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瑣談的論文

　　年來常和一些年輕朋友接觸，談到種種學習問題，其中，遇到最多的，是要我談一點治學經驗。說實話，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學無專長，平生最不樂意“好為人師”，可是自己的職業，卻又無法擺脫這種安排，很是矛盾。為什么呢?學問之道，廣漠無窮，個人能力實在有限。莊子不是說過知者無涯，生者有涯的話嗎?在短促的人生中，探討無窮盡的宇宙和社會，特別是探討以人類活動為主體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要在上下千萬年光怪陸離、變化萬端、難以捉摸的社會生活中，理出一條發展規律，卻不是那末容易的事。我出生于本世紀的初年，那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從高中到大學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的失敗，喚起了無數年青人探求救國的道理，我就在這彷徨求索的社會背景下，走上為學之路。

　　我年輕時，學習興趣很多，想學文學，又想學經濟，最后，選擇了歷史。我是為著求知，為著探討中國社會的實際，進而研究歷史的，無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國歷史的著眼點引向社會、經濟，以及法律、政治諸方面，所以要在浩如煙海的學問大庫，尋求為學之道，必須講究方法。高中時曾上過國學概論這一門課，是以曹聚仁記錄的章太炎講稿為教材的，這樣，讓我初步窺見學問的大門。同時，胡適的歷史考證文章，顧頡剛的《古史辨·序言》對我的研究歷史，皆頗有啟發作用。在社會史論戰中，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出版，又擴大了我的讀書視野，引起我對新興社會科學如饑如渴的追求。我的學習范圍逐漸放寬，

　　讀得很雜，開始接觸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烏里亞諾夫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布哈林的《歷史唯物論》、波格達諾夫的《經濟科學大綱》、《社會意識學大綱》、沙發諾夫的《中國社會發展史》，馬扎亞爾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等，都成為我案頭的藏書，盡管當時我對這些書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論點，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在我初學的人看來，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尋味，作進一步探討的參考。在這時間內，我對于社會發展階段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很感興趣，也寫過一些文章參加爭論，今天看來，顯然是很幼稚的、可笑的，但動機卻是純正的。比較有系統的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那是到了日本以后，剛好那時日本學術界正在進行明治維新史的論戰，主要的有勞農派與講座派兩者，我意識到明治維新史、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的研究，對中國史的研究，很有借鑒作用。特別是平野義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總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喚起我的共鳴，我花了重金，購買了全套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不時研讀。同時，我翻譯蘇聯波里也可夫的《中國封建構成的發展之合則性問題》，刊登于當時的《食貨》半月刊。當然，我的這些學習和習作都不過是講壇式的文章，并沒有和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只能算是自己研究歷程上的一些足跡而已。這里，我深刻體會到歷史學比較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國史的人如能結合學習一些外國史的知識，將很有好處的。我在學習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時，常用它和中國史相比擬，在比較中得到啟發。可以說，后來我所進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與此是有些關聯的。我相信，這一種比較研究法，是很好的，行之數年，必定有成。

　　我在研究歷史中，還有一種“史料癖”，常常記住“當人類沉默時，石頭開始說話”，沒有史料，就沒有發言權。我側重于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必須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進行研究。可是這些史料，在中國正史中除了《食貨志》、《貨殖列傳》和一些政書，如《通典》、《通考》外，很少有所記載，并且他們的記載，多半是涉及到公經濟，特別是關于國家財政、賦稅等方面，而對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資料，則記載得很少，這就給我在進行研究時以一個難題，必須另辟蹊徑，搜集史料。記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譜、帳簿、契約都是研究歷史的很好史料，我們為什么不可從中利用呢?同時，古代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有不少系從個人的耳聞目見，實地調查得來的，這就教導我必須深入社會，處處留心，廣收博采，到處皆是學問。本著這一個治學的信念，便不曾錯過機會，也養成我今后訪問、調查的習慣，從中獲得不少好材料。抗戰期間，我于福建永安縣黃歷鄉，無意中，在一間破屋里，撿到數百張明清以迄民國時代各種土地文書及租佃契約等，當時無人注目。我根據這些資料寫成文章，輯成《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于1944年出版，對于明清時代福建永安農村的社會構造、階級斗爭，以及一田三主等問題，皆根據契約文書，提出一些過去尚未為人論及的看法，并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地區研究開拓一個新的領域。此書因在抗戰時期出版，流傳不廣，但已引起國內個別學者的注意，尤為日本學者所重視。1982年7月，我從日本京都到東京訪問，有一天下午，東京大學田中正俊教授約我到東洋文化研究所會面，看一份材料。原來是1953年田中教授在東京大學研究院讀書時，同重田德先生共同翻譯拙著《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的原稿，我心中十分激動，感謝田中教授對我的厚意。此書原定由未來社出版，嗣以我的修正版出來，因而未果。五十年代末，當徽州文書流到北京時，也是我及時寫出《明代徽州莊仆文約輯存》一文，發表于《文物》1960年第2期，以資提倡，并立即得到仁井田升教授的反應。現在民間文書的搜集與研究，已成為國內外研究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我還有一個經驗，即在讀書時，如能搜集到人們所不注意的東西，便可有所突破，有所發現。我為什么開展明代商業資本的研究呢?抗戰勝利后，從省圖書館薩士武館長的尊人借閱謝肇淛的《五雜俎》，內載“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

　　山右”，這一記事啟發我深入搜集明代徽州商人的史料，見到明清地方志和明人文集中記載甚多，于是寫成《明代徽商考》。說也湊巧，最近得到日本藤井宏教授的來信，談起他的《新安商人的研究》，亦系從《五雜俎》這段話引出來的，嗣他又見到萬歷《歙志》的記載，發生興趣，循是以求，日積月累，便成巨著。可見治學之道，常是不謀而合，是有規律可尋的。在四十年代，我為進行明代商人的研究，又發現蘇州有洞庭商人，那是從馮夢龍的《醒世恒言》中有一節記載云：“……話說兩山(指洞庭東山、西山)之人，善于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鉆天洞庭”。這“鉆天洞庭”一詞很新，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在閱讀明人文集及其他記載時，便不放過，從此追蹤，觸類旁通，由此及彼，終于發現大量史料，使我對于明代商人集團有一輪廓的認識。1982年晤及南京大學呂作燮同志，據他告我，前些時前往湖南調查會館材料，獲知洞庭商人在湖南力量很大，得到很多有關洞庭商人的史料，可供探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但要做極細致的工作。所以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在進行選題時，應該象地質探測家一樣，能夠發現好礦苗，就可以得到好收成。這個本領，只能靠作者平日的留心。說句笑話，就是你在讀書時，風聲、雨聲，都要聲聲入耳，事事關心，這樣，便會把你所需要的材料躍現于紙上，所謂“讀書得間”，做學問的甘苦，即在于此。

　　最后，我們還知道，歷史是一種綜合的知識，任何文字記載、口碑傳說、實物資料、正面記載和反面記載，包括一些破銅爛鐵的東西，都是有用的。關健在于我們如何使用這些材料，把死材料變成活東西，要做到這一點，我以為這沒有別的法門，必須不怕艱難險阻，刻苦鉆研，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輕浮自滿，日積月累，做一個老實的讀書人，就有可能攀登科學的高峰，取得較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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