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愛思想對我國道德建設的作用論文
摘要“：兼愛”思想是墨家的核心觀點，它的提出是為維護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平民階層的利益，與維護統(tǒng)治階層利益的儒家“仁愛”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當代，宣傳“兼愛”思想有利于解決當前的道德危機問題，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yǎng)，是我國進行道德建設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墨子；兼愛；仁愛;道德建設
墨家作為百家爭鳴的春秋時期不可忽略的思想學派，其主要思想在今天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力。儒、墨、道對于“愛”這個話題都有著自己的見解，而墨家的“兼愛”可謂是其中論述最深入、最系統(tǒng)的一家。“兼愛”思想在“尚賢“”尚同”“明鬼”等十項思想主張中占據(jù)最核心的地位，墨子試圖通過“兼愛”來構建一個和諧統(tǒng)一的世界。
一、“兼愛”思想的提出
“兼愛”是墨家道德思想的核心觀點，它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周朝初期統(tǒng)治階級建立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自天子以下，層層分封，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政治結構。除了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人員，外人無法參與到國家的決策中來。至春秋末期，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社會關系的變化，使得宗法制發(fā)生了劇烈的動蕩。一方面，諸侯經(jīng)過多年的積累軍事實力大大增強，血緣無力再維持政治體系的穩(wěn)固，諸侯國與周王室分庭抗禮，時有犯上作亂之行。舊的統(tǒng)治秩序面臨崩潰，宗法政治關系瀕臨解體。戰(zhàn)亂頻發(fā)，且規(guī)模越來越大，小生產(chǎn)者由于經(jīng)濟基礎薄弱，地位低微，更是處于艱難的困境。平民百姓沒有庇護，過著食不果腹、寢不安席的生活。墨子觀察社會現(xiàn)象，認為民不聊生、政治混亂的首要原因就是人們只知“自愛”而不知“兼愛”。因為天下之人都不相愛，所以才會發(fā)生恃強凌弱、仗勢欺人、坑蒙拐騙的事，臣子犯上，諸侯竊國的起因也在于此。墨子找到社會弊病的源頭之后，發(fā)現(xiàn)“國與國之相攻,家與家之相篡,人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diào)”等等丑惡現(xiàn)象,都是“天下之人皆不相愛”的緣故。墨子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社會動亂的根源，將君臣、父子、諸大夫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歸結為“不相愛”，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就是“兼愛”。“兼愛”有兩個基本內(nèi)涵：一是愛人若愛己，二是愛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愛。具體來說，就是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強不執(zhí)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也就不會有不慈不孝、不忠不義的事情發(fā)生。
二、“兼愛”與“仁愛”的異同
在先秦諸多思想流派中,墨家能夠獨樹一幟,成為與儒家并稱的“顯學”,兩者基于“愛”建立起了各自的哲學體系，是有其共通之處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產(chǎn)生了許多思想流派，各家學說爭奇斗艷，呈現(xiàn)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與道家的“無為不爭”，法家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不同，儒家和墨家不約而同地將治理國家、調(diào)節(jié)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希望寄托在了“愛”上；在探尋人的本體依托和庇佑懲處方面又將人的道德理想與上天聯(lián)系起來。“仁愛”與“兼愛”都是由“愛”而產(chǎn)生的美好品質(zhì)。《論語里仁》中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忠恕貫穿了孔子的思想體系，而忠恕指的就是“仁”，所以說“仁”就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忠和恕分別是愛人的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仁”。孔子之后，孟子更是將政治與“仁”聯(lián)系在了一起，把“仁”的道德本性貫徹到治國方略中，更好地實現(xiàn)仁之愛人的本質(zhì)。墨子的《兼愛》三篇，希望君主以兼愛施政，民眾以兼愛相處，構建一個沒有戰(zhàn)爭和欺騙的太平盛世。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說“視人若己”，無論是“仁愛”還是“兼愛”，儒家和墨家都將愛作為為人處事的原則，試圖通過將心比心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達到人際關系的和諧。“仁愛”和“兼愛”都將天作為佐證愛的依據(jù)，來證明愛的合理性、正當性。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和墨家將天視為宇宙間的最高存在和絕對權威。孔子認為上天主宰人的命運，安排人的貴賤和壽命，人們無法反抗也不能洞察天機，只能敬畏上天，那么以“仁愛”為道德原則修身治國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而墨子一邊斷言天志，認為上天存在意識，會對人的行為進行獎懲，一邊又倡導非命，認為人的命運與自身行為有關，順命就會有回報，所以遵循“兼愛”也就是順應天命的法則。愛和天彰顯了儒家和墨家的理論特色，突出了兩者的共通點，但作為各自獨立的理論體系，他們對于愛的理解上還有不同之處。首先，對推崇愛的初衷不同。孔子所說的“仁愛”以“仁”為核心的道德理想，是一種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愛。儒家是為仁而仁，不含其他目的，只是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是一種精神追求，具有道德完美主義者的傾向。墨子提倡“兼愛”則是出于現(xiàn)實的功利主義，這種功利并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利己的物質(zhì)欲望，而是一種大愛。墨子反對孔子將利和義完全對立起來的主張，在他看來，所謂仁義就是為公眾謀取利益，只有首先維護了公利，人的私利才能得到實現(xiàn)，利人就是愛人的目的和內(nèi)容。利義合一，就是將人們的物質(zhì)利益和精神追求結合起來，代表了當時平民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推崇“兼愛”，在“兼相愛”的實施過程中，達到“交相利”，使人們利益均沾，社會和諧。其次，對推崇愛的對象不同。儒家強調(diào)“愛有等差”，當這種愛從道德觀念轉化為道德行為時，必須是尊卑有別的，這種愛是由己及人、層層推進的愛，最終會達到一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狀態(tài)。孔子所說的愛首先從家庭關系出發(fā)，在由近及遠，將心比心達到最終愛他人、愛天下。墨子的“兼愛”要求“兼愛天下之人”，并且在施行愛時要“兼以易別”，這種愛從一開始就是無差別的愛。沒有君臣、父子、貴賤的差異，即使是盜賊也都會被一視同仁地對待，達到這種境界就可以排除親疏、尊卑之見，平等地兼愛世人。再次，對推崇愛的目的不同。孔子認為“仁愛”是追求道德完善的最高追求，仁不僅僅是人之為人的本質(zhì)，還是辨明小人和君子的標準。仁愛之人要以天下為己任，所以孔子周游列國，將仁的道德理想傳達給每個人。而墨子認為“兼愛”只是達到“交相利”的一種手段，“兼愛”不是無私的奉獻，它的目的在于得到他人的愛，而為了得到別人的愛，首先就要去愛他人。所以“兼愛”也可以說是一種獲利手段，它不會對人的本質(zhì)造成影響，人們可以自愿選擇為或不為，最終只會導致結果的不同，即“兼愛”他人會富貴飽暖，反之，則會受到上天的懲罰。也可以說，“兼愛”是人與上天的交換，人們迫于上天的威力而不得不實行“兼愛”，正如墨子所說，“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上天希望人們相愛相利，人民希望能得到美好的生活，所以順從上天兼愛世人，會賜予人們美好的生活，而反抗上天就會遭到天的懲罰。最后，推崇愛的約束方式不同。孔子和墨子都從上天得到了愛的合理依托，但兩者對于愛人的約束方式卻各不相同。孔子認為人的命運是上天注定的，作為人的道德理想的“仁”也是人生來就有的，所以孔子說“天生德于予”。儒家認為仁是人先天具有的東西，所以“仁愛”會以自律準則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不需要外界的'約束。墨子認為天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但他并不認為人的命運是上天規(guī)定好的，人可以用強力來戰(zhàn)勝天命，這在他的“非命”理論中也有所體現(xiàn)。“兼愛”只是上天想要人們?nèi)プ龅模⒉皇侨吮旧硭敢獾模藗冞x擇“兼愛”只是害怕上天的懲罰，或者說是討好上天的一種手段。所以“兼愛”受到天的外在約束，而不是人的內(nèi)在本能。這也就導致了儒家和墨家對于愛的貫徹方法的不同。儒家企圖通過統(tǒng)治者的禮樂教化感染人民自覺推行“仁愛”，希望統(tǒng)治者首先施行仁政，以典范作用感化人民，所以“仁愛”始終屬于道德范疇，不具有法律效力。墨子的“兼愛”更像是一種法律條文：這是上天的命令，如果不去做就會遭到懲罰，所以只要統(tǒng)治者提倡，老百姓一定也會愿意。
三、“兼愛”思想對道德建設的影響
儒家思想強調(diào)的“民本”觀念，并不是真的將人民利益作為社會根基，而是將人民當作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工具。與儒家相比，墨家更注重維護人民的個人利益，也注重保護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訴求。“仁愛”思想要求人民自愿履行義務，這在人民還要依靠法律來制約違法行為的現(xiàn)在而言并不適用，人們并不能在當代就完成義務由他律向自律的轉化過程，所以“仁愛”在目前看來還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兼愛”從功利的角度向人們灌輸一種我愛別人，就能得到別人的愛，反而更加能適應當今社會道德建設的需要。當今社會道德缺失問題愈加嚴重，近期就有報道稱女孩幫助陌生人反被騙的案例。騙子身強體健，卻不事生產(chǎn)，沒有一點愛人之心，利用他人的愛心而謀取私利。我國已經(jīng)在經(jīng)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這并不代表公民的幸福感和道德感也隨之大幅度提升，不公現(xiàn)象影響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首先，從精神層面而言，道德信仰的缺失，使人們普遍缺乏社會責任心和公德心，對他人所面臨的困境是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tài)度，放棄了其所應當承擔的道德責任。其次，從物質(zhì)層面而言，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導致一些人受到逐利思想的腐蝕，以往的利義觀念失衡，善良逐漸被丟棄。從受教育的程度上看，學校所開設的道德教育課程跟不上社會的發(fā)展，青少年從思想上就無法重視道德的作用。宣揚“兼愛”思想能夠解決上述道德危機。首先，“兼愛”為道德信仰注入活力，宣傳“兼愛”有利于創(chuàng)造和諧的社會氛圍。道德信仰必須要理論化、普世化，才能經(jīng)歷得起歷史的考驗，古往今來，人們并不是沒有道德信仰，而是在書本與現(xiàn)實中迷失了道德信仰的本真。其實道德信仰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兼愛”思想的提出距今已有兩千多年，但它的核心思想并沒有過時，我們能將現(xiàn)在的價值觀融入其中，使它成為一種與時俱進的思想。“兼愛”思想告訴我們，愛是信仰的基石，無差別的兼愛社會是百姓永恒的追求。貫徹“兼愛”思想，我們才能推己及人，勇于承擔道德責任，不做道德上的旁觀者。其次，將“兼相愛，交相利”的義利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結合，有助于我們正確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物質(zhì)利益關系，維護良好的人際關系。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討論道德和利益的關系問題，道德在本質(zhì)上并不能超越利益而存在，合理的利益也能促進道德的發(fā)展。“兼愛”中所提倡的“利”就是合理的利，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物質(zhì)利益的權衡是調(diào)節(jié)個人道德行為規(guī)范的引導力，人們不可避免地關心其切身權益，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利益必須要符合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利益。只有集體的利益得到了保證，個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的實現(xiàn)。所以愛沒有等級差別，只有保障了大多數(shù)人的幸福，社會才能長治久安。最后，道德具有感化作用，讓孩子從小接受“兼愛”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yǎng)，能夠擴大道德的受眾范圍。加強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是我國進行道德建設的有效途徑。道德教育不是僵化的，不是從書本上分析就能得出結論，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感悟道德的重要性。墨家重視道德教育的感化作用，主張“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注重實踐，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jié)也，無言而不行也”，在墨子看來，一個人的道德并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的理論，而在于他能否自覺按照道德要求行事，有道德的人不僅要明白道德的含義，更要在行動中對善惡進行取舍，做出有實際效果的道德行為。中國的道德教育應該改革傳統(tǒng)道德教育的內(nèi)容和方式，將“兼愛”這種傳統(tǒng)道德進行現(xiàn)代轉化，用言傳身教的方式來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養(yǎng)，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責任感。墨家思想在當時很難實現(xiàn)，然而其中的閃光點經(jīng)過歷史沉淀后，早已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中。“兼愛”道德理念，是平民階層道德實踐理論化的具體體現(xiàn)，實現(xiàn)全人類的“兼相愛”現(xiàn)在的確不可能，但學習“兼愛”思想，將其納入我們的道德建設中，有利于解決道德危機，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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