成《撒喀遜劫后英雄略》。……我受scott的影響很深，這差不多是我的一個秘密。”4沈從文在《從文自傳》和《芷江縣的熊公館》中兩次重申林譯狄更斯小說《冰雪姻緣》《滑稽外史》《賊史》對他的影響：“我歡喜這種書……他不像別的書，盡說道理，他只記下一些活現象……作者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5沈從文的主要成就在小說，而其小說的突出成就在其故事的可讀性和鮮明的地方色彩，而這種寫底層人物的突出個性創作特色的確是與英國文學中狄更斯與哈代的影響分不開。
沒有表征說明老舍直接受到林譯小說的影響，但接受英國寫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在老舍這里是一致的。
二、老舍小說創作與英國小說影響
老舍走上文學創作之路，與英國文學對他的影響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1924年到1929年任教于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老舍，在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柯爾貝》、《匹克威克外傳》等小說的啟示下，接連寫出《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三部小說，在完成教學和寫作小說之余，他完成了從古希臘到莎士比亞到近代英法小說的龐大閱讀計劃，其中所讀的英國作家就有佩特、狄更斯、康拉德、梅瑞狄斯、王爾德、勞倫斯、詹姆斯、伍爾芙、赫胥黎、艾略特、福特、喬伊斯等，而這些作家對他的影響可以從他諸多的著述中得到印證。
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稱佩特(water Pater)為英國唯美主義運動開審美批評風氣的作家，肯定其把“美和生命聯成了一氣”，當然也有走向享樂主義的危險。老舍在《景物的描寫》中稱勞倫斯《白孔雀》的出殯描寫“應為寫景而寫景。”又稱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借人物活動暗示出環境來”的本領，“拿筆，便向幽默這邊滑過來了。”(《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他稱哈代與康拉德“在他們的作品中，景物與人物相關，是一種心理的、生理的、與哲理的解 ”，“把景物與人生密切的聯成一片。”他在《景物的描寫》《事實的運用》《我怎樣寫〈二馬〉》《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等文章中，多次提到受康拉德的影響，稱康拉德的小說“把人與環境打成一片，”“使景物多是帶著感情的，”“景物也是人”，《二馬》也正是摹仿康拉德倒敘結構方法。老舍的幽默追求更多來自斯威夫特，他在《談幽默》《言語與風格》和《我的“話”》等文中多次提到斯威夫特。老舍在《我怎樣寫短篇小說》一文中說“短篇小說《歪毛兒》是摹仿J.D. Beresford的The Hermit (《隱者》)”。他自稱受雅各布斯與沃姆豪斯的影響，稱菲爾丁是“英國現實主義這個光榮傳統的奠基者，放光輝時代。” 《貓城記》受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影響，所謂“科學的羅曼司”。老舍在《談讀書》中說“極喜讀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作品"，“愛與憎卻是用幽默的筆寫出來的。”(《滑稽小說》)
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中敘述了馬修阿諾德把批評者喻為施洗的約翰，以“給一個更大的人物預備道路”。他說：“阿諾德不但批評文學，也批評生命;他批評文藝，也批評批評者。他以多文化的意義在借求知而進于完善，求知便能分辨好壞善惡，這便是批評。”當然，在創作上對老舍具有明顯影響的是狄更斯、康拉德和赫胥黎。老舍小說接受英國小說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情節構思的模仿。《老張的哲學》與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兩著在學校活動場景、“校長”成為貫穿人物、年輕一代的戀愛以及善惡人物系列設置等多點上都有對應關系。
老舍是從學英文而首先選讀狄更斯的小說，閱讀使他很快就感悟到小說的寫法，據他說：“我剛讀了Nicholas Nickleby和Pickwich Papers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么。”事實上，從《老張的哲學》看，小說的市民社會取材，情節結構和人物形象塑造包括幽默與諷刺的風格等與《匹克威克外傳》和《尼古拉斯·尼克爾貝》的啟示有關。當然，狄更斯式的這樣“雜亂無章”寫法，是適合20世紀初到20年代北京中下層社會的生活圖景，也適合老舍對下層社會生活的閱歷豐富的創作背景，應該說是狄更斯使老舍找到了一種文學方式和文學風格——攝影式的寫實手法，表現生活的厚實性、善于講述故事的能力和沉在生活里的創作風格等。
其次，藝術風格的影響，如老舍初期小說受狄更斯現實主義小說的影響，從人道主義精神，到善惡對立人物形象，到以喜劇手法寫悲劇的風格都是一脈相承的。
實際上，可以將狄更斯對老舍的影響歸之幾個方面：第一，題材上選中表現小市民生活，甚至于不善于寫女性;其二，人物形象上的扁形人物，人物大多一成不變，而且善惡分明;其三，主題上偏重于道德批判，表現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充滿了人道主義色彩。從整體上說，狄更斯對老舍的主要影響應是小說敘事結構的影響。只是這種結構是一種不易顯見的流浪漢小說和傳奇小說的結構。結構影響表面上看是一種技術影響，實質上也是一種創作心理的影響。因為現實生活是復雜紊亂的，而每一位小說家在表現生活時總想表現出一種井然有序的生活，這與其說是一種生活邏輯的要求，不如說是作家理解生活的一種情感邏輯的智力心理的反映。
第三，藝術手法的移用，其中主要是“意識流”小說的影響。寫實主義是老舍小說的主要色調，但并非唯一。“意識流”是一種文學思潮，但實質是一種小說敘述方法，它對傳統小說最大的變革是敘述方式和角度的選擇。在歐美文學中有四大宗主，分別是法國的普魯斯特、愛爾蘭的喬伊斯、英國的伍爾夫和美國的福克納。伍爾夫是意識流小說理論的主要闡述者。她的意識流小說理論流行的時候正是老舍逗留英國的時候，貪婪閱讀著英國文學的老舍，不會被隔離在這種思潮之外。伍爾夫在《現代小說》論文中強調小說創作的開放虛構與想象，同時吸收詩和戲劇的可以借鑒的因素，小說的重心應在描繪人物對客觀事物的反應。在創作上，伍爾夫較常運用的是內心獨白，小說結構也以人物的意識活動為線索，但極少達到潛意識層次，沒有喬伊斯的那種晦澀，而且有較輕松的詩化、抒情性和象征性等特征。《黛絡維夫人》和《到燈塔去》是伍爾夫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在前部小說中繁復地描述了女主人公在一天內的購物途中對往事的回憶和對身邊的聯系，后部小說則在看似平淡中展示“到達燈塔意味著和自我以外的真實世界接觸，放棄自我的獨特性，接受客觀的現實。”6所以小說表現的就是一段心靈歷程。桑德斯對伍爾夫小說的特點也作了精辟的概括：“她尋求表現轉瞬即逝的感覺，或頭腦中意識與無意識的精神活動，然后將其從外部同一樣式和節奏的一種更加普遍的意識聯系在一起。瞬間的反應、暫時的情緒、短暫的刺激、隨意的暗示和游離的想法，實際上‘集中’在與某些相互連貫和構成的事物的文化關系上。”7可見“意識流”作為小說的新方法，其一主要是描述人的下意識的活動，其二，這樣下意識活動沒有邏輯連貫，具有隨意性和不完整性。老舍的短篇《丁》是一篇具有意識流小說特點的作品;從這一角度讀名篇《微神》，你也會感到有較多契合。
最后，小說文體的移植。如果說狄更斯啟示了老舍應該“講故事”，那么康拉德則啟示了老舍怎樣講好故事。康拉德這位原籍波蘭的英國作家，給了老舍的小說創作思想和實踐的深遠影響。在創作思想上，老舍從康拉德那里懂得了作家應寫自己具有那樣生活經驗的生活，應該“把內容放到個最適合的形式里去。”老舍最喜歡康拉德的海洋小說，并從中悟到康拉德小說的魅力來自于他豐富的海上和熱帶叢林的生活經驗，其故事都是由記憶中的經驗寫成。在創作態度上，他感受到了康拉德的嚴肅與熱烈、字斟句酌;在表現方法上，認識到了景物描寫在小說中對人物表現的特殊作用。所以他在寫《二馬》和《小坡的生日》時，我們能看到倫敦情境、南洋風光，以及景物描寫對人物性格和小說主題的表現意義和審美感染力。在小說結構敘事上，《二馬》的倒敘結構，也是從康拉德處學的“招數”。
此外，給老舍創作影響的是赫胥黎。據施蟄存先生回記，老舍寫信告訴他，《貓城記》受到了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美麗新世界》)影響8。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被認為是“反烏托邦小說”。《貓城記》的“貓國”社會模式、“貓人”的心態，小說的寓言形式、幻想因素，小說對人類與民族前途的憂慮主題等等，都與《美麗新世界》有明顯的對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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