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中的詩歌曲賦鑒賞

時間：2024-10-13 21:11:25 紅樓夢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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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紅樓夢》中的詩歌曲賦鑒賞

　　引導語：《紅樓夢》這部經典的作品，無論是內容還是寫作的手法，都值得我們用心細細的品讀。

論《紅樓夢》中的詩歌曲賦鑒賞

　　論《紅樓夢》中的詩歌曲賦鑒賞

　　我國人民引以為榮的偉大文學家曹雪芹，除了有一部不幸成為殘稿、由后人續補而成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傳世以外，幾乎什么別的文字都沒有保存下來。然而，誰也不會懷疑他的多才多藝。小說家要把復雜的生活現象成功地描繪下來，組成廣闊的時代畫卷，這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和修養。在這一點上，曹雪芹的才能是非凡的。他能文會詩，工曲善畫，博識多見，雜學旁收，三教九流無所不曉。

　　自唐傳奇始，“文備眾體”雖已成為我國小說體裁的一個特點，但畢竟多數情況都是在故事情節需要渲染鋪張或表示感慨詠嘆之處，加幾首詩詞或一段贊賦駢文以增效果，所謂“眾體”，實在也有限得很。《紅樓夢》則不然，除小說的主體文字本身也兼收了“眾體”之所長外，其它如詩、詞、曲、歌、謠、諺、贊、誄、偈語、辭賦、聯額、書啟、燈謎、酒令、駢文、擬古文……等等，應有盡有。以詩而論，有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騷體，有詠懷詩、詠物詩、懷古詩、即事詩、即景詩、謎語詩、打油詩，有限題的、限韻的、限詩體的、同題分詠的、分題和詠的，有應制體、聯句體、擬古體，有擬初唐《春江花月夜》之格的，有仿中晚唐《長恨歌》、《擊甌歌》之體的，有師楚人《離騷》、《招魂》等作而大膽創新的……，五花八門，豐富多彩。這是真正的“文備眾體”，是其它小說中所未曾見的。

　　借題發揮傷時罵世

　　《紅樓夢》當然不像它開頭就宣稱的那樣是一部“毫不干涉時世……大旨談情”的書，它只不過把“傷時罵世之旨”作了一番遮蓋掩飾罷了。詩詞曲賦中有時比較可以說些小說主體描述文字中所不便直接說的話，在借題發揮、微詞譏貶上有時也容易些。

　　比如薛寶釵所諷和的《螃蟹詠》，其中有一聯說：“眼前道路無經緯，皮里春秋空黑黃。”寫的雖然是橫行一時、到頭來不免被煮食的螃蟹，但是作為給那些心機險詐、善于搞陰謀詭計、不走正路、得意時不可一世的政客、野心家畫像，也十分維肖，他們最后不都是機關算盡，卻逃脫不了滅亡的下場嗎?小說中特意借眾人之口說：“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可見，確是在借題發揮“罵世”。

　　又比如《姽婳詞》，看起來對立面是所謂“‘黃巾’、‘赤眉’一干流賊余黨”，頌揚的是當今皇帝有褒獎前代所遺落的可嘉人事的圣德，實質上則是指桑罵槐，揭露當朝統治者的昏庸腐朽：“天子驚慌恨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如果不是借做詩為名，敢于這樣直接干涉時世、譏諷朝廷嗎?

　　再如“杜撰”誄文，以哀痛悲切為主，感情當然不妨強烈些、夸張些，文章不妨鋪陳些，把可以拉來的都拉來。“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作俑。”既然古時楚人如屈、宋等可以用香草美人筆法來譏諷政治黑暗，我當然也不妨借悼念芙蓉女兒之名寫上一點“傷時罵世”的“微詞”，責任可以推給“作俑”的“古人”，所以，在祭奠一個丫頭的誄文中，把賈誼、鯀、石崇、嵇康、呂安等在政治斗爭中遭禍的人物全拉來了。“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罳，螢施妒其臭，苣蘭竟被芟鈕!”“固鬼蜮之為災，豈神靈而亦妒!鉗詛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一任意纂著”的文中表達了屈原式的不平，“大肆妄誕”的筆下爆發出志士般的憤怒。從全書來看，似此類者雖則不算多，但卻也不能不予以注意。

　　小說的有機組成部份

　　《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是小說故事情節和人物描寫的有機組成部份，這也是有別于其他小說的一個特點。

　　當然，其他小說也有把詩詞組織在故事情節中的，比如小說中某人物所寫的與某事件有關的詩等等，但在多數情況下，則是可有可無的閑文。如果我們翻開李卓吾所評的一百回本《明容與堂刻本水滸傳》，就會發現它的詩和駢體贊文，要比后來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或七十回本來得多，但其中有一些被評者認為是多余的，標了“可刪”等字樣。的確，這些無關緊要的附加文字，刪去后并不影響內容的表達，有時倒反而使小說文字更加緊湊、干凈。有些夾入小說的詩詞贊賦，雖則在形容人物、景象、事件和渲染環境氣氛上也有一定作用，但總不如正文之重要，有些讀者不耐煩看，碰到就跳過去，似乎也沒有多大影響。

　　《紅樓夢》則不然。它的極大多數詩詞曲賦都是融合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中的，如果略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后文意弄明白，或者等于沒有看那一部份的情節。比如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所看到的十二釵冊子判詞和曲子，倘若我們跳過不看，或者也像寶玉那樣“看了不解”，覺得“無甚趣味”，那么，我們能知道的至多是寶玉做了一個荒唐的夢，甚至簡直自己也有點像在夢中。而讀第二十二回中的許多燈謎詩，如果只把它當成猜謎游戲而不理解它的寓意，那么，我們連這一回的回目“制燈謎賈政悲讖語”的意思也將不懂。

　　有些詞、賦，表面看游離于情節之外，但細加尋味，實際上仍與內容有關。《警幻仙姑賦》是被脂評認為近乎一般小說慣用的套頭的閑文，他說：“按此書凡例(體例也，非“甲戌本”卷首之《凡例》。——筆者)本無贊賦閑文，前有寶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此二人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前詞卻是作者別有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也。”(“甲戌本”第五回眉批)這里指出《紅樓夢》在一般情況下不用其他小說所常用的“贊賦閑文”是很對的，至于說此賦不像評寶玉的《西江月》二詞那樣“別有深意”，所以“不見長”，似乎還值得研究。

　　就此賦本身內容而論，確實像是閑文，看不出多大意義。可以說寫得“不見長“，因為它僅僅把警幻仙姑的美貌夸張形容了一番，而且遣詞造句也多取意于曹子建的《洛神賦》，但正是后一點所造成的似曾相識的印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曹植的文句在這里常常只是稍加變換。比如：一個說“云髻峨峨”，一個就說“云髻堆翠”;一個說“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一個就說“纖腰之楚楚兮，回風舞雪”;一個說“若將飛而未翔”，一個就說“若飛若揚”;一個說“含辭未吐”，一個就說“將言而未語”;一個說“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一個就說“待止而欲行”……如此等等。難道以曹雪芹的本領，真的只能模擬一千五百多年前他的老本家之所作(而且又是大家熟悉的名篇)而亦步亦趨嗎?我想他還不至于如此低能。

　　讓讀者從賈寶玉所夢見的警幻仙姑形象，聯想到曹子建所夢見的洛神形象，也許正是作者擬此賦的意圖。曹植欲求娶原為袁紹兒媳的甄氏而不得，曹操將她許給了曹丕，立為后，不久被賜死。曹植過洛水而思甄后，夢見她來會，留贈枕頭，感而作賦。但是他假托是賦洛神宓妃的，說：“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事，遂作斯賦。”(《洛神賦》序)所以，李商隱有“賈氏窺簾韓椽小(晉賈充之女與韓壽私通事)，宓妃留枕魏王才”(《無題》)的詩句。小說寫警幻仙姑不也是寫寶玉與秦氏曖昧關系的托言嗎?在“不了情撮土為香”一回中寶玉曾說：“古來并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這些話正可幫助我們窺見作者擬古的用心。總之，此賦原有暗示的性質，非只是效顰古人而濫用俗套，可惜深悉作者用意的脂硯齋沒有能體會出來。

　　時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

　　《紅樓夢》中通過賦詩、填詞、題額、擬對、制謎、行令等等情節的描繪，多方面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封建階級的文化精神生活。詩詞吟詠本是這一掌握著文化而又有閑的階級的普遍風氣，而且更多的還是男子們的事。因為曹雪芹立意要讓這部以其親身經歷、廣見博聞所獲得的豐富生活素材為基礎而重新構思創造出來的小說，以“閨閣昭傳”的面目出現，所以把他所熟悉的素材重新鍛鑄變形，本來男的可以改為女的，家庭之外甚至朝廷之上的也不妨移到家庭之內等等，使我們讀去覺得所寫的一切好象只是大觀園兒女們日常生活的趣聞瑣事。其實，通過小說中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所曲折反映的現實生活，要比它表面描寫的范圍更為廣闊。

　　我們從小說本文的暗示，特別是脂評所說“借省親事寫南巡”等話，可以斷定在有關元春歸省盛況的種種描寫中，有著康熙、乾隆南巡，曹家多次接駕的影子。這樣，寫寶玉和眾姊妹奉元春之命為大觀園諸景賦詩，也就可以看作是寫封建時代臣僚們奉皇帝之命而作應制詩的情景的一　　種假托。人們于游賞之處喜歡擬句留題、勒石刻字的行為，至今還被稱為“乾隆遺風”，可見這種風氣在當時上行下效，是何等盛行!這方面，小說中反映得也相當充份。此外，如制燈謎、玩骨牌、行酒令，斗智競巧，花樣翻新，也都是清代極流行的社會風俗。

　　大觀園兒女們結社作詩的種種情況，與當時宗室文人、旗人子弟互相吟詠唱酬的活動十分相似。如作者友人敦誠的《四松堂集》中就有好些聯句，參加作詩者都是他們圈子里的詩伴酒友，可見文人相聚聯句之風，在清代比以前任何朝代更為流行。(小說中兩次寫到大觀園聯句。)如果要把這些生活素材移到小說中去，是不妨把芹圃、松堂等真實名號改為黛玉、湘云、寶釵之類芳諱的。《菊花詩》用一個虛字、一個實字擬成十二題，小說里雖然說是寶釵、湘云想出來的新鮮做詩法，其實也是當時已存在著的詩風的藝術反映。比如與作者同時代的宗室文人永恩《誠正堂稿》和永嵩山的《神清室詩稿》中，就有彼此唱和的《菊花八詠》詩，詩題有《訪菊》、《對菊》、《種菊》、《簪菊》、《問菊》、《夢菊》、《供菊》、《殘菊》等，小說中幾乎和這一樣，可見并非向壁虛構。至于小說中寫到品評詩的高下，論作詩“三昧”，以及談讀古詩的心得體會等等，與其說是為“閨閣昭傳”，毋寧說是為文人寫照。

　　史湘云《對菊》詩有寫傲世情態一聯說：“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試想這是一位公侯小姐的形象嗎?男子讀書的有儒冠，做官的戴紗帽，只有那些隱逸狂放之士才“科頭”(光著頭)，閨閣女子本來就不戴帽子，何必說“科頭”呢?再說，也很少見小姐“抱膝”坐在地下的。原來這里就是一般文人所寫的傲世形象，它取意為王維《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詩：“科頭箕踞(即抱膝而坐)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探春所作的《簪菊》詩也是如此，它的后半首說：“短發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后人以為詩既是女子所寫，“短發”成何體統，遂妄改為“短鬢”，殊不知詩寫“簪菊” ，句句切題，這一句是以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為出典的，正是“短發”，否則，非但“短鬢”不能插簪，即令改為“長鬢”，又何能“勝簪”呢?如果必以女郎詩來衡量，探春也像“葛巾漉酒”的陶淵明裝束，成何模樣!特別是末聯情景，李白作《襄陽歌》說“襄陽小兒齊拍手……笑殺山公醉似泥”，是很自然的，倘若閨房千金喝得酩酊大醉，讓路旁行人拍手取笑，還自以為“高情”，這未免狂得太過份了吧。

　　固然，閑吟風月總要有點“為文造情”，也未必都要說自己的，但如果看作是作者有意借此類兒女吟哦的情節，同時曲折地摹寫當時儒林風貌的某些方面，不是更為合適嗎?

　　按頭制帽詩即其人

　　曹雪芹深惡那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伺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的“佳人才子等書 ”，可知他自己必不如此。但有一條脂批說：“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有”字的草寫形訛)傳詩之意。”(“甲戌本”第一回夾批)這又如何理解呢?是否脂評所說不確?我以為倘若理解為曹雪芹想把自己平時所創作的詩用假擬的情節串連起來，以便傳世，那是不確的。但如果說曹雪芹立志在撰寫《紅樓夢》小說的同時，把在小說情節中確有必要寫到的詩詞，根據要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文化修養模擬得十分逼真、成功，從而讓這些詩詞也隨小說的主體描述文字一道傳世，我以為，這樣理解作者“有傳詩之意”的話是可以的。這里的關鍵在于小說中的詩詞曲賦是從屬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描述的需要的，而不是相反，這是《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不同于一些流俗小說的最顯著、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這些詩詞曲賦之所以富有藝術生命力，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用茅盾同志所作作的比喻來說，叫做“按頭制帽”。(見《夜讀偶記》)

　　要描寫一群很聰明而富有才情的兒女們賦詩填詞已非易事，再要把各人之所作擬寫得詩如其人，都符合他們各自的個性、修養、特點，那必然加倍的困難。海棠詩社諸芳所詠，黛玉的風流別致，寶釵的含蓄渾厚，湘云的清新灑脫，都各有個性，互不相犯。黛玉作《桃花行》，寶玉一看便知出于誰手，寶琴誑他說是自己寫的，寶玉就不信，說“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還說“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這些話表明作者在模擬小說中各人所寫的詩詞時，心目之中先已存有每人的“聲調口氣”，“瀟湘之稿”絕不同于“蘅蕪之體”。而且在賦予人物某些特點時，還考慮到他的為人行事以及與身世經歷之間的聯系。寶釵的“淡極始知花更艷”，不但是詠白海棠的佳句，而且完全符合她為人寡語罕言、安分順時、喜歡素樸淡雅、潔凈無華、遇到旁人會見怪的事情她能渾然不覺因而博得賈府上下夸贊的個性特點。湘云的“也宜墻角也宜盆”，當然是贊好花處處相宜，但好像也借此道出了她對自幼在綺羅叢中受到嬌養，如今卻來投靠賈門、寄人籬下的環境改變滿不在乎的那種“闊大寬宏”的氣量風度。被評為壓卷之作的《詠菊》詩說：“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大有“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味道，只是已女性化了而已，這樣幽怨寂寞的心聲，自非出自黛玉筆下不可。作者讓史湘云的《詠白海棠》詩“壓倒群芳”(脂評語)，讓林黛玉在《菊花詩》諸詠中奪魁，讓薛寶釵所諷和的《螃蟹詠》被眾人推為“絕唱”，以吟詠者的某種氣質、生活態度與所詠之物的特性或詠某物最相宜的詩風相暗合，這也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曹雪芹把“追蹤躡跡”地忠實模寫生活作為自己寫小說的美學理想，因而，我們在小說中常常可以讀到一些就詩本身看寫得很不像樣，但從模擬對象來說卻是非常成功的詩。比如，綽號“二木頭”的迎春，作者寫她缺乏才情，不大會做詩，所以猜詩謎也猜不對，行酒令一開口就錯了韻。她奉元春之命所題的匾額叫“曠性怡情”，倒像這位懦小姐對諸事得失都不計較、聽之任之的生活態度的自然流露。她勉強湊成一絕，內容最為空洞，如說“奉命羞題額曠怡”、“游來寧不暢神思”，句既拙稚，意思也不過是匾額的一再重復，像這樣能使讀者從所作想見其為人的詩，實在是模擬得絕妙的。

　　在香菱學詩的情節中，作者還把自己談詩、寫詩的體會故事化了。他揣摩初學者習作中易犯的通病，仿效他們的筆調，把他們在實踐中不同階段的成績都一一真實地再現出來，這實在比自己出面做幾首好詩更難得多。

　　再如，蕓兒所寫的書信、賈環所制的謎語、薛蟠所說的酒令，都無不令人絕倒。他們寫的、講的之所以可笑，原因各不相同，也各體現不同個性，絕無雷同，然而又都可以看出作者出色的摹擬本領和充滿幽默感的詼諧風趣的文筆。在這方面，曹雪芹的才能真是了不起啊!

　　《紅樓夢》詩詞曲賦的明顯的個性化，使得后來補續這部小說的人所增添的詩詞難以魚目珠。我們知道，在制燈謎一回中，寶玉的“鏡子謎”和寶釵的“竹夫人謎”，并非曹雪芹的原作，因為原稿文字止于惜春謎，“此后破失”，“此回未補成而芹逝矣”(脂評語 )。這兩個謎語和回末的文字都是后人補的。謎語補得怎么樣呢?因為回目是“制燈謎賈政悲讖語”，所以謎語要有符合人物將來命運的寓意，這一點續補者是注意到了。寶玉的謎“南面而作，北面而朝;像憂亦憂，像喜亦喜”，似乎可以暗示后來有金玉之“喜”和木石之“憂”;一“南”一“北”，也仿佛可以表示求仕與出家之類相反的意愿或行為，謎底鏡子則可象征“鏡花水月”，所以，續補者頗有點躊躇滿志，特地通過賈政之口贊道：“好，好!如猜鏡子，妙極!”但續補者顯然忘記了寶玉是“極惡讀書”(按脂評所說“是極惡每日‘詩云子曰’地讀書。”見“甲戌本”第三回)的，而現在的謎語卻是集四句儒家經語而成的，而且還都出自最不應該出的下半本《孟子》的《萬章》篇上。小說于制謎一回之后，再過五十一回，寫寶玉對父親督責他習讀的《孟子》，尤其是下《孟》，大半夾生，不能背誦，而早在這之前倒居然能巧引其中的話制成謎語，這就留下了不小的破綻，破壞了原作者對寶玉叛逆性格的塑造。寶釵的謎雖合夫妻別離的結局，但一覽無余，與“含蓄渾厚”的“蘅蕪之體”絕不相類。一開口“有眼無珠腹內空”，簡直近乎趙姨娘罵人的口吻;第三句“梧桐葉落分離別”，為了湊成七個字，竟把用“分離”或者“離別”兩個字已足的話，硬拉成三個字，實在也不比賈蕓更通文墨;至于“恩愛夫妻不到冬”之類腔調，倘用在馮紫英家酒席上，出自蔣玉菡或者錦香院妖女云兒之口，倒是比較合適的，薛寶釵如何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再看后四十回續書中的詩詞，不像話的就更多了。試把八十九回續補者所寫的寶玉祝祭晴雯的兩首《望江南》詞與曹雪芹所寫的寶玉“大肆妄誕”“杜撰”出來的《芙蓉女兒誄》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一則陋俗不堪，一則健筆凌云，其間之差別猶如霄壤。續書九十回中還有一首寶玉的《賞海棠花妖詩》，也可以欣賞一下，不妨引出：“海棠何事忽摧頹?今日繁花為底開?應是北堂增壽考，一陽旋復占先梅。”這只能是鄉村里混飯吃的胡子一大把的老學究寫的，讀了不免心頭作惡。如此拙劣庸俗的文字，怎么可能是“天分高明，性情穎慧”(警幻仙子的評價)、寫過“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人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云來”一類漂亮詩句的寶玉寫的呢?再說，寶玉本是“古今不肖無雙 ”的封建家庭的“孽根禍胎”，現在又怎么忽然變成專會講些好話來“討老太太的喜歡”的孝子賢孫了呢?看過后人“大不近情理”的續貂文字，才更覺得曹雪芹之不可企及。

　　讖語式的表現方法

　　《紅樓夢》中詩詞曲賦在藝術表現上另有一種特殊現象是其他小說中詩詞所沒有的，那就是作者喜歡預先隱寫小說人物的未來命運，而且這種暗中的預示所采用的方法是各式各樣的。太虛幻境中的《十二釵圖冊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支曲》是人物命運的預示，這已毋庸贅述。《燈謎詩》因回目點明是“讖語”，也可不必去說它。甄士隱的《好了歌注》“甲戌本”脂評幾乎逐句批出系指某某，雖然在傳抄過錄時個別評語的位置抄得不對，(如“如何兩鬢又成霜”句旁批“黛玉、晴雯一干人”，其實這條批應移在下一句“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旁的，即《芙蓉誄》中所謂“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是也。)個別評語可能抄漏，(如“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句旁無批，可能是抄漏了賈巧姐的名字。)但甄士隱所說的種種榮枯悲歡，都有后來具體情節為依據，這也是明顯的事實，因為小說開卷第一回所寫的甄士隱的遭遇，本來也就是全書情節，特別是主要人物賈寶玉所走的道路的一種象征性的縮影。

　　除了這些比較明顯的帶有預言性質的詩歌外，小說人物平日風庭月榭、詠柳吟花的詩歌又如何呢?我們說，它們也常常是“詩讖式”的。我們就以林黛玉之所作為例吧。她寫的許多詩詞，甚至席上行令時抽到的花名簽，都可以找出一些詩句來作為她后來悲劇命運的寫照。

　　首先，她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葬花吟》就是“詩讖”。與曹雪芹同時、讀過其《紅樓夢》鈔本的明義，在他的《題紅樓夢》詩中就說：“傷心一首葬花詞，似讖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痼續紅絲?”所謂“似讖成真”，就是說《葬花吟》仿佛無意之中預先道出了黛玉自己將來的結局。究竟是否如此，這當然要看過曹雪芹寫的后來黛玉之死的情節方知。所以，有脂評曾說：自己讀此詩后很受感動，正不知如何加批才好，有一位“《石頭記》化來之人”勸阻他先別忙著加批，“俟看過玉兄后文再批”。他聽從了這話，“故擲筆以待”。(“庚辰本”第二十七回眉批，“甲戌本”略同)我把有關佚稿情節的脂評和其他資料，與這樣帶讖語性質的許多詩加以印證、研究，發現曹雪芹筆下的黛玉之死，完全是與續書所寫的不同的另一種性質的悲劇。要把問題都講清楚，需專門寫一篇長文，這里只能說一個大概：

　　八十回后，賈府發生重大變故——“事敗、抄沒”。寶玉遭禍離家，淹留于“獄神廟”不歸，很久音訊隔絕，吉兇未卜。黛玉經不起這樣的打擊，急痛憂忿，日夜悲啼，終于把她衰弱生命中的全部熾熱的愛化為淚水，報答了她平生唯一的知己寶玉。那一年事變發生于秋天，次年春盡花落，黛玉就“淚盡夭亡”。寶玉回來已是離家一年后的秋天，往日“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的景色，已被“落葉蕭蕭，寒煙漠漠”的慘象所代替，絳蕓軒、瀟湘館也都已“蛛絲兒結滿雕粱”。人去樓空，紅顏已歸黃土隴中;天邊香丘，唯有冷月埋葬花魂。據脂評透露，黛玉“證前緣”后，寶玉“對景悼顰兒”時亦有如“誄晴雯”之沉痛文字，可惜我們再也讀不到這樣精彩的篇章了!

　　這樣看來《葬花吟》中諸如“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秋天燕子飛去);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也許就是變故前后的讖語;“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也有可能正好寫出后來黛玉寧死不愿蒙受垢辱的心情。至于此詩的最后幾句“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在小說中通過寫寶玉所聞的感受、后來黛玉養的鸚鵡學舌，重復三次提到，當然更不會是偶然的了。上引明義的詩的后兩句“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痼續紅絲?”也是佚稿中的黛玉并非如續書所寫死于寶玉另娶的明證(在佚稿中，成“金玉姻緣 ”是黛玉死后的事)。須知明義讀(http://www.gzinfo.net.cn/wenxue/)到的小說鈔本，如果后來情節亦如續書一樣，他就不可能產生最好有回生之術能起黛玉之“沉痼”而為她“續紅絲”的幻想了，因為黛玉即使能返魂復活，她又和誰去續紅絲呢?

　　《代別離·秋窗風雨夕》也是未來寶玉訣別黛玉后，留下“秋閨怨女拭啼痕”(黛玉這一詠白海棠的詩句，脂評已點出“不脫落自己　 ”)情景的預示。這一點從小說描寫中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用筆的深意來的：“……隨便拿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這里，“心有所感”四字就有文章。如果說黛玉有離家進京、寄人籬下的孤女之感，倒是合情理的。但《秋閨怨》、《別離怨》或者所擬之唐詩《春江花月夜》，寫的一律都是男女相思離別的愁恨，(李白的樂府雜曲《遠別離》則寫湘妃娥皇、女英哭舜，男女生離死別的故事。)在八十回之前，黛玉還沒有這種經歷，不能如詩中自稱“離人”，對秋屏淚燭說“牽愁照恨動離情”等等，除非是無病呻吟。所以這種“心有所感”是只能當作一種預感來寫的。

　　再如她的《桃花行》，寫的是“淚干春盡花憔悴”的情景。既然《葬花吟》“似讖”，薄命桃花當然也是她不幸夭亡命運的象征。這一點，我們又從脂評中得到了證實。戚本此回回前有評詩說：“空將佛事圖相報，已觸飄風散艷花。”意思是雖然寶玉后來不顧“寶釵之妻、麝月之婢”，“棄而為僧”，皈依佛門，以圖報答自己遭厄時知己黛玉對他生死不渝的愛情，但這也徒然，因為黛玉早如桃花之觸飄風而飛散了!批書人讀過已佚的后半部原稿，他說詩是“讖語”，當然可信。

　　上面談的只是她的三首長歌，其他如吟詠白海棠、菊花、柳絮、五美諸作，以及中秋夜與湘云的即景聯句等等，也都在隱約之間通過某一二句詩，巧妙地寄寓她的未來。如聯句中“寒塘渡鶴影(湘云)，冷月葬花魂(黛玉　)”一聯，就可以看作是吟詠者后來各自遭遇的詩意畫。甚至席上行令掣簽時，也把花名簽上刻著的為時人所熟知的古人詩句含義，與掣到簽的人物命運聯系了起來。黛玉所掣到的芙蓉花簽，上刻“莫怨東風當自嗟”，是宋人歐陽修著名的《明妃曲》中的詩句，該詩的結尾說：“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 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顛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這與《葬花吟》等詩簡直就像同出一人之手。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為何花名簽上不出“紅顏勝人多薄命”句呢?現在所刻之句既有“莫怨東風”，又說“當自嗟”，豈非有咎由自取之意?這能符合黛玉悲劇結局的實際情況嗎?我們說，不出前一句主要是因為它說得太直露了，花名簽上不會刻如此不吉祥的話，隱去它而又能使人聯想到它(此詩早為大家所傳誦)，這是藝術上的成功。至于“莫怨東風當自嗟”，正是暗示黛玉淚盡而逝的性質和她在這個悲劇中所達到的精神境界的借用語。如前所述，黛玉最后只是痛惜知己寶玉的不幸，而全然不顧惜自己，雖明知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行將毀滅也在所不悔。

　　戚序本第三回末有一條脂評，可以作這句詩的注腳：“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余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絳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干，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借用《論語》的話)悲夫!”寶玉的“不自惜”，無非是引起他父親賈政大加笞撻的那類事，亦即使襲人感到“可驚可畏”的、“將來難免”會有“丑禍”的那種“不才之事”(見三十二回)。看來，黛玉憐惜寶玉后來之遭厄，又比寶玉在家里挨打那次更甚了。我由此想到警幻仙子所歌：“春夢隨云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閑愁 ”，以及薄命司所懸對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也都并非泛泛之語，就連薛寶琴《懷古絕句十首》那樣不揭示謎底的詩謎，我認為曹雪芹也都是別出心裁地另外寄寓著出人意料的深意的。

　　當然，這種詩讖式的表現方法也可以找出其缺點來，那就是給人一種宿命的、神秘主義的感覺，我以為它多少與作者對現實的深刻的悲觀主義思想有關。但從小說藝術結構的完整性和嚴密性來說，它倒可以證明曹雪芹每寫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貫始終的。這一特點，無論其優劣如何，至少對我們探索原作的本來構思、主題、主線，以及后半部佚稿的情節，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從小說的角度看，藝術成就是很高的，它在我國古典小說中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我們要了解它的藝術特點，讀懂它，欣賞它，才不致辜負這位偉大文學家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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