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茍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置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盧。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
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后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譯文
伯樂一經過冀北的原野，馬群就空了。冀北是天下馬最多的地方，伯樂雖然擅長相馬，怎么能使那里的馬群空了呢？解釋的人說：“我們說的空，不是沒有馬了，而是沒有好馬了。伯樂能識馬，一遇到好馬就把它挑去，馬群里留不下一匹好馬。如果沒有一匹好馬，那么說沒有馬，也不能算是假話了。”
東都洛陽，原本是士大夫的“冀北”。有真才實學而隱身不仕的，洛水的北岸有一位，叫石生，洛水的南岸有一位，叫溫生。御史大夫烏公憑節度使的身份鎮守河陽的第三個月，認為石生是個人才，就依照禮儀，把石生招入幕府。沒有過幾個月，又認為溫生是個人才，于是通過石生作媒介，又把溫生招入幕府。東都有真才實學的人盡管很多，可是怎么禁得起早晨挑選一個，把最好的帶走，晚上挑選一個，把最優的帶走呢？這樣一來，從東都留守、河南尹起，到各部門的主管和我們兩縣的官吏，如果政事上遇到疑難問題，或者辦案時遇到可疑點，找什么人去商量妥善解決呢？辭官回鄉的士大夫們和誰一起游玩呢？青年后輩又到哪里去考究德行、請教學業呢？東來西往經過洛陽的官員們，也無法依禮到他們的住所去拜訪。像這樣也就可以說是：“御史大夫烏公一到洛陽，洛陽處士們的住所里就沒有人了。”難道不行嗎？
皇帝處理天下大事，所托付、依靠出大力的，只有宰相和將軍罷了。宰相為皇帝搜羅人才到朝廷，將軍為皇帝選拔文人武士到軍帳里，如果這樣，要使國家內外不安寧，那是不可能的了。我被束縛在這里，不能自己引退，想依靠石、溫兩位的幫助度過晚年。現在，二位都被有權力的人要走了，這又怎能不使我耿耿于懷呢？
溫生初到，在軍門拜見烏公時，希望把我前面所說的，代為天下人祝賀；把握后面所說的，替我表示對選盡人才這件事的抱怨。
東都留守相公首先寫成一首四韻詩來贊美此事，我便依照他的詩意寫了這篇序。
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列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韓愈還是一個語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詞語，又注重當代口語的提煉，得以創造出許多新的語句，其中有不少已成為成語流傳至今，如“落阱下石”、“動輒得咎”、“雜亂無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韓愈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25～35歲，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后回京任四門博士。36～49歲，任監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歲，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后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重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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