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小說中的儒家精神

　　遲子建的小說具有濃厚的儒家精神，小說人物身上體現出的仁愛精神、智慧以及重義輕利的人生態度，都是儒家精神的集中表現。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流脈，它的人生價值觀念對中國人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作為一個中國人，必然會受到這種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儒家精神幾千年來已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沉淀在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里，從而成為我們的處世標準，看事態度”。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我們也能明顯地看到儒家精神的印記，其小說人物身上體現出的仁愛精神、智慧以及重義輕利的人生態度，都是儒家精神的集中表現。

　　一 廣博的仁愛精神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所謂“仁者人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復禮為仁”，孟子也說“仁者愛人”，“仁，人心也”，在這里，“仁”的主要意思是“愛人”，是對他人的同情和關懷，也就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它是人的內在情感的表現，是人天生就有的善端，是在他人遭遇困難危險時而給予關愛和幫助的自然情感的流露。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做人的根本，是引導人心趨善的核心。在遲子建小說的人物身上，同樣也所放射著“仁愛”的光輝，對于人性，遲子建給予了較多善的成分，她認為“善是一種生活狀態，我的小說就是展示這么一種狀態”。在她的小說中，這種“仁愛”精神有多方面的表現，小說《盲人報攤》、《霧月牛欄》表現的是親人之間的關愛;《鴨如花》表現的是萍水相逢的人之間的互愛互助;《白雪的墓園》、《日落碗窯》表現的是鄰里之間的關懷與幫助;小說《逝川》、《鴨如花》、《秧歌》則表現了人們對自然界萬物生靈的愛。小說《盲人報攤》中，主人公吳自民夫婦是一對情深意厚的盲人夫妻，每天上午，他們都手牽手到街口賣報紙，對于他們來說，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雖然眼睛看不見，但他們內心卻充滿了光明和關愛，他們生活在幸福之中，因為“全院只有我們是不吵嘴的夫妻，因為我們相互看不見，在我心目中，你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人”，正是依靠彼此的體貼和扶持，依靠愛的紐帶，盲人夫妻才度過生活的道道難關。小說《霧月牛欄》中，繼父因無意中的失手把兒子寶墜打成了弱智，對于自己的過失，他后悔莫及，幾年來一直心懷深痛的愧疚感，想方設法尋求機會彌補自己的過失，當他請求寶墜回屋居住而被寶墜斷然拒絕后，他在寶墜愿意居住的牛欄盤了炕，打掃得非常整潔干凈，而且每天晚上都來照看寶墜，并花掉家里所有的積蓄為寶墜看病，因為終日為寶墜的病情憂心，最后繼父因積郁成疾而含恨致死，仁厚善良的繼父為自己的失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生命中“仁”性的力量伴著他在負罪中走向死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情不能代表全部，當人只懂得關愛自己的親人而不知道關愛其他人的時候，親情就變成了一種具有狹隘性的情感，所以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普通人之間也充滿了濃濃的暖意。小說《鴨如花》中的徐五婆，每天與自己喂養的鴨子為伴，就是這樣一個孤苦伶仃的老人，內心卻充滿了關愛與仁慈，對待那個害死了父親的逃犯，她開始也是充滿戒備與恐懼的，但當她得知逃犯越獄的目的是為了到父親的墳前表達內心的懺悔，并非逃避法律的懲罰時，她對逃犯動了惻隱之心，像母親一樣關懷幫助他，不僅讓他吃住宿在自己家中，而且幫助他完成了到父親墳前懺悔的愿望，在逃犯投案自首并受到正義的懲罰后，徐五婆還為他收尸安葬。小說中，徐五婆是一個普通的人，但她的行為，卻體現了人性中“仁愛”的強大力量。“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徐五婆對逃犯的關愛和幫助，并不是要換回逃犯的報答，因為她知道逃犯是逃脫不了正義的懲罰的，她這樣做完全是出于人的惻隱之心，是一種仁愛善良的本能，是內心良知良能的體現。另外，像《日落碗窯》中吳云華對王張羅夫婦的體貼關照，《逆行精靈》中萍水相逢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幫助，《白雪的墓園》中鄉親們對剛失去父親的“我”的同情和照顧等，都是仁愛精神的具體體現。在遲子建的小說中，這種仁愛精神不僅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上，而且還擴張到自然界的所有生靈。小說《逝川》、《鴨如花》、《秧歌》就表現了人們對身邊的狗馬牛羊、花草蟲魚，甚至是吃人的黑熊都懷有無限的愛意。孟子倡導“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遲子建也有相同的觀點：“一個好作家對有靈性的萬事萬物有一種關愛憐憫之情。”所以，在遲子建的筆下，自然界的一切生靈，都是人們“仁愛”關注的對象。小說《逝川》中，人們把捕撈回來的藍色淚魚像孩子一樣寬慰開導，然后把得到溫暖的淚魚重新放回江中，《鴨如花》中的徐五婆，害怕熏黑菠菜而熄滅了煙，《秧歌》中的洗衣婆，發現落葉和蟲子落到身上之后，因為害怕它們孤獨，總是要把它們送回原來的居所。對世間萬物的關愛與珍重，體現了遲子建小說中人物對生命價值的普遍尊重，也是對儒家“仁愛萬物”觀念的再現與體認。遲子建的小說，從日常生活的多個方面，多層次體現了儒家的這種“仁愛”精神，并成為她的小說的一種主導性情感。在歌頌這種“仁愛”精神的同時，遲子建的小說也從另外一個層面對“非仁”之舉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小說《樹下》中，七斗的姨夫毫無人性，竟厚顏無恥地占有了幼小的七斗，遲子建在小說中讓他死于非命。小說《羅索河瘟疫》中的酒鬼別利，殺人越貨，無惡不作，小說中這個不孝之子被絕望的母親殺死。對不仁不義之人，遲子建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解構與批判，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她對人間至善的追求與向往。

　　二 充滿智慧的人物形象

　　智，也就是智慧，是儒家“仁、義、禮、智、信”中的五德之一。在小說中，遲子建為我們塑造了一群這樣的人物，他們沒有很多的文化知識，但卻充滿了智慧。小說《逝川》中的吉喜，釀酒、織網、捕魚、曬魚干，樣樣得心應手，在阿甲漁村，人們都非常喜歡她釀的酒、煮的茶、熏的煙葉。小說《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主人公陳生，雙手非常靈巧，會用青草編制各式各樣的家什，甚至做手術用的醫療器具也會編織。《原始風景》中的老人，能用雪堆雕各種造型，是如同冰雕一樣華美的藝術品。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智”并非現代高科技所達到的高超技能，它更多的是指人與生俱來的一種靈性與品格，因為智慧是為了更好的為“仁”，也就是儒家所說的“未知，焉得仁”，“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智”只有和“仁”緊密結合，“仁”經過“智”的升華，才能做一個真正“智慧”而“仁愛”的人，“才能由自在走向自為，形成完善的人格，并賦予行為以自覺的性質”。 　　三 重義輕利的人生態度

　　“義”也是儒家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到“義”要涉及到“利”，很多情況下，義與利是相互矛盾的，要么棄義取利，要么取義舍利，義利往往不可兼得。對于義利的取舍，儒家的觀點是“近義遠利”，孔子曾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以義為上”，孟子也有相同的看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遲子建小說中的人物，也以“重義輕利”的態度，選擇了對“義”的執著堅守。小說《偽滿洲國》中的胡二，雖然是一個土匪，但卻是一個非常仗義的人，他不但做生意非常講信用，對朋友也是俠肝義膽。做生意時，他始終堅持信譽至上，從不投機取巧，代替朋友做交易，他毫無私心，從來不在其中賺取絲毫的益處。他對日本人懷恨在心，可對待像中村正保這樣無辜無助的日本人，卻充滿了同情，并全力保護他的安危。小說《熱鳥》中，小矮人馬師傅父女，生活經歷非常坎坷，較之常人，身材矮小的他們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便和困難，但他們在做買賣時卻始終誠信待客，經營中非常講求信用，從不欺騙顧客。他們雖然身體殘疾，卻有一顆善良，充滿正義感的心靈。在遲子建的小說中，“義”是一種至上原則，對重義輕利的人，遲子建充滿了贊賞和推崇。對見利忘義之人，遲子建也給予了最為嚴厲的批判。小說《樹下》中，七斗的姨媽自私自利，為了將外甥女七斗的金子據為己有，她弄虛作假謀劃了一起盜竊案，假稱金子已經被人盜走，而對待七斗這樣一個失去母親的可憐孩子，她也是折磨虐待，對于這樣的見利忘義之人，遲子建在小說中讓她死于亂槍之下。小說《偽滿洲國》中，棺材鋪老板楊三爺，利令智昏，完全被發財的夢想沖昏了頭腦，為了能賣出更多的棺材，他甚至盼望人們的大量死亡，小說中遲子建讓他被亂刀捅死，并且死后也不能安葬在家鄉，永遠做一個孤魂野鬼。在這里，遲子建始終高舉正義的旗幟，對見利忘義之人給予了最為嚴厲的懲處。遲子建認為，“義”是對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背叛了義，也就背叛了人的良知和本性，必然要遭受毀滅和死亡。

　　新時期以來，伴隨著中國工業化文明的進程，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飛速發展給人們帶來巨大物質利益的同時，人們的精神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物欲膨脹、精神物化、道德淪喪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成為時下人們的通病，面對這一現象，許多作家的小說中充滿了對背叛、暴力、強權等場景的描繪，而遲子建的小說，卻著眼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目光始終對準民間的人情和人性，并將儒家仁愛、智慧、追求正義等傳統道德人倫的人性置于小說人物身上，從中捕捉人性善的閃光，使我們看到了人間的溫情和生活的希望。遲子建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為精神污染的現代社會和被物欲扭曲的靈魂，提供了一種明顯的反向參照，她的出發點是引起人們靈魂的警覺，喚醒沉睡的良知，從而結束爭名逐利的紛爭，表達了她對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對人性本善的執著追求。從這一方面看來，遲子建小說的本意和出發點是好的，她所塑造的這些帶有鮮明儒家精神特征的人物，給生活在現社會的人們提供了一種人格和精神上的榜樣和垂范，是值得現代人學習的榜樣，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遲子建的小說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從另外一個層面來審視遲子建的小說，她所塑造的這些帶有儒家精神文化色彩的人物，他們所生活的場景大多是遠離都市喧囂的鄉村社會，農業文明的背景使這些人物未免帶有太多的理想色彩。毋庸置疑，中國現代文明的進程不可阻擋，歷史的車輪無法倒轉到傳統的農業文明社會中，遲子建的小說，看到了農業文明的優勢，但問題在于，遲子建小說中所倡導和贊美的這種在固有農業文明中熠熠生輝的精神價值規范，是否可以移植于現代文明社會之中，她所贊美的這種傳統文化精神，又有多少可以適用于現代精神價值規范的構建?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我們幾乎無法找到答案。從這一層面來看，遲子建的小說未免帶有一種保守的傾向，她的這種田園牧歌式小說，只能給現代人提供一種精神上的暫時安慰，無法從根本上克服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精神危機問題，也無法成為現代精神價值規范構建的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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