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理性化的現代性的意義與重構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馬克斯·韋伯 現代性 理性化
論文摘要：馬克斯·韋伯通過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關系的研究，提出了對當時和后世影響巨大的“理性化”的現代性的命題。韋伯的現代性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分析現代性和重構現代性理論來說，有著經典價值和啟示意義。
馬克斯·韋~(Maxweber，1864-1920)，德國偉大的社會理論家，社會學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他以“理性化”判斷現代性，表現出既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其思想和理論體系中，二者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得到了統一。他通過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所發生的特殊辯證關系的研究和對世界幾大文明體系的分析，提出了現代性問題中的“理性化”概念。這樣一來，韋伯就把“現代性”問題轉化成了理性的問題，現代性批判在他那里則變成了理性批判。韋伯這樣的看法，包含著康德主義的理性批判色彩，但他為分析“現代性”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正是這一點，決定了韋伯的現代性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分析現代性和重構現代性理論來說，有著經典價值和啟示意義。
一、“理性化”的現代性的多重意義
韋伯的“理性化”的現代性思想對當時的社會影響是寬廣和深遠的，而且，他的學說與思想并未因時代變遷而有所褪色．相反地，在此時此刻，韋伯于上世紀初提出的許多問題仍然有著莫大的“現實性”，他的以理性的態度思考社會發展的現代性思想吸引著我們不斷地加以詮釋，他的針對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的社會哲學觀，認為經濟不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相反經濟活動的形式取決于首先是宗教倫理因素的觀點，引起了諸多研究學者對韋伯的經久不衰的論爭。究竟韋伯對于現代性的研究對于現代人提供了什么樣的啟示意義呢?或許我們可以從理論層次、實踐層次上來歸納：
(一)理論層次上的意義
韋伯的著作沒有自己特定的風格，從他的語言形式、文字使用和作品篇幅上，可以看出他的文章全憑自己的興趣和主題為轉移。韋伯既沒有像馬克思那樣創立一個學派，沒有在政治和學術上創造出一個主義，也沒有設想出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如果說馬克思以辯證唯物史觀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歷史理論體系，那么韋伯在他并不那么系統化、卻有著中心主軸的思想著作中，提供了一套“開放性”理論，能夠容納各種思想的存在。在理解高度復雜的歷史關系時，韋伯采取“價值中立”的態度，在無盡的人類文明中，進行他的思想研究，不斷地解釋著社會現象，不斷地錘煉著自己的思想。不論是在探究現代社會的結構特征、組織形態、階級組成與社會變遷等普遍課題上，韋伯豐富的現代性思想都持續地發揮其導航作用。在關注人的“理性”時，韋伯對近代西方為什么能發展出“理性的”經濟組織、法律政治制度、科技知識等現象有相當完備的解釋。他的“理性化”概念，概括了西方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并從“世界史”角度來比較和分析人類文明中曾經產生過的不同“理性主義”類型。可以說，他注意到了社會發展的時間性和一致性，從現代經濟的理性化，現代文化的理性化、現代官僚制管理的理性化和現代個人倫理的理性化上，反應了社會和人的“理性化”。
在關注人的“自由、平等”和“個性解放”上，韋伯并沒有像啟蒙時代的思想家那樣，一昧樂觀地歌頌“進步”。他在20世紀初便提出警告，認為“理性化”本身的“吊詭”亦給人類帶來不可估量的發展后果：一方面是現代人對人生意義的看不清，使得“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反應出現代生活中空虛彷徨的文化危機：另一方面是科層或官僚組織無形地擴張，造成對人自由的約束，“韋伯在試圖描述西方社會的未來前景時，早已重重地畫上一片陰霾。”“韋伯指出了當時的危機現象，現代性科技的高度發展并不能解決意義瓦解與人類渴望自由的根本問題，甚至反而加深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二)實踐層次上的意義
從現實的角度看，韋伯提出了一個重新思考和審視科技與現代化關系，宗教與社會發展，而資本主義如何在西方發展這樣一個深刻的歷史命題。韋伯總是會把宗教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聯系到他的現代性思想中。隨著人類現代文明的發展，人們更多地去思考現代化賴以實現的物質和精神因素，而韋伯提出的命題，無疑為后入在探索現代性的問題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此，“理性化”的現代性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研究現代性問題一個重要的切入點，以致有人指出：“韋伯有興趣將向現代化的突破作為一項獨特的事件，而在帕森斯的結構功能理論中，這事件轉化成為一個普遍的發展模式。”
通過邏輯的論證，韋伯向人們展示了新教倫理如何促生了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描述了經濟理性化、文化理性化、管理理性化及個人倫理理性化。人的理想抱負、恪守天職和勤儉節約，即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也是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基礎。事實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并不缺少經濟倫理精神。我們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探究和挖掘這種經濟倫理，它能促進社會集體意識的產生，啟動自身追求的能力，選擇正當的職業合法的牟利。而且，在理性的組織生產下，在爭取最高的效率和效益的同時，保證良好的經濟秩序，保障社會經濟的健康運行。
二、重構現代性：從理性主義回到生活世界
韋伯最深刻的洞見是對“理性化”本身的吊詭(paradox)作了說明。就早期信仰宗教的新教徒來講，那些外在的東西，如金錢財富，是隨時可以放棄的，他們在意的是靈魂的得救。但是卻沒有想到，長期在金錢財富的包裹下，人們已逃脫不了它的束縛。 資本主義對西方人的命運來說，就像是一個堅硬的外殼，其中的宗教思想已經枯萎，沒有人知道生活在這樣的殼中究竟是哪種人。于是，我們都預測不了將來會有什么樣的情況出現，是繼續向前發展，還是一些傳統的復蘇，是不得而知的，這對于在這種社會中生存的人來說，完全可以，而且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的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這是韋伯對于整個西方文化發展的一個很嚴厲的批判，而這個社會竟然有人會宣稱已經達到了人類有史以來未曾達到的文明程度。有諷刺意昧的是西方的物質文明雖已達到一個相當高的階段，但是它最后造就的是一種“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的社會現象。從韋伯的文化角度上來說，這反而是一種墮落。
韋伯用傳統理性為西方命運做出了悲觀的預測，在抽象的世界觀里，用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二分結構來陳述現代性的后果，現代性最終落入“理性的鐵籠”，其追求的人的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等價值在其中失落，現代性最終變得不可能了。我們無法從韋伯的現代性思想中找到一條合理的現代性出路，這恰恰給了我們從中反思的機會：是不是可以用馬克思的“實踐主體”為現代性奠基，從理性主義回到生活世界完成哲學的“實踐轉向”來獲得?
馬克思盡管未曾使用過“現代性”概念，但是卻有著豐富的現代性思想。他從歷史唯物主義視野高度客觀而中肯地肯定了現代性成果及西方現代性對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而且畢生堅持和信奉現代性的自由、歷史進步與人的發展價值信念。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兩個對西方“現代性”的建構影響至深的思想解放運動，始終占據著無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在肯定西方歷史作用的同時，馬克思更多地從價值視野對西方現代性的悖論進行了批判。他清醒地看到：現代社會“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卻顯露出‘衰頹的征象’，這種衰頹遠遠超過羅馬帝國末期那一切載諸史冊的可怕情景。”“馬克思從兩個層面對現代性做出了診斷和批判．一是對法和國家的'虛假意識形態批判，這種批判指向自由西方合理性。另一個是對西方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種批判指向西方制度和拜物教。正是在這種診斷和批判中，馬克思發現了資本家這一隱蔽的虛假主休的存在，從而顛覆了普遍理性主體性形而上學。也正是在這種實踐哲學對抽象實體形而上學的解構中，馬克思同時發現了非抽象的、真正的人的活動主體即“實踐主體”，并且將它作為了其現代性重構的奠基。“實踐主體”具有理性能力、情感、信念，是處于主客體間的社會關系當中，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也即生產勞動者，是社會真正的活動的主體。馬克思明確說到：“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發射和回聲的發展。”
但同時馬克思又看到，“實踐主體”應有的主體地位在現代西方社會剝奪了，成為了一種事實上的“非主體”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人的勞動的異化和人的本質的異化。從對西方社會的診斷中馬克思發現，作為合理性的進步只是西方社會的現象事實，作為人的本質顛倒的異化才是西方社會的本質事實。這種異化導致在西方社會中，人的個性衰微，出現了所謂的“意義的瓦解”與“自由的縹緲”。
這里，馬克思深刻洞察到了現代性的一個根本困境，即關于西方制度合理性的一切證據，都自動成為了它的不合理性的證據。馬克思認為，現代性的困境并不意味著現代性所承諾的關于人和社會的價值理想已經失效，更不意味著現代性已全然失去進一步發展的潛力，而只是表明了人們賴以實現這一價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徑出了問題，只要面對現實，重新設計通向未來理想社會的道路，現代性的潛力就一定會充分而健康地得以實現。因此，要拯救現代性的合法成果，尋求現代性的出路，必須摒棄遠離生活的抽象世界觀，從理性主義回歸到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從實踐理解世界，用“實踐主體”為現代性奠基，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們才是現代社會真正的主體，是面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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