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人物薛寶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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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人物薛寶釵

　　薛寶釵是《紅樓夢》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她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她是寶、黛、釵愛情悲劇的主人公之一，而且還在于這一藝術形像所蘊含的豐富內容，以及這一形像的創新性。

　　對于薛寶釵這一人物形像，歷來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尊薛而抑林，有的則尊林而抑薛。前邊所引鄒弢與其友許伯謙因爭論激烈而“幾揮老拳”的故事，就是一典型事例。即使到今天，仍然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黛玉尖酸刻薄，心胸狹窄，愛使小性兒，而寶釵端莊穩重，溫柔敦厚，豁達大度。有人則認為，寶釵性冷無情，虛偽奸險，是個“女曹操”。同一人物形像，竟然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則固然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原因，同時也說明這一形像的復雜性、豐富性和描寫的客觀性。那么，到底怎樣看待這一人物形像呢?首先必須摒棄個人的偏見和愛惡，而從作品的描寫刻畫中進行具體分析。

　　薛寶釵一出場，作者就描寫了她的美貌和品格。她穿著“不見奢華，惟覺淡雅”，她“品格端方，容貌美麗”;“罕言寡語，人謂裝愚;隨分從時，自云守拙。”這就概括地寫出了她謹守封建禮教，順應環境的個性特點，勾勒了一個封建淑女的輪廓。

　　這個人物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她忠誠地信奉封建禮教;特別是強加在婦女身上的奴隸道德。她曾多次規勸賈寶玉走“仕途經濟”、“立身揚名”之道，以至引起賈寶玉的極大反感，說她說的是“混帳話”，并說“好好的一個清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她也多次向黛玉、湘云進行“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之類的封建說教。這些都足以說明，在大觀園的貴族少女中，她是受封建正統思想、封建道德觀念毒害比較深的一個。但是也不能因此將她與賈政、王夫人、王熙鳳等人等同看待，一律說成封建統治者。她雖然屬于“主子”的陣營，但是，她不但談不上什么統治權力，而且，作為封建社會的一位少女，連自己的命運也掌握不了;一切都得聽從封建家長的擺布。一方面是“主子”，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處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之下，這就是薛寶釵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正是她的特殊社會地位，決定了她的思想性格與賈政、王夫人、鳳姐等的本質區別。那種將薛寶釵與賈政、王夫人等人等同看待的觀點是錯誤的。

　　薛寶釵另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很世故，即很會做人和處世。在賈府這個派系復雜、矛盾重重的大家族中，她一方面抱取“事不關己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的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另一方面，她又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和各方面的人保持著一種親切自然、合宜得體的關系;正如脂評所說：“待人接物不親不疏，不遠不近，可厭之人末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密之情，形諸聲色。”而在這種貌似不偏不倚的處世態度中，她特別注意揣摩和迎合賈府統治者的心意，以博取他們的好感，而對于被人瞧不起的趙姨娘等人，也未嘗表現出冷淡和鄙視的神色，因而得到了賈府上上下下各種人等的稱贊。賈母夸她“穩重和平”;從不稱贊別人的趙姨娘也說她“展洋大方”。就連小丫頭們，也多和她親近。

　　在薛寶釵的性格中，確實也有虛偽和矯情的一面。她喜歡討好人和奉承人。賈母要給她做生日，問她愛聽什么戲，愛吃什么東西。她深知老年人喜歡熱鬧戲文，愛吃甜爛食物，就按賈母平時的愛好回答。她還當著面奉承過賈母。她說：“我來了這么幾年，留神看起來，風丫頭憑她怎么巧，也巧不過老太大去。”結果是賈母大夸獎她：“提起姊妹”，“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兒算起，全不如寶丫頭。”金釧兒投井自殺后，王夫人心里不安。她安慰王夫人說：金釧不會自殺;如果真是自殺，也不過是個糊涂人，死了也不為可惜，多賞幾兩銀子就是了。王夫人說，不好把準備給林黛玉做生日的衣服拿來給死者妝裹，怕她忌諱，薛寶釵就自動地把自己新做的衣服拿出來交給王夫人。這—段文字不但是寫她討好王夫人，而且還顯示出這個封建主義的信奉者是怎樣的冷酷無情。“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那一回，寫她掣得的酒令牙簽上畫著牡丹，上有午句詩：“任是無情也動人”。按照封建社會的標準，薛寶釵被稱做群芳之冠，但又說“無情”。“無情”，是指她是封建道德的信奉者和實行者;“也動人”，卻不過說她的貌美。丸說冷香，可能暗指她非熱心人的意思。但“無情”和非熱心并不等于奸險。水亭撲蝶，自然可以看出她有心機。但其目的是讓小紅、墜兒以為她沒有所見那些私情話，并非有意嫁禍林黛玉。借衣金訓，也并非有意識讓王夫人嫌棄林黛玉。她這樣做，完全是遵循封建主義的明哲保身的哲學，自然也就表現了她的虛偽和自私。她的思想言行所表現出來的虛偽，主要是由于封建道德本身的虛偽。她的頭腦里浸透了封建主義思想，她是一個忠實地信奉封建道德和封建禮教的淑女。她認為按封建道德規范去做是天經地義的事，是最道德的;所以她很自然地做到了“四德”俱備。人有說薛寶釵是“大奸不奸，大盜不盜”，恐伯就是指的她對封建道德的忠實情奉和執行;因為這種道德本身就是虛偽的。她得到了賈府上下的放心，并最后被選擇為寶玉的妻子，也主要是她這種性格和環境相適應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應當簡單地看作是由于她或者薛姨媽的陰謀詭計的勝利。那種認為薛寶釵的一切活動都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爭奪寶玉的看法，既不得合書中的描寫，又縮小了這一人物的思想意義。事實上，她的性格特點并非奸險，并非事事時時處處都有心機，而是她按照封建正統思想去做，而且做得又是那樣渾然不覺。那樣如魚得水。人們從她身上看到的虛偽正是封建道德虛偽的體現。薛寶釵的有心機與鳳姐的兩面三刀是截然不同的。

　　作者塑造薛寶釵這個形像，絕非僅僅寫出一個沽名釣譽的國賊祿鬼和八面玲瓏的勢力小人;更不是要塑造一個虛偽奸隱的“女曹操”;甚至也不止是塑造一個標準的封建淑女形像;而是在薛寶釵這個形像中，寄托著作者復雜的感情，深深的感慨：既贊美這位美麗少女的聰明才智，同情她不幸的悲劇命運;又痛惜她奴隸般地信奉封建禮教，批判她“隨分從時”的處世哲學。因而，他要塑造的是一個品格端莊，容貌美麗，才華出眾，學識淵博的青春少女，被封建禮教所毒害以至毀滅的過程。正因為如此，作者對薛寶釵性格的發掘，并沒有到此止步，而是用細膩的筆觸，多方面地展現她性格中美好的、健康的因素與陳腐的、窒息的成分之間似乎矛盾然而又是奇妙的統一。這就是薛寶釵這一典型形像的根本特點。作者對這個根本特點表現得愈深刻，愈充分，便愈是深入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對這個少女精神上的毒害和摧殘，便愈是尖銳地批判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在對封建社會批判的深刻性上，這一形像并不比賈寶玉、林黛玉的形像差，只不過前者的毀滅是叛逆者的悲劇，后者的毀滅是殉道者的悲劇。然而，他們都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薛寶釵的悲劇雖然不值得人們同情，但它所顯示的批判意義卻是非常深刻的。曹雪芹橫絕一代的卓識，正表現在這里，作者塑造薛寶釵這一形像的匠心，也表現在這里。只有從這個根本特點出發，才能真正認識這二藝術形像。

　　《紅樓夢》在塑造人物形像時，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進行反復描寫和刻畫，以使其突出鮮明外，還繞圍這一基本性格特征展開其他方面的描寫和刻畫，使人物性格更加復雜和豐富。薛寶釵的形像也是這樣塑造出來的。

　　薛寶釵這個封建淑女的典型，除了她作為封建禮教的信奉者、執行者和殉道者這一基本點之外，她的性格還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面。

　　薛寶釵不僅品格端方，容貌美麗，而且天質聰慧，博學宏覽。幼年時富有文化教養的家庭環境和聰慧的心靈，造成她深厚的藝術修養和廣博的知識。她對文學、藝術、歷史、醫學以至諸子百家、佛學經典，都有廣泛的涉獵和淵博的知識，連以“雜學旁收”著稱的賈寶玉也遠非所及。如元妃歸省時，對寶玉詩中“綠玉”改“綠臘”的指點，以及對湘云問“棔”樹的解釋。她對藝術創作有著深刻的理解，發表過精辟的見解。如她在論畫時指出，藝術家在創作前必須心中先有丘壑，才能對素材進行精當的剪裁和處理，才能達到真實地再現生活的目的;她在詩歌創作中提出要“各出己見”，“不與人同”，“要命意新奇，另開生面”，她反對跟著別人腳蹤走去的摹擬和模仿的見解，無疑是頗有見地的。顯然，在這些地方，作者是將自己對藝術的獨到見解賦予了這位才華出眾的少女。

　　她自己的詩歌創作，也頗具特色。在大觀園的詩人中，只有林黛玉可以跟她抗衡。在多次詩歌比賽中，她是經常奪冠的。她的詩構思新穎，意境深邃，具有雍容典雅，含蓄渾厚的風格。這樣，作者又賦予薛寶釵的形像以濃郁的書卷氣和優美的詩人氣質。在這些地方，作者對她是贊賞的。

　　薛寶釵性格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還表現在她所具有的一些美好的品格。比如，她處事周到，辦事公平，關心人，體貼人，幫助人。一次，襲人想央求湘云替她做點針線活，寶釵知道后，馬上對她講明史湘云“在家里一點做不得主”，“做活做到三更天”，“一來了就說累得慌”的苦衷，責怪她“怎么一時半刻不會體貼人”，并主動接去了要湘云做的活計。還有一次，湘云要開社作東，寶釵因伯她花費引起她嬸娘報怨，便資助她辦了螃蟹宴。因此，這位心直口快、性情豪爽的小姐，曾經真心地這樣稱贊寶釵：“這些姐妹們，再沒有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樣一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礙的。”對于寄人籬下的林黛玉，家境貧寒的邢岫煙，也都給過種種幫助。即使對大觀園的下人，她也能體貼他們的起早睡晚，終年辛苦的處境，為他們籌劃一點額外的進益。

　　薛寶釵在寶、黛、釵愛情婚姻中的態度和作用，歷來是分析寶釵這一形像的重要內容。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釵、黛是一對情敵，有人甚至認為，寶釵為了爭奪“寶二奶奶”的寶座費盡了心機;是她“欺騙了寶玉，害死了黛玉”，爬上了寶二奶奶的寶座。她簡直成了破壞寶黛愛情的元兇和殺害林黛玉的劊子手了。

　　我們從作品的描寫中，得不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看到的是生活的和藝術的真實。

　　在二人關系的開始階段;她們之聞確實是頗為緊張的;在寶黛青梅竹馬，情甜意密之時，突然來了一個“品格端方，容貌美麗”的薛寶釵，這對林黛玉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威脅;特別是當有了“金玉良緣”之說后，黛玉更感到寶釵是她的一個實力雄厚的情敵。所以，她利用—切機會處處對寶釵投以充滿敵意的、鋒芒畢露的諷刺，總是警惕地暗中窺探寶玉和寶釵的動靜。書中多次寫到，寶釵和寶玉說話時，黛玉不是及時地來到，就是在背后偷聽了去。例如“識通靈”“認金鎖”的時候;寶玉看寶釵腕子上的香串時;還有一次，賈母傳寶黛二人吃飯，二玉因鬧了別扭，黛玉競一人先走了。寶釵使勸寶玉陪黛玉一起去吃飯;寶玉當時說了一句：“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事后，黛玉多次在寶玉、寶釵面前重復這句話，可見二人的談話都被黛玉背后偷聽去了;這種情況書中還不少。可以這樣說，釵、黛關系的緊張，并不是寶釵要與黛玉爭奪寶玉引起的，而是黛玉為保護自己的愛情而處處防范的結果。相反，寶釵對寶、黛的親近，倒是采取了明智的回避做法。關于這，書中有多次明確的描寫。說寶釵為爭奪“寶二奶奶”的寶座，處處監視寶、黛，陷害黛玉，是不符合書中描寫的實際情況的，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但這并不是說寶釵對寶玉毫無感情，她對寶玉是有愛憎之意的;且時有流露。但由于封建道德觀念的嚴重束縛，使她連黛玉那樣痛苦曲折地表達自己傷感情的勇氣也沒有，在她看來，婚姻大事完全決定于父母之命，媒婆之言，如果表現出任何一點主動的意圖和行動，都是傷風敗俗的可恥勾當。薛蟠說她愛上寶玉的話，因太傷了她的廉恥;氣得她“整哭了一夜”。事實上，寶釵對寶、黛二人的親厚，往往表現出一種局外人的超然態度。當寶釵聽到有人開他們二人的玩笑時，常常添上幾句湊趣;有時自己也開他們的玩笑，并未表現出拈酸吃醋的形景。這就是釵黛和好前、她們在愛情問題上的態度。

　　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之外，這一對“情場冤家”終于和解了，而且是以黛玉主動認錯，承認“往日竟是我錯了”而導致和解的。有人認為，這是陰謀家薛寶釵的勝利，幼稚的林黛玉上了當。果真是這樣嗎?請讀瀆“秋雨夕悶制秋雨詞，金蘭契畫剖金蘭語”那一回吧。寶釵確實征服了黛玉，但那不是用的陰謀詭計，而是用她忠誠信奉的封建禮教。從這件事中，黛玉看出寶釵并未拿她的“行為失檢”作話柄，到處張揚，大作文章，而是真心地勸，說她，開導她，因而消除了“疑癖”，主動作了和解的姿態，此后，通過“薛姨媽愛語慰癡顰”等章回;進一步描寫了她們友情的發展。她們的關系親密到“竟比別人好十倍”的程度，連寶玉都感到奇怪，“暗暗納罕”。作者寫出了二人友情的建立和發展，就十分明確地排除了對寶釵形像——同時也即對作者的藝術構思——的誤解，寶釵不是撥亂其間的小丑，更不是破壞寶留愛情的元兇。她和黛玉都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這樣，就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扼殺寶、黛愛情的真正元兇——封建統治者。

　　最后，在薛、林二人當中，賈府統治者選中了薛寶釵，黛玉因此“淚盡而逝”。那么，能否據此斷言，這是薛寶釵陰謀詭計的勝利，而林黛玉是陰謀下的犧牲品呢?前邊的分析已經作了否定的回答。事實上，賈母等人所以選中了寶釵，是喜歡她“品格端方”，“穩重和平”，而決非她玩弄了什么陰謀詭計的結果。如果把寶玉與寶釵的婚姻說成是寶釵煞費心機造成的“金玉良緣”，恰恰否定了封建禮教戲害青年的幸福和生命的罪惡。事實是，婚后寶玉“懸崖撒手”，出家為僧，寶、黛、釵三者的愛情婚煙糾葛，到頭來都是一場悲劇——是封建禮教的叛逆者和信奉者的雙重悲劇——盡管二者的意義不同——卻都是悲劇，真是所謂“干紅一哭”，“萬艷同悲”。《紅樓夢》婚姻悲劇的意義正在這里，它所批判的封建禮教的罪惡的深度也正在這里;這個悲劇;并非僅僅是性格的悲劇，愛情的悲劇，而更是一個社會悲劇，時代悲劇。薛寶釵這個藝術形象對封建禮教的批判意義，并不亞于寶、黛二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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