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退之由來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員，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韓愈退之由來，一起來看看吧。

　　退之由來

　　韓愈，唐代詩人，文學家、散文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南）人。謚號文公，故世稱韓文公，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韓愈名字的傳說 韓文公名愈字退之，說起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話。

　　韓愈父母早亡，從小就由哥嫂撫養。轉眼到了入學的齡，嫂嫂鄭氏一心想給弟弟起個又美又雅的學名，這天，鄭氏 翻開書年，左挑一個字嫌不好，右揀一個字嫌太俗，挑來揀去，過了半個時辰，還沒有給弟弟選定一個合意的學名。

　　韓愈站在一旁觀看，見嫂嫂為他起名作難，便問：“嫂嫂，你要給我起個什么名呢？”鄭氏道：你大哥名會，二弟名介，會、介都是人字作頭，象征他們都要做人去群之首，會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義都很不錯，三弟的學名，也須找個人字作頭，含義更要講究的才好，韓愈聽后，立即說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書了，這人字作頭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韓愈好了。”鄭氏一聽，忙將字書合上，問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

　　”韓愈道“愈，超越也。我長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無來者，決不當平庸之輩。”嫂嫂聽后，拍手叫絕：“好！好！你真會起名，好一個‘愈’字吆！”

　　韓愈怎么會給自己起出一個這樣又美又雅的名呢？原來他自幼聰慧，飽讀經書，從三歲起就開始識文，每日可記數千言，不到七歲，就讀完了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賦和文化素養，使他早早就抱定了遠大志向，這個“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懷表露。 他長到十九歲時，已經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勃勃少年。這年恰逢皇科開選，鄭氏為他打點行裝，送他進京去應試。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為入場便可得中，從未把同伴擱在眼里。結果別人考中了，他卻名落孫山。后來，他在京中一連住了幾年，連續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又一連經過三次殿試，也沒得到一官半職。

　　由于銀錢早已花盡，他由京都移居洛陽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陽，友人穿針引線，他與才貌雙全的盧氏小姐訂了婚。盧小姐的父親是河南府法曹參軍，甚有尊望，韓愈就住在他家，準備擇定吉日與盧小姐完婚。盧小姐天性活潑，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韓郎的才華，一方面又對韓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擔憂，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為，現在就應當規勸他一下，可是如何規勸他呢？這天晚飯后,花前月下,二人閑聊詩文。暢談中，韓愈提起這幾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盧小姐和顏悅色地說道：“相公不必再為此事嘆憂，科場失意乃長有之事。

　　家父對我總是夸你學識淵博，為人誠摯。我想你將來一定會有作為的，只是這科場屢挫，必有自己的不足之處,眼下當找出這個緣由才是。”韓愈聽后，頻頻點頭，心中暗道：盧小姐果有見她，接著說道：“小姐講的甚是有理，俗話說自已瞧不見自已臉上的黑，請小姐賜教。”盧小姐一聽，“嗤”地笑出聲來，說道：“你真是個聰明人啊！”隨即展紙揮筆，寫道： “ 人求言實，火求心虛，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總結：韓愈捧贈言，一陣沉思：此乃小姐骯腑之語啊！自古道驕兵必敗，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謙虛之情，這個“愈”字便是證據。于是，他立即選用盧小姐贈言中的最后兩個字“退之”給自已起了人個新名字。

　　主要影響

　　文學

　　韓文

　　主詞條：古文運動、唐宋八大家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后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涂《文章精義》）。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后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并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后，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韓詩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后代有較大的影響。韓愈多長篇古詩，其中不乏揭露現實矛盾、表現個人失意的佳作，如《歸彭城》《齪齪》《縣齋有懷》等，大都寫得平實順暢。他也有寫得清新、富于神韻、近似盛唐人的詩，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但是，韓愈最具獨創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那些以雄大氣勢見長和怪奇意象著稱的詩作。他“少小尚奇偉”（《縣齋有懷》）、“搜奇日有富”（《答張徹》），天生一種雄強豪放的資質，性格中充溢著對新鮮奇異、雄奇壯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沖動，而他一再提倡的“養氣”說，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養的同時增添了一股敢作敢為、睥睨萬物的氣概，發而為詩，便是氣豪勢猛，聲宏調激，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場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審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現出一種怨憤郁躁、情激調變的怪奇特征。韓愈詩風向怪奇一路發展，大致始于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經定型。貞元、元和之際的陽山之貶，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壓力極大地加劇了韓愈的心理沖突，另一方面將荒僻險怪的南國景觀推到詩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韓愈詩風大變的重要條件。他在這一時期寫的《宿龍宮灘》《郴口又贈二首》《龍移》《岳陽樓別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等詩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蕩、驚怖、幽險、兇怪的詞語，諸如“激電”、“驚雷”、“怒濤”、“大波”以及出沒的“蛟龍”、悲號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輻湊筆端，構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意象。

　　在詩歌表現手法上，韓愈也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用寫賦的方法作詩，鋪張羅列，濃彩涂抹，窮形盡相，力盡而后止。《南山》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全詩102韻，長達一千多字，連用七聯疊字句和51個帶“或”字的詩句，鋪寫終南山的高峻，四時景象的變幻。令人讀來，雖覺十分詳盡，卻又頗為煩瑣。再如那首著名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極寫一場山火的強猛酷烈。這是一種超乎常情的創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獨造，乃是韓愈在詩歌藝術上的主要追求目標。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于這類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對于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后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原詩》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

　　教育

　　韓愈三進國子監，任博士一職，后又任國子監祭酒。他力改恥為人師之風，廣招后學，親授學業，留下了論說師道激勵后世和提攜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論文中，他強調了求師的重要性，認為只要是有學問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

　　思想

　　韓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韓愈。他在儒學式微，釋、道盛行之際，力辟佛、老，致力于復興儒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其實就是復興儒學的重要手段。

　　政治

　　韓愈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對于韓愈對待藩鎮割據的態度，學者郭預衡指出：韓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傾向是“反對藩鎮割據，而歌頌平叛的勝利；贊揚主戰派，而批評主和派”，認為“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堅定立場，不應因為碑文少寫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貶低”，而且他“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還不僅表現在平定淮西的一時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貫穿著這個思想。”

　　史學

　　唐人稱韓愈有史家的筆力，他撰有《順宗實錄》5卷，是韓愈在韋處厚所撰3卷《順宗實錄》基礎上改寫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備書，茍關于時，無所不錄。” 從實錄可看出他對宮市之斥責，對鹽鐵使進奉的批判，對京兆尹李實罪行的揭露等等，說明表狀所言，符合實情。

　　《順宗實錄》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對，原因是“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二人上前屢言不實。” 于是“累朝有詔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寫，幾經曲折，終于遵照旨意，將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詳正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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