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發展趨勢論文
根植于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的中、西方體育，在各自不同環境下經過長期的發展，表現出迥然相異的特性，但二者之間也不乏相互借鑒、補充的成分，恰如太極的陰陽兩儀，此消彼長，互斥互補，如今正殊途同歸……。基于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而互斥的傳統文化，對于完整性地描述身體活動的過程，認識其本質，進一步認識自然、認識世界，理解人生真諦極具互補性，缺一不可。面對當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熱潮，我們的任務不是去悲嘆過去，而是要試圖在這種文化交融出現的極不平凡的多樣性中發現某種統一的線索，通過尋求秩序與混沌之間的古典和諧，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的新的和諧，以喚醒深藏在文化中的原始沖動和創造性。
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無論從數量、種類、特征上都堪稱世界之最，是一種深厚的古文化遺存的積淀。從現代與未來科學發展的高度來審視它們，富有活力，富有創造性，具有文化蘊涵和生命魅力的一面，正是當代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目標之一。“民族傳統體育”的萌生與現代體育的成熟在人類文化的原始積淀期，現在分得很清楚的門類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在某種對象中，可以發現諸種成分宗教、藝術、教育，當然還有體育，他們是混沌的、朦朧的，具有萌芽和本源的意義。“混沌”一詞，在中國古代是指宇宙之初尚未分化的狀態，不同時代產生不同的混沌觀，代表了人們對世界的不同理解。人類早期萌生的“民族傳統體育”與現代西方體育并非產生的文化基礎不同，不過是人類身體運動文化在農耕文明與工業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通過長此以往的習練和競技，人們對它們的認識和區分有了這樣一種判斷：前者側重內修（此說是書齋式冥想的形態描述，不解決任何問題），后者表現外競。
二者不是一種“對抗”的關系，而是混沌與清晰的兩種狀態。只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二者在“碰撞與融合”中保持著“共存”狀態，官方倡導的一方會強勢一陣，此起彼伏而已。梳理和辨識人類社會發展歷程和體育的發生及其演變過程，可以發現，中華民族的“傳統體育活動”是以軍事武藝為主干，以保健養生為經絡，進而形成各地村落中漢族民間鄉土游戲與類似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兩大特色。
軍事武藝的實用性，對兵器的依賴與拼殺格斗對個人體能技術的要求，在古代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然而，自從中國成為統一的大國，武藝就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秦始皇戰勝各國的利器是弩箭。漢代以后，制的戟、矛并用的長柄格斗等冷兵器顯示了作戰威力，但最終被火器所取代。武藝在軍中雖受重視，但決定戰爭最終勝利的要素還是更加重要的武器。
明、清時期，鏢局與綠林興起，構成武林“江湖”。當時鏢局的格局基本是由武術世家具有血緣關系或模擬血緣關系的師徒關系建立起來的，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立經營的商業組織（群體）。鏢局鏢師千里走鏢的本領通常是以高強的技術（功夫）作為支撐。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鏢局引進社會上道德高尚、口碑好且武藝兼備的人入鏢局，通過走鏢行俠仗義，為民除害，進行救國救民活動等，深受社會認可，使得武藝在民間具有了廣闊的空間和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紀，武藝以“武術”的名義，從殺人之技轉變為健身之術，發展到今天，主要是作為一項體育運動造福于人類。武術、摔跤等民族體育活動形式，通過提高民族體質和搏斗技能促進了民族軍事的發展；具有健身和娛樂價值的民間舞蹈、游戲等民族體育活動形式則成為人們放松和娛樂的基本手段；民族宗教活動的部分祭祀活動、民族藝術活動中身體表現形式極其鮮明的健身舞蹈和身體活動性游戲，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縱觀人類文明史，擺脫原始野性是文明人類的向往與追求，將搏打廝殺進行“藝術化”的包裝，將“行俠”演繹成為俠義文化，將武術打造成富有健身益壽、娛樂欣賞、攻防技擊價值的文化精品，體現出武術文明的文化藝術價值。隨著以武術為主的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深入和理論建設，于是便有了“民族傳統體育”的興起和學科的設立。現代體育研究空間與東方學者的尷尬近代以來，中國人需要也正在吸收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優秀成果。中、西文化與科學的沖撞、對話與交流盡管難免錯讀、誤解、牽強附會，但終會使雙方從對方的文化資源中獲得應有的啟迪和補充。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之后，近代體育亦成為文化前進的動力，自然科學沖破了宗教、神學的束縛，并逐漸從哲學的母體中分化獨立出來。隨著各個社會階段的科學水準、宗教的態度和政治的因素，并依當時社會所需要的形式而形成，近代體育和現代社會所持有的必要形式有很多不同。
西方體育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成熟，西方體育的科學規范化已成鑄型。換言之，經歷西方科學主義浸淫的現代體育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已經反復檢驗，幾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精密產品。西方體育正式地大規模傳入中國應該是19世紀末，晚清洋務派興辦軍事學堂作為訓練手段的“兵操”，教官聘自英國和德國。20世紀初的《欽定學堂章程》改為“體操”，大批青年赴日本求學。隨后，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把運動會及球類項目推廣至中國，新文化運動官方新學制把“體操”改稱為體育。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上學的人大多都知道田徑、體操、游泳、球類……二戰后，蘇聯的體育模式傳入，除了把體育作為政治工具的作用強調到極端，仍然全都是西方文化已澆鑄成型的產物，直至今日，“奧運爭光”仍然是最明確的目標。
20世紀50年代，隨著“原始傳統部落”的快速現代化，以原始文化為研究核心的人類學和民族學也隨之開始分化與擴散。一些在西方留學的學者回到自己的國家進行本土化研究；部分人類學者開始結合文獻與民族志資料進行歷史人類學研究；一些學者開始通過部落文化研究探索在現代化進程中原始部落的調適與改變；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的基礎上開始關注部族身體游戲，試圖用新的眼光詮釋這些文化，即中國學者所謂的“民族體育”。在我國，關于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熱潮出現于改革開放初期，在其后的10多年里主要是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學者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入到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的借鑒、運用與創新。
21世紀以來，主要是在原有知識背景基礎上，探索專屬于自己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這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學術轉折期。涉及到體育人文社會學領域，若是作為研究對象的非西方國家、民族有著自然環境和人文積淀的巨大差異，將因大前提錯位而導致結論的失誤。東方民族并沒有經歷古希臘與羅馬競技，也沒有經歷中世紀的騎士競技與紳士運動，更沒有經歷近代工業革命促進的體育科學化、社會化的成熟階段，大多是在一個多世紀前的殖民浪潮下接受西方體育，只能按照規范化的模式模仿，早已被封殺了發明、創新的空間。
東南亞各國的情況大致相近，按西方文明制定的規制玩游戲，不遺余力地去運動會上爭金奪銀，學校體育教材上呈現的西方文明傳播的知識，體育老師照本宣科即可，研究者只能琢磨如何應用西方文明的產物于本土，至少在器物層面幾乎沒有可以選擇的研究對象。那么，東方的體育研究者應該怎么辦呢？原生態的民族體育是多元文化的重要資源生態人類學研究人類種群如何與他們的物質環境相處，以及如何與其他生態種群相互作用，包括狩獵野生動物或采集野生植物的人和寄生于人體中的微生物體，從中發現一些對雙方有利的關系。在不同的人類種群中最主要的一些關系是：捕食、競爭、合作、互助，特別普遍的關系是對有限資源的競爭，且經常表現為戰爭形式。早期人類由于科學技術的落后，許多古老的原生形態的民族體育（也可以稱為部族或族群的原創身體運動形式），多少帶有原始巫術的色彩，反映了人與自然力的關系和人對自身來源、自身力量的朦朧認識。許多與生產勞動和軍事行為有關的身體活動，大體上不是由原生民族體育脫胎而來，而是出于人們有意無意的創編，可以稱之為次生形態。
由于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自然力對人的作用等因素的影響，身體活動的原生形態和次生形態漸漸有了不同的走向和功能。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逐漸形成過程中，一部分原生形態的身體活動延續下來并轉化為民俗活動，而次生形態的民族體育也逐漸匯入這種民俗活動之中。在活動的形式和內容上，也日益明確地與本民族起源、復興、發展等有關的歷史或神話人物聯系在一起，其民族文化特征尤為強烈，其地域性和傳承日益鮮明，其功能也逐漸演變為促進民族認同，即參與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在許多尚未進入現代生活的民族中，在出生、成年、交往、戀愛、婚配直至死亡的人生旅途中，常伴隨著特定的民俗活動，其中，傳統體育活動的地位常常引人注目，發揮著維系民族生存和團結的重要作用，而且逐漸內化為一種民族性格的象征。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在維系種族繁衍方面，始終起著重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媒介作用。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傳統體育活動方式均在其所處的生態和文化背景中形成。早在先史傳疑時代的西周，有記載的與人類體育有關的活動除狩獵和舞蹈外，還包括刀劍、角抵、養生體操、弓矢與槍、蹴踘、擊壤游戲等，足見我國體育運動起源之早，較古希臘有過之而無不及。除地域差異外，絢麗多彩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與民族起源、種族繁衍、生產方式、風俗習慣、社會形態、以及文化追求有關，即使是同一民族內部，也會因地域關系，其傳統體育開展水平又有多樣化的特色。即使是空間相距很遠、地理上沒有接觸的不同民族，也可能因為有著相似的生態環境和價值追求而發展出形神相似的傳統體育項目。亞洲和平崛起，必然產生對于按西方文明單一發展模式以及突出單一文化價值的懷疑。亞洲各國有上千項民族民間傳統體育運動項目，其數量之豐富，形式之多彩，堪稱世界之最。這方蘊集深厚的民族文化寶藏被得到重新認識，對于弘揚東方體育文化的價值，促進世界文化多元，發展人類所共有的體育事業具有重要意義。東方民族的傳統體育是一個開發大眾體育的寶庫，等待著進一步挖掘。
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對世界各國經濟、政治、軍事、以及社會、文化、甚至思維方式，都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西方國家利用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把發達的經濟作為后盾，在世界范圍內極力推行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政治模式和行為標準，試圖將自己的主流文化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文化，倡導一種所謂的“全球文化”。有學者通過“人的社會化過程總是在某種文化環境中完成的”來論證建立在全球社會化過程之上的全球價值或全球認同的必然性和現實性，認為人們今天賴以成長的文化環境已經超出了民族的和國家的界限。然而，體育作為一種開放性的文化，從其原始體育的萌芽形態起便與多種原始文化形態，如舞蹈、巫術、宗教、繪畫、音樂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自身發生、發展既受到多種文化形態的影響，也會對多種文化形態的發生、發展產生反作用。西方體育建立在工業社會的土壤中，許多項目是缺乏傳統文化滋潤的“試管嬰兒”，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倫理學基礎薄弱，因此，帶來的球場暴力、、服用禁藥、過分職業化和商業化等弊端，恰恰可以通過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基礎之上的東方民族體育對此產生良好的互補作用。
我國多民族豐富多彩的身體運動形態是國家的文化瑰寶，國家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弘揚與傳承的重視，為體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由于民族文化一直隱身在民族傳統體育習俗當中，不以文本的面貌呈現出來，而是存在于該民族體育活動的行為動作之中，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保存和傳承方式通常是以一種非文本的形式來完成的，體育文化研究者需要對此引起應有的重視。一般而言，民族傳統體育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自己的文化時空里都有著自己特定的文化價值，它是因為當時，當地的文化生態意義而具有生命力，而一旦其文化社會生態失落，它的價值與意義也就消亡，如果不能復活其文化生態，我們保護的只能是表象形態，沒有人文內涵。
通常在說文化保護時，往往忽略了當地民族、當地原住居民的情感需求和價值取向，更多的是在一廂情愿地為“保護”而吶喊，為研究而奔走。崔永元建立了一些以影視資料為主的“口述歷史庫”，致力于口述歷史開發與研究，針對中華民族傳統體育，也可以將收集到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建成數字化存儲檢索系統，除了保存、歸類整理及永久傳承之外，并免費向全社會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或個人開放，以供學術研究利用。目前，體育界已有多個數據庫之類的國家課題，做一些影視資料庫，主要提供素材，只有不多的學術價值，但我們暫時不具備這類條件，只能做小而精的獨門絕技或超強能力的高層研究。所謂“知史而后興”，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社會中亟待長成的力量所能接觸到我們民族的歷史，不再僅僅是宏大的，而是個體的，活生生的。
研究民族體育需要借鑒實證和應用的科學方法現代體育研究并非基礎研究，而是借助各個非體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體育的'各種問題，幾乎沒有從自己領域生長出來的成熟學科，可以說是處于科學知識的應用性末端。不過，經過對特殊對象的科學實證，可能發現創新路徑。以前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大多不是借鑒科學方法，而是用現代體育的概念生搬硬套，或是用西方文明的生成軌跡來比對，由此得出“民族傳統體育”不是體育的結論。
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科學傳統，它是一種徹底的整體論和生成論體系，這是它的長處，也有它的不足。從未來科學發展的前景看，將科學融于文化之中，從歷史文化背景的本來面貌出發來研究和闡述科學的形式、演化和發展，并對不同科學傳統進行比較研究，這不僅是科學研究的時代潮流，而且也是體育科學研究由樸素的科學思想到現代科學應用的必然發展過程。
體育研究領域所匯聚的相關知識以實證的經驗為支撐，主要以實用為目的，包括體育運動在內，各類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原則都是科學結論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強調通過經驗觀察的數據和實驗研究的手段得到結論，所形成的知識必須建立在自己觀察到的經驗事實上，在同一條件下具有可證性。研究者遵循這些公認的科學路徑，腳踏實地深入到事實正在發生的第一線進行實證調查并進行專心致志的理論思考和創新，其成果才有可能在人類精神生產中被接受。
眾所周知，正確推理是科學研究的靈魂。從思維運動過程的方向來看，歸納推理就是從一些特殊性的知識的前提推出一個一般性的知識的結論，即從特殊過渡到一般；演繹推理就是從一般性的知識的前提推出一個特殊性的知識的結論，即從一般過渡到特殊。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關系密切，是科學研究中先后次序確定的、不可分割的兩個階段。歸納推理得到的一般規律并不一定正確，還需要由演繹推理來驗證。確定次序是先有歸納推理，然后才能有演繹推理。再歸納，再演繹，螺旋上升，使理論越來越完善。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倡導演繹推理的系統方法，是著名的定言三段論，它是根據已知事實推出一項結論的系統，由大前提、小前提與結論組成。其中，大前提是一種自明的假定，即依據常識、公理、教條、經典或形而上的預先設定等建立的命題，通常情況下被認為是正確的故無須證明。
學習西方思想寶庫中的精髓，把這種定言三段式的形式邏輯作為最基本的原則，在體育科學研究中能夠提供有效性的知識已是眾所周知。東方的研究者要想根據自身狀況獲得可靠性的創新知識方面，僅靠這種方法會受到嚴重限制。這種方法所提供的認識不能超出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范圍，使我們老是重復檢驗已有的知識而無法生成新的理論。演繹推理所推測的事物，必須不是原來在歸納推理時考察過的，否則就是循環論證，沒有任何創新意義。
諸如東方體育研究者對體育概念之類的所謂“研究”、對西方體育文化的翻譯式解讀、對體育運動科普知識的傳播，幾乎都是毫無理論價值的循環論證。因此，在西方體育文化籠罩的大、小前提下，東方學者難以生成新的理論和知識；一味迷戀于演繹推理，無法在復雜的現實未知環境中進行知識更新、觀念革新、體制、機制創新。東方養生保健的生態文明建設是大眾體育發展的新形式東方擁有與西方同樣悠久的古代文明，然而在近、現代國際體壇上，西方體育借助于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力量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滲透、傳播，表現出強大的滲透性，成為一種強勢文化，從而霸占國際體壇的核心地位。譬如，率先進行工業革命的英國以及緊隨其后的德國、法國等，就是利用工業革命獲取的巨大經濟效益，把自己的體育文化推向世界；而此時的美國只能被動接受，但隨后美國生產力后來居上，體育文化也隨著美國經濟的提升而倒灌輸出，讓體育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如風靡全球的籃球、排球等運動項目。同樣不可爭議的現實是，奧林匹克作為西方體育文化全球化的標桿，東方各國只能夠被動接受。
過去的體育是西方文明，并不包括東方文明，當然無視東方民族的身體運動文化存在。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西方體育最終將接受東方傳統的養生保健文化，并且不能視其為西方體育的分支，或是對西方體育的補充。季羨林先生從人類發展歷史將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比作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將逐漸讓位于三十年河東的東方文化”
。如今，亞洲許多國家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已不再滿足于在國際體壇上僅僅是從源于西方的競技項目中去摘取獎牌，從而掀起包括體育在內的“新文化運動”熱潮。后現代社會的來臨，現代思潮對于工業社會弊端的批判，對現代化負面效應的反思，東方各國已經開始對大眾體育的觀念產生自主的思考，可以對制度改革行使話語權，提出這樣的問題：人類的各群體都一定要采用運動會的競技形式嗎？俱樂部是最佳的基層體育組織嗎？大眾體育的場所就只能在現代化城鎮嗎？生物只能被動地接受進化的結果，而人則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做出選擇。個人可以根據自己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做出自主的選擇。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西方文化仍然是主流，但中國體育的養生保健思想與“健康第一”的新時期導向，可以幫助人類對待自己身體的哲學態度發生轉變。由于受西方體育和西方分析的思維模式影響太深，需要東方綜合思維實現整合。東方體育研究者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表達對民族身體文化復興、對生態運動與綠色體育的追求。
在特定社會中，人們具有共同擁有一系列行為模式的普遍傾向。每個人都潛移默化地接受該社會文化的熏陶，逐漸發展出與該社會其他成員相一致的行為模式。這種后天習得的文化是一種適應機制，每種組成部分最終從屬于相同的基本法則，包括傳統的大眾體育方式。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許多人仍然生活在偏遠的農村甚至崇山峻嶺之中，農閑時村落中的民族體育休閑娛樂式的傳承或許是更好的方式。傳統節慶、家族聚會、千百年來村寨里自發生長的社會組織，東方文明積淀的保健養生方式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給大眾體育在東方的參與式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為人類提供了休閑時間并伴生了閑情逸致，人類對自己的身體關注程度會與日俱增。古代東方人遵循與大自然相互依賴的和諧關系，強調修身養性的身體活動，通過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獲得快樂。充滿東方智慧的休閑理念，啟迪我們對娛樂價值的創新認識。在當代，東方的大眾體育可以更新自己的理念，依據特殊的傳統文化和亟需公共體育服務制度的現實國情，倡導和實施“分享運動、傳承文化”的精神，以推動基本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的理念進一步深入，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科學化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這將是歷史的使命，同樣也是一次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革新。
用參與式發展的制度創新促進民族體育的進步中華傳統體育的傳承與保護，“參與式發展”無疑是個好的思路和路徑，但“經濟目標”可以成為參與式發展的次要參考指標。從長遠看，對傳統體育的真正的保護是暫時的，傳承與發展才有生命力。
體育作為一個實踐的領域，受到具體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其特色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各民族的傳統體育活動多是與生產勞動、風俗習慣、文化傳統緊密結合的，形式多樣，豐富多彩，常伴以音樂歌舞，把競技和娛樂結合在一起，其重展現民族傳統文化，強調“重在參與”，與現代體育重競技，提倡“更高、更快、更強”不同。恰恰是“重在參與”這樣的體育活動和體育精神，更有利于民族傳統文化體制的創新。東方各國開展大眾體育，最終會涉及體育的民族化。例如，民族傳統體育節慶涉及自然特性、人文特性和非物質文化性，參與人員數量多、范圍廣，作為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人文積淀的綜合體，民族傳統體育節慶可以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和基礎。近年來，廣西以節慶體育作為一個傳統的人際交流平臺和群體交流紐帶，把傳統節慶活動作為一種長期傳承和動態的參與性文化資源，在建設民族地區文化和體育強國中已卓有成效，極大地帶動了當地群眾性體育活動的參與興趣，其興辦的“體育節”以及正在建設的“國家級民族傳統體育傳承保護示范區”，是不同于西方大眾體育形式的創新。
東南亞迅速提升的綜合實力，對推動區域和平發展有積極意義。廣西作為中國與東盟加強友好合作的橋頭堡，構建“國家級民族傳統體育傳承保護示范區”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它利用區內豐富的民族身體運動文化資源，滋養了許多民族體育活動的傳統節慶，以鮮活的原始生態的體育文化矯正現代體育的異化，提高體育文化基因的豐富性，不僅是促進文化進步的體制機制創新，也是代表東方文明的傳統大眾體育形式走向世界的新路徑。
體育面對的永恒問題，是需要對身體運動與人類社會協調發展進行諸方面研究。東方體育文化的價值和生命力，取決于它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貢獻。東方體育研究者主要著眼于本土化研究對象的身心特點，主張跨學科、多視角綜合研究，倡導從整體出發，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探討新理論；同時，在探索過程中更應強調人文關懷，關注人的全面發展，從而更快、更好的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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