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范仲淹觀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之理想人格

　　范仲淹一篇“岳陽樓記”令當年的大宋皇朝一時洛陽紙貴，文人墨客爭相傳頌。其行文之華麗，思想之深邃，不用多說。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曠達胸襟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抱負更是后世學習之楷模，被朱熹稱為“有史以來天地間第一流人物”！

　　這篇文章一般被認為是范仲淹人格理想的真實寫照，這固然沒錯，但這遠遠不是開創(chuàng)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理想人格的先河之源動力。宋朝在繼承的基礎上，發(fā)展和完善了隋唐的科舉制度，對中國整個社會產(chǎn)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君主和貴族的政治演變?yōu)榫�主與士大夫的政治，普通百姓通過科舉來入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此晉升到士大夫的地位，打破了過去給貴族所壟斷的從政之路，于是士的階層應運而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士”必須要依附于皇權的力量才可能發(fā)揮其改造社會的作用，但其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使他必須要對抗君權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哪用怎樣的精神理念、原則來指導和規(guī)范他們的一言一行呢，怎樣的理想人格才是他們的典范呢。于是，構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成為那個時代的歷史重任。

　　在先秦時候，孔子已經(jīng)提出作為士的行為準則。“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則現(xiàn)，無道則隱”。“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點明士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應該如何去取舍的人生哲學。雖然孔孟是大圣人，說出來的話幾乎都是金句，這固然沒錯。但范仲淹覺得還遠遠不夠，這只不過是一種被外部力量所驅使的行為而已。問題不是在于邦有道或無道的時候人應該如何做，而在于不管是有道或者無道你都應該堅持用同樣的原則去做。強調內心的自由與自律才是構建自我人格理想的方法，真理與準則不依賴外部力量所給予，不需要外求，真理就在我們的每一個人心中。

　　有見及此，范仲淹命人重新修建了嚴光祠堂，題為“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嚴光何許人也呢。

　　嚴光，一個東漢初年的隱士，和漢光武帝（劉秀）早年曾為同學，后來漢光武帝即位后四處尋訪找這個老同學，但嚴光乃隱名換姓，避至他鄉(xiāng)。劉秀思賢念舊，令繪形貌尋訪。后來好不容易找到了，遣使問候，嚴光向來人說道：“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劉秀至館所看望，光臥著不起。帝撫光腹說，咄咄子陵，為何不肯相助？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答，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劉秀上車嘆息而去。后復請他入宮論道舊故，因共偃臥。相傳嚴光以足加帝腹上，次日太史官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著說，這是我與故人子陵共臥耳。（主要參考來自百度）

　　嚴光在政治清明之際尚且還保留著自己以道抗世的節(jié)義作風，以個人的自由為前提，跳出了有道與無道的傳統(tǒng)理論。范仲淹看重嚴光的正是其獨立自主與高風亮節(jié)的人格理想，比起官位重要得多的是人的生命自由、生存的自由、以及精神與思想的自由。經(jīng)范仲淹對嚴光這一歷史人物的提倡與重建，大大影響了北宋時期政治與知識階層，在其家鄉(xiāng)也重修了祠堂，立了碑文。同時，歌詠嚴光的詩文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在真實的歷史印證中顯示，官方也主持和參與了修建的整個過程，表明官方也是肯定了名士高風亮節(jié)的人格風范與政治理想。一直到南宋時期，贊頌嚴光的詩篇都長盛不衰。雖然南宋時期政治格局陷入了動蕩，但崇尚自由與獨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時代是的主流，士大夫與民眾理想的時代典范仍然是象嚴光那樣的，具有自由精神的隱逸名士。

　　玉匣蛟龍已草菜，一丘馬鬃尚封培。云臺若也表名姓，千古誰知有釣臺。

　　這是南宋時期丞相史浩的“嚴光墓”的吟唱，而另外一首“題嚴陵釣臺”更是道出了這一時代追求。

　　功名于道九牛毛，無怪先生抵死逃。漠漠桐江千古后，云臺何似釣高臺。

　　這就可以理解為何范仲淹與當時的宋人為何不推崇積極入世的名臣將相，輔助君王建功立業(yè)的能人。而唯獨推崇這個在以前歷史上不怎么起眼隱士的原因了。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獨立的人格與自由的精神作為理念的支撐，就根本談不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只能成為一句響亮的口號而已。這正是整個大時代賦予了宋人自由與獨立的思想，而歷史也證明了宋朝人的知識分子與士大夫的政治話語權是歷朝歷代中最高的，前比漢唐，后超元明清，從而開創(chuàng)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獨立的理想人格的先河。

　　后來宋朝滅亡了，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不乏有人歸咎為“空談誤國”。意思是給知識分子與士大夫太多的權力與自由了，以至出現(xiàn)后來的黨爭與內斗等等。對這種看法我實在不敢茍同，當然我們現(xiàn)在很難深入到那時候的歷史語境當中，真相永遠都在幕后不為人所知。但我們現(xiàn)在身處和平年代，如果要在一個專制而統(tǒng)一的國家與一個自由開明地區(qū)來作選擇的話，我會偏向于后者。就像富蘭克林所說，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國家。放眼當今知識分子獨立的人格精神與以道抗世的理念已經(jīng)不復存在，知識分子的道德普遍低下，大多都是為帝王唱贊歌，不為蒼生說人話。而當代需要構建的理想人格與時代精神，究竟何去何從，是重回過去大宋時代，還是應該與傳統(tǒng)割裂呢。不管怎樣都好，我認為如果知識分子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尊嚴與思想自由，而屈服于外部權威，為其張目，甚至為其尋找形而上的理論根據(jù)，那才是真正的空談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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