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囚論》原文及翻譯文言文賞析

　　在日常的學習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一些文言文吧？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寫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歷代模仿它的作品。還記得以前背過的文言文都有哪些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縱囚論》原文及翻譯文言文賞析，歡迎閱讀與收藏。

　　原文

　　《縱囚論》

　　作者： 歐陽修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馀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賞析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后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

　　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說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復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

　　“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義”，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本文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曾于貞觀六年(632年)下令把等待執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與家人團聚，并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歐陽修以前，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美談”，認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義”。作者獨能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種敢于創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

　　本文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在分析問題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并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翻譯

　　本文的反問句較多，有助于增強文章的說服力。第二段中采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揣摩。

　　信義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種種刑罰則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惡極的，又是小人中特別壞的人。寧愿為正義而死，不愿意茍且貪生，而視死如歸，這在君子中也是很難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時，把判處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記在冊，放他們回家，約定好到期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君子都難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壞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難。到了規定的時間，那些囚犯自動回來而沒有延誤。這是君子難以做到的，而小人卻很容易地做到了。這難道近于人情嗎?

　　有人說：罪大惡極，確實是小人了；如果對他們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們變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轉變速度就愈快，有過這樣的事。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得到這種名聲。可是怎么會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時，沒有料到他們一定會回來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們呢?又怎么會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沒有料到他們自動回來就一定會被赦免自己的死罪，這才又回來呢?料想到囚犯一定會回來這才放他們回家，這是唐太宗從上面窺測到下面囚犯的內心想法；料想到一定會被赦免死罪這才回來，這是下面的囚犯在窺測上面的皇帝的內心想法。我從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窺測對方的內心想法才形成了這種名聲，哪里還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辦法和囚犯遵守信義的事呢?不然的話，唐太宗在全國施行恩德感化的辦法，到這時已經六年了，卻不能讓小人不犯極惡大罪，只憑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視死如歸，而且堅守信義。這是一種說不通的觀點啊!

　　那么應該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說：對放回家去而又回來的囚犯，殺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對放出的囚犯在他們回來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爾做一次。如果總是這樣去做，那么殺人犯都不會被處死。這可以作為國家的常法嗎?不能作為國家的常法。這難道能說是圣人之法嗎?所以說，堯、舜、三王治理國家，必定以合乎人情為標準，不以標新立異為高明，不能違背情理來博取自己的名譽。

　　創作背景

　　《縱囚論》就唐太宗縱囚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不足為訓，并明確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這一論點。這是一篇對傳統見解進行辯駁的議論文。

　　作者背景

　　歐陽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廬陵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進士及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死后累贈太師、楚國公，謚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后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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