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抑或人文論文

　　歷史學的科學性與人文性問題，涉及到歷史學的學科性質及其功能與價值等方面多層次的問題。“歷史學不是科學。”意思是：不一定非要把歷史學說成為科學不可。其基本前提是對（唯）科學主義的反抗。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反科學主義的理解。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理論問題，在此只能談幾點非常粗淺的感性認識。

　　一、科學與人文在近代的二分：各有其功能與價值

　　科學與人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都是西方的學術概念。科學與人文的傳統，其淵源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在古希臘文化中，科學與人文精神本來是統一的。古希臘學者的科學研究實際上都是關于人的研究，人文精神始終都是科學的追求。正如蘇格拉底所謂：“知識就是美德。”事實上，從蘇格拉底到亞里士多德，幾乎每一個科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思想家。在那時，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是不分的。其實，中國古代也是一樣。這正如宋明理學家的說法：東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科學與人文的分離界標，是歐洲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不僅是人文精神的復興，而且也是科學精神的復興。在此基礎上，便逐漸形成了近代西方學術思潮中的科學主義與人文（本）主義的兩大傳統。

　　文藝復興使人類從中世紀神學桎梏下解放出來，科學理性精神得以復興，推動了近代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其結果便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歌猛進。在此過程中，科學獲得人類的崇拜，科學主義便應運而生。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在笛卡爾看來，科學是唯一的知識、永恒的真理，是人類全部文化中最有價值的部分；科學方法是一切知識的標準和范例，有關人類生存的所有問題都必須在一切知識的科學化中解決。這就是科學主義的實質。

　　人文主義則是以人為本，承認人的價值與尊嚴，把人看作萬物的尺度，肯定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知識和力量。人文主義又稱人本主義。如果說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復興是用“人道”反對“神道”，那么在近代，人文主義就是對科學主義的對抗，是用“人性”反對科學主義把人工具化、功利化以磨滅人性光輝的“物化”行為。

　　二、科學不是萬能的，歷史學也并沒有成為真正的科學

　　科學的功能與價值實質上具有兩面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既可以給人類帶來幸福，又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可以說，近代科學的產生是人類歷史在近代世界最大的成功，同時也可能是最大的失敗，因為近代科學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同它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問題的解決一樣引人注目。

　　近代科學的產生，直接推動了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生產力獲得空前的大發展。人類對科學的崇拜，一度使科學主義頗為流行，似乎人類一切問題均可以用科學來解決。但事實并非如此。兩次世界大戰，人類大規模的自相殘殺，科學是最大的幫兇。科學主義的迷夢開始破滅。人們發現，科學并不能解決人的倫理道德等精神層面的價值問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近代科學曾提出了異常重要的道德問題，但是它不曾、而且也無力促使這些問題獲得解決。人必須回答的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科學說不出所以然的問題。”[1]同樣，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馬克·布洛赫在“二戰”期間寫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時對此有著非常痛切的感受：“這個可悲的世界盡管可以為科學的進步而自豪，卻并沒有為人類自身創造多少幸福。”[2]于是，德國哲學家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歷史失去了意義。他開始對科學理性精神與歷史進步觀念持激烈的批判態度。科學不是萬能的，科學的負面效應因此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警醒與反思。如今從后現代的角度來看，科學的負面價值更加明顯，在現代化造福人類的同時，能源危機、環境惡化以及緊張的人際關系等諸多現代性問題則直接威脅了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因此，后現代主義對科學理性與現代性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

　　毋庸諱言，在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歷史學也曾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科學的影響，而走向科學化的道路。歷史學甚至被稱為歷史科學。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盡管19-20世紀以來，在科學革命的影響下，歷史學也在不斷加快其科學化的進程，但至少到目前為止，歷史學要想成為一種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還是相當困難的。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雖然承認歷史學是一種科學，但他同時又認為歷史學是與自然科學不同的“特殊的一種科學”。他說：“研究自然的正確道路是要靠那些叫做科學的方法，而研究心靈的正確道路則是要靠歷史學的方法。”他的名言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在他看來，歷史學是一門關于人的心靈的知識的學問，“歷史學是‘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其價值就在于“它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么，因此就告訴我們人是什么。”

　　同時，柯林武德在批判“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時又說：“它實際上根本就不是歷史學，因為它并沒有滿足科學的必要條件；但是直到最近它還是唯一存在的一種歷史學，而人們今天還在讀著的、甚至于人們還在寫著的大量的歷史書，就都是屬于這種類型的歷史學。”[3]可見，也許柯林武德理想中的歷史學應該是一種科學，但現實情況卻并不令他樂觀。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分析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時認為，1955年以來的歷史研究因深受科學思想的影響而發生了“革命性的進步”，并宣稱“歷史學已經到達決定性的轉折時期”。但與此同時，他又非常理智地認為，“歷史學已經達到了轉折時期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它必定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在他看來，“保守主義”仍是當前在歷史學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他說：“根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歷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在沿襲著傳統。”因此，他的結論是：“從前科學的歷史學向科學的歷史學‘突破’——這種‘突破’在現在看來還僅僅是一種可能。”[4]在對歷史學科學化進程的實際結果的認識上，巴勒克拉夫與柯林武德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后現代主義更是大膽地宣告歷史學的終結。1997年，美國歷史學家伊格爾斯出版《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系統地探討了歷史學在20世紀從追求科學的客觀性到遭受后現代主義挑戰的歷程，尤其是著重探討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客觀性與科學方法挑戰的問題。他說：“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就達到了這樣一種信念，即歷史學是更緊密地與文學而不是與科學相聯系著的。”“肯定地說，‘歷史知識具有一種絕對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條公理‘已經不再是毫無保留地為人們所接受了’。”“‘對過去歷史變化要有一種一貫的科學解釋’是不再可能了。”他認為：“后現代歷史編纂學理論的基本論點是要否認歷史著作所談的乃是真實的歷史過去。”如羅蘭·巴爾特、海登·懷特都會堅持認為，“歷史編纂學與小說（虛構）并無不同，它無非是小說的一種形式。”后現代主義者甚至宣稱：“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后歷史的時代，而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學已告終結了。”[5]在伊格爾斯看來，后現代主義所謂歷史學的終結，其實就是對歷史學的客觀科學性的否定。

　　柯林武德、巴勒克拉夫與伊格爾斯分別在20世紀的不同時期對國際歷史學（當然主要是歐美史學）做了綜合分析，[6]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歷史學科學化歷程的艱難境況。

　　無論如何，歷史學并沒有成為一種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這是事實。當然，更重要的是，歷史學其實是沒有必要成為一種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的，因為歷史學有其自身賴以存在的特殊的學科價值，即人文價值。

　　三、歷史學的人文性：與科學同樣甚至更重要的價值。

　　應該說，歷史學具有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雙重特性。當然，歷史學不是科學，只是一門人文學科。

　　不承認歷史學是科學，并不能否認歷史學的價值。因為：一方面，科學不是人類社會最高的價值，更不是唯一的價值。另一方面，歷史學有其獨特的人文價值。歷史學通過總結人類歷史的經驗教訓，給人類提供智慧，是一門智慧之學。這正是其作為人文學科而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科學的獨立的學科價值。

　　同樣，不承認歷史學是科學，也并不是否認歷史學有一定的科學性。現代歷史學雖然在研究理論與方法上，已經具有求真求實的科學理性精神與客觀實證的科學研究方法，但歷史學終歸不是科學。科學不能解決人的道德、理想與人生意義等有關人文價值的問題，歷史學則可以從歷史研究中提供相關的經驗與智慧。如果說科學的價值在于探究客觀世界的奧秘，那么歷史學的價值則主要是關注人類自身生存意義的人文關懷。因此，人文性才是歷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更重要的本質特征。

　　何兆武先生在討論歷史學的雙重性時認為：“科學只是人生和歷史的構成成分之一，——哪怕是最重要而又最珍貴的成分。人的價值以及人的歷史意義（假如歷史有意義的話），并不是由科學所規定或所給定的。人作為自由的主體，乃是自行規定的；正因為如此，他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負道德上的和法律上的責任。”“一切人文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生命權、財產權與追求幸福之權以及英明遠見、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與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從科學里面推導出來的結論。它們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觀規定的事實和規律。但是沒有這樣最本質的一點，人就不成其為人，也就沒有人文的歷史而只有和其他一切物種一樣的自然史了。因此要理解歷史，我們就需要還有科學之外以至之上的某些東西：價值、目的、理想、信念。它們不屬于科學實證的范圍之內，是科學所不能證實或證偽的，卻又是人生和人的歷史所非有不可的東西。我們需要它，絲毫不亞于我們之需要科學。”[7]

　　法國年鑒學派宗師馬克·布洛赫也并不否認歷史學的科學性，有人甚至認為“年鑒學派代表了法國科學史學的深化”。[8]布洛赫認為，由于氣體動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量子力學的產生，“使科學的概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確定性概念因此而更富有彈性，永恒的相對可測性概念取代了絕對可測性。“因此，我們似乎更有理由認為，即使一門學問不具備歐幾里德式的論證或亙古不易的定律，仍無損于其科學的尊嚴。”他認為：“史學的不確定性正是史學存在的理由，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更新。”盡管如此，布洛赫仍然非常重視歷史學的人文性。他說：“歷史自有其獨特的美感。歷史學以人類的活動為特定的對象，它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消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歷史學失去詩意。”[9]

　　【參考文獻】

　　[1][英]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曹未風等譯，第12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等譯，第1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

　　[3][英]R.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等譯，第285、238、10-11、29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4][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第327-328、330、33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5][美]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第10、14、136、16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寫于20世紀30-40年代，在他去世三年后的1946年出版；巴勒克拉夫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出版于1980年；伊格爾斯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出版于1997年。

　　[7]何兆武：《歷史學的兩重性論略》，《葦草集》，第17-18、19-20頁，三聯書店1999年版。

　　[8]王晴佳、古偉瀛：《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第96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等譯，第17、18、1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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