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論文

　　摘要：《狂人日記》敘事特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魯迅對中國文學敘事藝術養分的汲取。二者間的聯系表現在：開端敘事方面，“文言小序”承續了《史記》列傳的故事起始敘事傳統、《游仙窟》的開端敘述者模式和戚本《紅樓夢》第一回的“托言+預敘”結構方式；反諷敘事方面，《狂人日記》在敘述聲音、人物描繪、修辭三方面承續了明清奇書的多種反諷敘事策略；意象敘事方面，“月光”“趙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書房”意象，對相關傳統意象的內涵和敘事功能既有承續，也有創新。對《狂人日記》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關聯的厘清，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狂人日記》敘事藝術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從傳統敘事向現代敘事過渡的繼往開來的文學史地位。

　　關鍵詞：《狂人日記》；敘事傳統；開端敘事；反諷敘事；意象敘事

　　一、開端敘事

　　與果戈里的同名小說相比，《狂人日記》結構的獨創性主要表現在：日記體上添加了一個說明背景和命題緣起的“文言小序”。“文言小序”即“文本開端”。這里的“開端敘事”是指對文本開頭或故事起始的先行敘事單元的敘事特征與結構功能展開研究。楊義認為，中國人的時間整體性觀念以及“年月日”這一時間表述體制深刻影響了古代作家們，使他們往往把開頭當作“建立天人之道和全書結構技巧相結合、相溝通的總樞紐”①，由此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古代文學開端敘事傳統。這種傳統最早體現為詩賦的“賦序”這種形式。如魯迅讀過的“即事興情”②的宋玉四篇賦中三篇都有賦序，其功用多是“說明創作背景和命題緣起，交代其所感詠之事，幫助讀者領會主文本所蘊含之本事”③。此后，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④的《史記》，七十列傳中單個人物傳記的故事起始敘事也形成了定型的敘述模式。受歷史敘事影響，虛構敘事作品也形成了一脈相承的開端敘事模式：如被魯迅稱為“得勝頭回”⑤的宋話本的“引首”、元雜劇的“楔子”、明章回小說的“引首”、明傳奇的“副末開場”或“家門引子”、明清奇書文體標準的開端敘述模式——“在作品主體部分之前添加一個結構獨立的序曲”⑥等。《狂人日記》與這種開端敘事傳統的承續聯系集中體現為把“日記體小說”“完全民族化了”⑦的“文言小序”。

　　首先，就開端敘事的總體特征而言，“文言小序”承續了《史記》列傳“單個人物傳記”以人為中心的敘事原則、單線直觀的敘事思維、文約事豐的敘事風格，承續了唐傳奇《游仙窟》的第一人稱開端敘述者模式。在敘事原則方面，“文言小序”與《史記·管晏列傳》的首句都采用了“某某者……”的句式，這種句式是很多古典小說句首的定型模式，如《聊齋志異》“498篇中有419篇用了這一模式”⑧。它以介紹主人公的姓名、身世等為敘事邏輯的起點，體現的是一種以“人”為中心而非以“事”為中心的敘事原則。在敘事思維方面，《管晏列傳》的開端依自然時序概述了管仲的主要人生事跡，體現了“直書與實錄”的歷史敘事基本特征，反映的是單線直觀

　　基金項目：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心力：晚清思潮與早期魯迅研究”

　　作者簡介：郭海玉，女，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博士生，南陽師范學院講師（威海264209）。的敘事思維。“文言小序”也以一種單線直觀思維依自然時序側面概述了“某君”讀中學、歸鄉后大病、病愈將日記題為《狂人日記》、候補等人生經歷。雖未使用列傳敘事的全知敘述者模式，但采用了魯迅熟知的《游仙窟》第一人稱“自敘”⑨模式。這種模式也能給人一種“擬直書實錄”的感覺。在敘事風格方面，《管晏列傳》和“文言小序”的敘事語言都很嚴謹、精練，篇幅短小卻蘊藉頗深，囊括了人物波瀾壯闊的一生，呈現出一種文約事豐的風格。

　　其次，就文本開端的結構方式及功能而言，“文言小序”承續了戚本《紅樓夢》第一回的“托言+預敘”結構方式以及交代主體故事來源始末、預設多重闡釋框架、生發閱讀動力、寄寓創作意圖等功能。被魯迅盛贊“手腕高妙”的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假稱”手稿是無才補天的“石頭”的自敘傳，抄錄者是“空空道人”，編輯者才是自己。這一番人物巧置，幻化了主體故事來源，預告了人物的悲劇結局，為讀者理解故事預設了多重闡釋框架：“石頭”的“色”與“理”，空空道人的“自色悟空”，曹雪芹的`“自悔”與“悼紅”。同樣，“文言小序”中魯迅“假稱”日記是迫害狂“某君”所寫，“大哥”是日記的外傳者，“余”是抄錄者和編輯者。人物的巧置與《紅樓夢》大體相仿，也代表了理解“狂人”和日記的多種眼光。但由于“狂人”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含有“瘋子”和“狂妄的精神先驅”兩重含義，因而“文言小序”提供了更多義的闡釋框架：一是某君是個瘋子，日記里全是瘋語，他慶幸痊愈并能候補；或某君是個精神先驅，自嘲自己為“狂人”，“候補”乃是變節或權宜之舉。二是大哥認為弟弟是真瘋，日記毫無價值。三是“余”雖懂現代精神病學但擁護儒法正統文化，認為“某君”是真瘋，日記僅有醫學價值。可見，“托言+預敘”結構能夠營構一種復義的藝境，蘊含一種超越性的他者立場和置疑反諷的意向，因而更能全面反映世界的復雜本質和作者的復雜認知。

　　二、反諷敘事

　　“反諷敘事”是指在結構與修辭方面能夠產生“反諷”意味的敘事策略。作為文學術語，“反諷”源自西方，從古典主義到后現代主義，不同理論家對“反諷”的解說各異。英國文學批評家D.C.米克歸納出構成反諷的五種因素：“‘無知或‘自信而又無知的因素、事實與表象的對照、戲劇因素、超然因素、美學因素”⑩。中國古典文論中雖然從未出現過“反諷”術語，但是反諷因素或反諷敘事策略在明清奇書中就已普遍存在，并已成為古代文學界的共識。美國漢學家浦安迪很早就指出，明清奇書最突出的敘事特點是作者為探求歷史真相，一方面講述“引人入勝的故事以吸引觀眾”，另一方面“謹守文人作‘文的文化規范”，后者“始終賦予書中描畫的人物和事件以一種突出的反諷角度”。《狂人日記》的反諷特色已為學界共識。它的形成，除了與魯迅在中西文化交會語境中形成的悖論式本質思維特征相關外，也與他對明清奇書反諷敘事策略的自覺或不自覺的繼承有關聯。endprint

　　首先，戚本《紅樓夢》構設表層和深層敘述聲音的矛盾互否形成反諷的敘事策略在《狂人日記》中得到了承續。《紅樓夢》中，曹雪芹先是借空空道人之口評價此書“皆是稱功頌德”，而后直言此書“滿紙荒唐言”，最后又借“石頭”之口以正統封建禮教話語來褒貶人物，貌似對書的思想文化價值持否定態度；但是深層敘述聲音卻處處流露出反程朱理學的人文立場。可見，“荒唐”云云都是“佯裝”之語，作者的真實立場其實是以情反理的。與之相似，《狂人日記》的編輯者“余”先是借大哥把日記送人一事來暗示日記的毫無價值，而后直言日記“多荒唐之言”，最后又借“迫害狂”之口來褒貶周圍人事，貌似對日記的思想文化價值也持否定態度；但是深層敘述聲音卻凸顯出仁義道德吃人、禮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精神可以進化、啟蒙和歷史進化的觀念可疑等豐富的思想主題。可見，所謂“荒唐”云云也都是“佯裝”之語，魯迅的真實立場是反儒法正統思想的。這樣二者都通過構設表層和深層敘述聲音的矛盾孕育了濃濃的反諷意味。

　　其次，明清奇書通過形象映襯、情節起伏和構設人物言行與內心的距離來醞釀反諷意味的策略在《狂人日記》中得到了承續。如嘉靖本《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被時人推崇為英雄豪杰，但在曹操雄才大略、權謀機變的形象映襯下，卻常常顯得志大才疏、剛愎自用；此外他素以“仁義愛民”著稱于世，但在陶謙讓徐州、不救被曹操擒獲的恩人呂布、刀剮糜芳和傅士仁等情節中，卻又暴露了他言、行、心的不一以及心狠手毒的弱點，誠如魯迅所言劉備“長厚而似偽”。此外，魯迅諳熟的唐僧、賈寶玉、宋江等人也都充滿了反諷意味。對“狂人”形象的塑造，魯迅也是態度模棱兩可，既有贊賞和同情，也有批判與不滿。比如狂人在大哥貌似“寬厚”實則“兇狠”“迂腐”的形象映襯下時而“偏執”“荒唐”，時而見識超群、勇敢無畏。此外，狂人最初反對“吃人”并呼吁“救救孩子”，最終卻加入了“吃人”的隊伍。可見，《狂人日記》與明清奇書的人物描繪都充滿了反諷意味。

　　第三，明清奇書的“人名雙關語”反諷修辭策略在《狂人日記》中得到了承續。“人名雙關語”即作者利用人名的多義或同音來含納多重意蘊以實現褒貶人物的意圖。如在魯迅認為作者洞達世情、“幽浮而含譏”的《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名字含有“經世濟國”“耗費少而收益多”等意義，這與他沉迷女色、破門敗戶的品行正構成了反諷。再如魯迅費了很大心力考證多種版本的《水滸傳》中，梁山山寨的軍師吳用，名字的諧音是“無用”，這與他智勇雙全的能力素質以及成功策劃一系列梁山軍事行動的功績也構成了反諷。《狂人日記》中的“古久先生”，象征的是統治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專制帝王；其名字的諧音是“古舊”，蘊含古老、長久、陳舊之意，寄寓了魯迅對專制統治者的否定意向，這與作品中呈現的專制統治的歷史總也不過時且很難撼動的現實構成了反諷。可見《狂人日記》的確承續了明清奇書諸多反諷敘事策略。

　　三、意象敘事

　　在敘事修辭方面，《狂人日記》的民族性體現在使用了“意象敘事”這種方式。“意象敘事”是指那些“匯聚著歷史和神話、自然和人的多種信息”并融合了人的神思意趣的物象，作為象與意“結合而成的生命體”，在敘事中發揮了“凝聚意義、凝聚精神”“疏通行文脈絡、貫串敘事結構”“保存審美意味、強化作品耐讀性”等功能。楊義認為，它的產生是多種原因交互作用的結果：一是中國人具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二是漢語能夠超越時空限制溝通各種文化要素；三是古典詩歌意象向其他文體滲透；四是漢字中的一些表象在漫長的使用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信息和意義。古代敘事文學中有很多敘事意象，如遠古神話中的“月亮”，六朝志怪書中的“狗”，《紅樓夢》中的“流年賬/賬簿”、《聊齋志異》中的“書齋”等。《狂人日記》中的“月光/色”“趙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書房/屋”對上述意象的內涵和敘事功能既有承續，也有發展，現分述如下。

　　“月亮”和“月光/色”。在魯迅頗有研究的遠古神話、《紅樓夢》中，“月亮”作為原型意象，是“母親和女性的化身”“永恒的象征”；作為古典意象，逐漸衍生出“美”“孤獨與失意”、團圓、智慧等內涵；主要發揮推動情節運行、營造祥和氛圍、預示人物及家國的命運、反映人物悲涼或“澄明寧靜的心靈體驗”等功能。《狂人日記》中的“月光/色”繼承了團圓、孤獨、智慧等傳統內涵，但也被賦予了現代意味，即象征“精神病發作”和理性的覺醒。現代精神病理學已經證實“精神病患者發病的周期與月亮引起地球潮汐的周期有一定的自然聯系”。如第一則日記中主人公回鄉與親人團聚后，望見“很好的月光”，產生了澄明爽快的感受和“須十分小心”的反常心理，并敏感地意識到自己孤立的精神處境。在第二、八則日記中，伴隨著“全沒月光”“月色也很亮了”，主人公的被迫害妄想逐步夸大，對吃人現象的理性認知也在不斷深化，心理感受更是經歷了“不妙”“從頭直冷到腳根”“不怕”“怕”“納罕”“傷心”“勇氣百倍”等復雜變化。可見，“月光/色”繼承了“月亮”反映人物心像、營造澄明寧靜的審美意境等功能，但也在這意境中融入了人物病態的生命氣息，發揮了推進人物意識流動進程的功能。

　　“狗”和“趙家的狗”。在古代神話傳說、六朝志怪中，“狗”意象被看作是忠誠、“邪惡”“黠慧”“天人感應神學思想”以及怪異現實的象征，在敘事中其地位由配角漸升為主角，不僅推動著情節運行，而且多反映作者的政治理想或面對無序社會的苦楚情緒。“趙家的狗”是一個添加組合意象，象征地主鄉紳階層的走狗或幫兇，不僅繼承了“狗”意象“邪惡、黠慧”的內涵，而且被賦予了怯弱、愚昧、自私等現代意蘊。它出現在第一、六、七、十則日記中。作為鄉村社會的監視者、介入者和看客，它是主人公回鄉后精神病發作、惡化的重要原因，不僅不分晝夜四處“看”著“叫”著，有著“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而且還與“海乙那”“狼”是“親眷”“本家”關系，并且和趙貴翁一起麻木地旁觀“瘋子發瘋”。可見，“趙家的狗”已升華為“食人民族”國民劣根性的象征，不僅延續了“狗”凝聚意義、推動情節的功能，而且深化了國民性批判的主題，也推進了主人公意識流動的進程。endprint

　　“流年賬/賬簿”與“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紅樓夢》中“流年賬/賬簿”出現在第44、112回，此外“賬”“賬目”“對賬”“歸賬”“賬房”散見于全書各處。可見“流年賬/賬簿”并非普通物象，而是發揮著貫串情節、凝聚事件信息和意義等功能的意象，象征著傳統大家族的生活史和父系家族制度。《狂人日記》中“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是一個添加組合意象，在承續“流年賬/賬簿”的內涵和敘事功能的基礎上，又被賦予了皇權專制制度及其統治的長久歷史這一現代內涵，還發揮了深化主題的功能。在第二、三則日記中，主人公廿年以前“踩了一腳”簿子，自認為引起了故鄉所有人的迫害欲望，表面看這種邏輯很荒唐，卻符合“被迫害妄想癥”的癥狀；深入分析也會發現正是主人公有過使皇帝“很不高興”的過激或革命行為，才引發了所有人的孤立和仇視。主人公也是由自己被迫害的體驗出發，才發現了仁義道德、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質。因此，這一意象使作品的深層結構邏輯符合了因果律，主題思想超越了時空局限而具有深廣的政治與文化批判意義。

　　“書齋”和“書房/屋”。“書齋”是古代文學中經典的空間意象。如魯迅熟知的《聊齋志異》中的“書齋”，象征的是“規誡、異化儒生身心的儒家倫理秩序”，也隱喻“宋明理學規范下書生孤寂冷清、空曠不實的身體”，主要發揮為人物活動提供場所、貫串情節和揭示主題的功能。《狂人日記》中的“書房/屋”將“書齋”的內涵拓展為中國傳統社會超穩定的結構系統，由儒家思想文化、家族與皇權專制制度、國民劣根性三種元素構成。第三、六、十、十一則日記對該意象有所描述。作為藏書房間，它貯藏著科舉考生必讀書“儒家經典及詮釋文本”和一些史書。主人公病發后被專制家長關在“書房/屋”，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它的“黑漆漆的”屬性暗示了其與國民劣根性的密切關聯，它“要我死”的“意思”揭露了其吞噬生命的殘惡本性，它的“門”打不開暗示了其無法破毀。如一位學者所言：儒家思想文化“被政治權力利用與國家管理體制合謀”后，“形成一整套倫理規范和道德法則”，“一方面對人性壓制仍為殘酷，另一方面又為體制中的人所遵循，于是虛偽、做戲、狡猾、善變等種種劣根性”由此而生。又因為有限的個體對這三種要素組成的結構如何變化無法把握，所以破毀它毫無希望。可見，“書房/屋”意象承續了“書齋”意象的功能，又巧妙地發揮了扭轉情節、結穴等新的功能。

　　注釋

　　①楊義：《楊義文存·第一卷·中國敘事學》，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130、323頁。②④⑤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94、321、81、48、93、133頁。③⑧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第295、410頁。⑥[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80、102頁。⑦王吉鵬、李春林：《魯迅：世界性的探尋——魯迅與外國文學比較研究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頁。⑩王先霈、王又平：《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1—292頁。傅道彬：《晚唐鐘聲——中國文學的原型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0頁。汪衛東：《現代轉型之痛苦“肉身”：魯迅思想與文學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05頁。王利鎖：《論六朝志怪中的異犬狗怪描寫》，《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陳曉屏：《試談〈聊齋志異〉中的“書齋”意象與書生身體》，《文學前沿》2008年第2期。曹禧修：《人性·體制·文本性思想——“鐵屋子”結構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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