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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記的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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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記的原文及翻譯
原文
明代：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手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云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云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而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后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⑶鹬�，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譯文
虎丘離城約七八里路，這座山沒有高峻的山峰與幽深的峽谷，只不過因為靠近城市，因此奏著音樂的游船，沒有一天不到那兒去。凡是有月亮的夜晚，開花的早晨，下雪天的黃昏，游人來往穿梭，猶如織布一樣，而以中秋最為繁盛熱鬧。
每到這一天，全城閉戶，攜手并肩而來。上至士大夫鄉紳、大家婦女，下至貧民百姓，全都涂脂抹粉，鮮衣美服，重重疊疊地鋪設席氈，將酒肴擺在大路邊，從千人石一直到山門，如梳齒魚鱗般密集相連。檀板聚積如小山，樽罍似云霞般傾瀉，遠遠望去，猶如成群的大雁棲落在平坦的沙灘，彩霞鋪滿江面，電閃雷鳴，無法具體描繪它的形狀。
剛開始安設筵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如團聚在一起的蚊子，沒法分辨識認。等到分批安排，爭相以歌喉比高低；雅樂和俗樂各各陳獻后，美和丑自然區別開了。不多時，搖頭頓腳按節拍而歌的，只不過幾十個人而已。一會兒，明月升到天空，月光照在石上猶如潔白的絹綢，所有粗俗的歌曲，不再發出聲響，跟隨著唱和的，只有三四個人。一支簫，一寸管，一人慢慢地打著歌板唱著，管樂伴著歌喉，聲音清脆瀏亮，使聽的人深受感動。
等到夜深，月亮西斜，樹影散亂，于是連簫板也不用，一個人登場，四圍的人屏住聲息，聲音如細而直上的毛發，響徹云端，每吐一字，幾乎拖長達一刻之久，飛鳥聽了為之回翔盤旋，壯士聽了感動得流下眼淚。
劍泉深得無法測量，陡峭的巖石如斧削一般。千頃云因為有天池等山作為幾案，山峰峽谷，爭奇斗秀，是請客飲酒的好地方。但是過了中午便陽光逼人，不能久坐。文昌閣也不錯，晚上林中的景色尤為迷人。朝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沒有遮攔，僅僅遠遠望見虞山，如小小的黑點。堂荒蕪已經很久了，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的辦法，想在里面供奉韋應物、白居易等人，但不久生了病，我既然已經辭了官，恐怕進之的興致也消盡了。山川的興旺和荒廢，確實有它的運數啊！
在吳縣作了兩年官，登虎丘山六次。最后一次和江進之、方子公一起登，坐在生公石上等候月出。唱歌的人聽說縣令到來，都躲避開了。我因此對進之說：“做官的橫行氣盛，衙役庸俗粗野，是多么厲害呀！以后不作官了，有不在這石上聽歌的，有月亮為證！”現在我有幸得以免去官職客居吳縣，虎丘的月亮不知道還記得我的話嗎？
注釋
①萬歷二十三年(1595)作者曾任吳縣令，期間,六次游覽虎丘。萬歷二十四年，解職離吳前，留連虎丘勝景，寫下這篇描寫吳中民俗的散文�；⑶穑K州名勝之一。相傳春秋時吳王闔閭葬在這里，三日有虎來踞其上，故名。
�、谏�(pǒu 部)屋：草席蓋頂的屋子，指窮苦人家昏暗的屋子。這里指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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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芾纵仯很囕嗈D聲，這里指雷的轟鳴聲。
⑤瓦釜：用黏土燒制的鍋，這里比喻粗俗的歌聲。
�、拗袢猓哼@里指簫管和歌喉�！稌x書·孟嘉傳》：“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咔ы曉疲荷矫诨⑶鹕缴�。
⑧江進之：江盈科，字進之，桃源（今湖南桃源縣）人。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副使，時任長洲縣令。著有《雪濤閣集》。
⑨韋蘇州：唐代詩人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
賞析
篇首預設意脈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勝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誠然為一般記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為下文埋設了意脈。盡管“其山無高巖邃壑”，卻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游人。這樣，作者就確定了他的審美重心，不在林泉巖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們縱游虎丘的情景圖畫�！昂嵐臉谴�，無日無之”，以“無……無……”的雙重否定更見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強調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頻率和密度�！胺苍轮�、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在上文的意緒上遞進了一層，突出了“月”“花”“雪”這三個時節對于游人的誘惑力量。作者所用“無日無之”“紛錯如織”還是概括性較強的語言，所給予讀者的是總體印象，而細致具體的描述則在后面進行，留下審美空間。
觀感饒有新意
“而中秋為尤勝”，文意以“而”字形成轉折，以“尤”字造成遞進。描述經過幾次的遞進，中心便確定下來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記》不是某一次游覽的當時實錄，這從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數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個中秋日的情景記實。從時間觀念上看，顯系事后追述；從空間觀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綜合描述。而綜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則是虎丘中秋。這種記游散文的時空觀念是饒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現了這種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幾個中秋特征的審美意向。
情景墨色潤暢
一旦進入具體的情景描述，作者就顯得墨色潤暢。筆態飛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構成一幅全景俯瞰圖。從“傾城闔戶，連臂而至”開始，拉開了這幅全景圖的描述畫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边@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傾城闔戶”具體化了，作者特別點出“踚屋”，把下層市民也包括進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廣大的市民參加，這反映了明代的特點，張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類似的情景描繪。和古典的山水游記不同，和以單純的自然景物描寫不同，這里更多地表現了市民階層的郊游生活，或者說，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細民作為同一的對象來描述。作者不是從自然山水本身獲取詩情(他明確地認為“其山無高巖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參加的游覽熱潮中覓得了新鮮的審美感受。這種審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審美理想和意緒的特征。“莫不靚妝麗服”的打扮裝飾，“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間”的旅游方式，都有濃重的世俗情味，較少古典色彩。
文勢氣沛暢達
作者在縱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個大鏡頭：“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作者以遠眺作為審美視點，在縱橫交織的鋪衍勾劃中輔之以夸張，間之以比附，形成一氣如注的滔滔文勢�！皬那耸现辽介T”，是空間范圍的概括，形成畫面的橫向開闊感，吻合著遠望的審美視覺特征。“從……至……”的提頓，一連出現“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 云瀉”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飾的描繪。像梳齒一樣靠攏的游人，是對其密度的形容�！疤窗濉卑倒聪挛摹皣I者百千”；“樽 ”隱聯上文“置酒交衢”，內脈密合。如丘積、如云瀉的比喻夸張，既是繪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況，服務于本段的審美重心，連用四個四字結構句，其目的是在蟬聯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勢的氣沛暢達。
比喻虛實相間
行文至此，于“遠而望之”四字，回攏到主體的視點上來，文氣稍有提頓，遂發為奇穎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聲，聲色交錯，染色于畫卷，傾聲于畫外，連珠式的四字結構句型，同樣有文勢的波蕩，有主體贊美之意的浮動。比喻句的聯綴，既形成氣勢的噴注，又使描述對象的瑰麗色彩及其喧闐聲勢具體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確定內涵，而旋即跳成“無得而狀”作為本段的收煞，意緒得以翻變，是從比喻的具體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說明這一切情景都是無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狀的。惟其用“無得而狀”的模糊語，才更顯示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圖的美不勝收。
作者簡介
袁宏道（1568～1610年）明代文學家，袁宗道二弟，袁中道二哥。袁宏道與其兄袁宗道（1560～1600年）、弟袁中道（1570～1623）都以文學見長，合稱為“公安三袁”，時稱”三袁“，被稱為“公安派”。 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荊州公安（今屬湖北）人。曾為文反對復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袁宏道始終無意于仕途，萬歷二十年（1592年）就中了進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訪師求學，游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游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锻碛瘟鶚虼掠洝繁闶撬闹髦�。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人物生平
科場失意
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年）十二月六日，袁宏道生于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里（今湖北公安），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有聲里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為師，“奉其約束，不敢犯”。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詩中，浩嘆孤寂愁悶與落落寡歡。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托，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李贄稱贊他“識力膽力，皆迥絕于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并贈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痹诶钯楇x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從此，他決心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而卓然獨立。
為官地方
明神宗萬歷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愿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游，悠閑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后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痹谒磥�，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閑，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辭職。
游覽著述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后并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游東南名勝，徜徉于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無一日不游，無一游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不覺驚躍”，“如魘得醒”，為徐渭“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后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
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后人學習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里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游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云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飾之病”。
北上進京
東南游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征，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畢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閑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另一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
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于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睂Α拔谋厍貪h，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錢謙益后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
潛心文學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筑“柳浪館”于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游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贊嘆，并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于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贊《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并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并論，給予高度的評價。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陜西鄉試，乘興游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游記與詩歌，“極一唱三嘆之致”。
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游”，游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終年四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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