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先秦儒家孝道在傳統社會中的倫理價值論文

簡析先秦儒家孝道在傳統社會中的倫理價值論文

　　摘要：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儒家孝道的創始人，他們所推崇的孝道思想對中國傳統孝道的發展具有定型和導向的意義，成為中華倫理道德體系的起點和諸德之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孝道的內容、形式、功能也必然隨之改變。以新的時代精神為主導，經過創造性的轉換，儒家孝道必將煥發生機，為今所用。

　　關鍵詞：儒家孝道；傳統社會；社會穩定；當代省思

　　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儒家孝道的創始人，他們所推崇的孝道思想對中國傳統孝道的發展具有定型和導向的意義。在中國傳統社會發展進程中，先秦儒家孝道不僅是一種“善事父母”的日常倫理規范，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和首要精神，并逐步成為中國傳統孝道的核心和主體。其影響之大，涵蓋之廣，最終使它發展為中華倫理道德體系的起點和諸德之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先秦儒家孝道是中國傳統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

　　孝是中國傳統道德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沒有它，中國就沒有倫理道德可言”。先秦儒家孝道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重要組成部分，受到綿延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推崇備至。無論從社會倫理思想觀念上還是從哲學文化遺產上看，它是中國人最高的道德準繩和行為規范，至今仍然深深地影響著我們民族的社會習慣、心理素質和民族精神。說儒家孝道是中華民族的美德，這不是近代現代的發明，在中國已經說了幾千年了。就現存的典籍考查，最早是《左傳》，其說：“孝、敬、衷、信，為吉德。”吉者，美也。孝是美德。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是贊成還是反對，它已經是中華文明史以重筆渲染的大章，是不可磨滅的。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人們正在強烈地呼吁著孝道的回歸，這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是時代的要求。

　　(一)先秦儒家之孝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

　　羅國杰教授認為：“孝”是中華民族文化和中國傳統道德的一個基本的、重要的內容，是道德行為的生長點，在調整人和人之間的道德關系、維護社會穩定、提高人的道德素質方面，有著特殊的意義。可見，孝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內容，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鮮明特點。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雖然不能說沒有養、敬、愛父母的倫理觀念，但世界還沒有哪個民族文化像中國文化這樣把孝道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也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如此的重視孝道。正如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說：“《孝經》所講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的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夠把忠孝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儒家之“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文化雖然是由儒釋道等多種要素組成的，但其中心則是儒學，而仁學又為儒學之主要精神，但仁學之精神，卻是完全由孝道出發的”，所以孝道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的創始者——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就是以“孝悌”為其根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論語·學而》)。而反映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經典著作《孝經》在強調父慈子孝的同時，還高度重視君臣關系，即“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在家為孝子，才有可能事君以忠。于是在儒家孝道學說是支配與影響下，在歷代封建王朝的提倡與鼓勵下，逐步形成了以孝老、養老為主的民間社會風氣。

　　在傳統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孝觀念滲透到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從政治上的宗法管理制度和選官制度、法律中對孝行的維護制度、經濟政策中的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及其教育內容、社會生活中的禮儀風俗習慣、社會輿論等等各個方面，孝在各個領域中都具有應用機制，具有可操作的內容，整個社會的運行基調就在維護家庭的體制。家是國的縮影，國是家的放大，所有的關系都是在圍繞著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的范式而展開而創造。

　　(二)先秦儒家孝道是儒家倫理的核心

　　儒家不僅在其論著中處處皆談及孝道之義理，而且它還成為儒家倫理的基礎和核心。從儒家孝道的主要思想內容來看，它作為一種倫理道德準則，既是對親子、君臣等倫常關系的規范，也體現了人生倫理行為的價值取向。它是人們最基本的行為規范，也是涵蓋面極廣、功能性極強的道德實踐，儒家之孝在傳統倫理道德體系中居于超乎尋常的核心和基礎地位。孝道不僅影響著中國古人的思想，同時也成為支配人們行動的準則和評判人們德行的標準，成為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孝道的內涵和外延不斷發展，由最初的家庭倫理規范向社會倫理規范的方向發展。因此，人們一生也許都處于孝道意識的范圍之內，也就是說，成為“孝子賢孫”是古代中國人努力以求實現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認識目標。因為遵守孝道的結果不但會帶來家庭、家族的和睦與穩定，而且能使人際關系趨于和諧，這就為人生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成為孝子賢孫后，將帶來很高的社會榮譽，這是人仕與建功立業的基石之一。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里，家庭生活是人們生活中最重要與最主要的部分，踐履家庭倫理道德，尤其踐行孝道是人生的頭等大事。

　　二、先秦儒家孝道是傳統社會穩定的倫理基礎

　　對中國文化不無偏見的黑格爾說過這樣一句頗為中肯的話：“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征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通過規范個人的行為來調節特定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是道德的基本功能和主要目的。在血緣宗法社會里，最根本的就是處理以親子關系為基點的血緣宗法關系，無論是人內在心性的修養，還對人社會行為的規范，都是以血緣的維系為價值方位。這樣，作為宗族共同體最高道德準則的孝也由此被突出，并根據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儒家不斷對它進行補充、加工、深化，不同程度、各有側重地予以宣揚和提倡，從而使其成為傳統倫理道德體系的核心和基礎，對傳統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發揮了文化之基的作用。

　　(一)先秦儒家孝道既是人之善性的根源，又是為政的根本

　　孔子認為，孝是道德的根本，同時也是為政的根本。孝敬父母，追念先祖，并把這種風氣推而廣之，社會的道德風尚就會變好，人們就會具有仁德，樹立忠心，天下、國家也會治理好。也就是說，孝道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孝道作為社會道德規范，在封建社會的早期階段，對協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系，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安定，發展生產力，培養人們對國家、社會、家庭的責任感，也有某種程度的進步作用。孔子日：“孝慈則忠”(《論語·為政》)；“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家庭的穩定最終是為了社會的穩定。士子行孝可以導致忠順于國君，所以孝的最終指向的是“忠”。而國君做到了孝的表率，也就能使民服、民順，實現自己的統治。孝的范圍的擴大化，孝的功能的擴大化，使孝能為君王服務，成為其治理天下，管理臣民的一種很好的方式，使孝由“善事父母”走向“以孝治天下”成為可能，使孝在以往的氏族宗族個體家庭之外又添上一抹政治色彩，也成為以后歷代封建王朝尊崇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家國同構的特殊模式在這兒得到了一種體現。

　　在儒家看來，推行孝道，使宗法制的家庭穩固了，在宗法制家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宗法制政權也就有了穩固的基礎。所以，孝道不僅是人的行為的根本法則，不僅是維系家庭的感情紐帶，而且是治理天下的核心問題。

　　在中國古代，孝道對社會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受到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儒家一向認為忠臣出于孝子之門，長幼順而上下治。如果人人都做到了對父母的孝和對兄長的悌，就是一個恪守宗法制的好人。這樣，喜歡犯上作亂的人就少了，不喜歡觸犯上級而好作亂的人簡直不會有了。也就是說一個人在家表現老老實實，外出也不會越軌胡鬧。小處做好，大處自然就沒有問題。曾子也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是說謹慎地對待父母死的問題，對他們以禮埋葬，以禮祭祀；認真追念遠代的祖先，對他們按照一定的禮節來祭祀，經常懷念他們的功德。如果大家都這樣做了，經常緬懷祖先的功業，認識現在的統治者和自己都是祖先的繼承人，應該老老實實服從他們的統治，人人歸于厚道，人人心向大宗，尊敬大宗，服從大宗統治，天下就太平了。因此，儒家認為“孝悌”和“仁”一脈相通，而且它還是“仁”的根本。仁是協調矛盾之道，穩定統治之道，孝道在當時社會生活中也一樣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二)先秦儒家之孝本身就是一種協調親子、宗族關系的協調性的人際道德

　　孝道在儒家倫理道德中，被看作是人之善性的根源，孝既是一種自然親情，又被當作主要的文化指令與人子義務加以教化，這樣就從內外兩個方面都確保了首先是可以協調父子關系中的沖突，把這種倫理精神擴大到家族的其他成員身上，必能而且是在實際上發揮起和睦家庭的做用。孝道作為家庭倫理規范，有維持家庭穩定的功能與作用。人們用孝道來調節家庭關系，使敬老、尊老、養老的倫理觀念扎根于家庭，風行于社會，成為人們必須遵守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孟子強調用“孝悌”來教化百姓；使百姓懂得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的倫理道德。孟子反復論證和強調“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的社會功能和作用。各個地方行政組織，建立鄉學，要反復不斷地用“孝悌”的道理來教育子弟。孟子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粱惠王上》)孟子認為，“孝悌”的倫理觀念深入人心，就能形成良好的尊老、敬老的社會風氣。這樣，頭發斑白的老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負重物，老年人有絲綢穿，有肉吃，使老年人的生活有所保障。儒家孝道的這些規定，是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道德。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尊老、敬老的優良傳統，這是中華民族所具有的一種很重要的德行，也是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內容。從古到今，中華民族對鰥寡孤獨的老人都有特別的關心，在生活中給予特別的照顧。這種美德世代相傳，廣泛作用于社會生活，積極影響著我們民族特有感情融洽的家庭倫理關系以及扶老攜幼、相互關心愛護的社會道德風貌。這種美德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肯定與贊揚，是我們應該批判地繼承的珍貴的道德遺產。 (三)先秦孝道對推動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儒家孝道最初始于家庭，是子女對父母的敬奉行為。到春秋戰國后期，通過后來先秦儒家對其進行繼承和發展，即對孝道進行了“內推”與“外衍”，從而擴大為兄弟姐妹、伯叔姑舅最后推及為廣義的尊老愛幼的社會性道德，并在此基礎上上升為忠君愛國的政治性倫理，從而構成了孝道的三個層次，即家庭性倫理、社會性倫理、政治性倫理。可見，孝道的外推與內衍在傳統中國社會確實形成了一張倫理之網，使人們在處理各種家庭的、親屬的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有了比較確定的價值標準。正因為孝道有如此大的彈性和擴張力，它成為中國傳統主流倫理學的核心范疇和人們倫理實踐的首要準則就不足為怪了。孝作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意識的核心范疇，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它雖然沒有直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它還是以其推動家庭和睦和社會穩定的主要功能問接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因為穩定與發展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系，只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社會生產才能得以進行和發展。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社會中，由于家庭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因而，和睦團結、共同協作的家庭關系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家和萬事興”，家族和睦不僅是農業生產的需要，也是社會穩定的必要基礎。正是由于孝的這一倫理道德規范的存在，從而確保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歷史總的趨勢是追求統一、追求穩定，進而又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總之，儒家之孝雖然本是基于人類內心真情而對祖宗、父母的敬養、順從、報恩的情感的義務，但由于中國傳統社會所特有的歷史發展道路，使這一來自血緣的真情與政治相結合，導致家國一體、家天下、家長制的社會結構，從而使孝這一家庭倫理道德規范服務于社會，成為傳統社會穩定的倫理基礎。

　　三、對先秦儒家孝道的當代反思

　　先秦儒家孝道在中國傳統社會對于協調父子、君臣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力，培養個人對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心和義務感，有著某種程度的進步作用。但是，先秦儒家孝道作為歷史的產物，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時代的烙印。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其內容、形式、功能也必然隨之改變。

　　先秦儒家孝道總的來說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認，先秦儒家孝道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其中也不乏有與時代精神相違背的消極、落后甚至是丑惡之處：如《孝經》的作者認為“守其宗廟”、“守其祭祀”使祖先不斷后人香火，乃是最大的行孝；不準晚輩在尊長面前表現自己的憤怒；父母鞭打子女，打得皮開肉綻也不能有怨言。這些都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宗長制的權威而規定出來的違背人性，極不合理的消極內容，是極不可取的，應給予批判。更有甚者，則是把“孝”絕對化，強調“順親為孝”，要求晚輩必須無條件“順從”長輩，甚至以不惜犧牲晚輩的愛隋、理想和生命為代價，這顯然是不足取的；對父母長輩的過錯，子女不僅不能指出，而且要“馳其過”，即使父母長輩犯了殺人等危害社會的罪行，子女也不得告發，否則，當以“不孝”罪處死，這就掩蓋了尖銳的社會矛盾與社會的黑暗面。這些阻礙與限制思想解放、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東西，都是我們應該徹底拋棄的歷史糟粕。

　　從經濟基礎上說，儒家孝道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如今是信息社會，我國已經進人知識經濟時代。從社會基礎上說，家族制度已成為歷史，社會主義取代了封建主義，民主、法制取代了專制；從具體內容上說，先秦儒家孝道中蘊涵著許多與現代精神背道而馳的東西，如對個人獨立人格的剝奪、踐踏、否定，對進取心和創造精神的扼殺，權威主義，政治上的裙帶關系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只有以新的時代精神為主導，經過創造性的轉換，儒家孝道才能煥發生機，為今所用。

　　(一)“揚棄”——批判地繼承先秦儒家孝道的合理內核

　　人們的思想觀念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現代社會需要符合時代發展的新的孝道觀。新的孝道觀不會憑空產生，它首先來自于對傳統孝道觀的歷史繼承。先秦儒家孝道觀，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協調父子，穩定社會秩序有著一定進步作用，但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為封建家庭倫理等級制度服務的一面，作為階級社會的產物，難免帶有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因此，我們應該批判地繼承先秦儒家孝道，對其有所“揚棄”，繼承其“養親、敬親、尊老”等優秀內涵，徹底拋棄“孝之絕對化”等封建性內涵。

　　(二)“歸位”——成為正真的家庭倫理道德規范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孝道之倫理實現合理歸位，即回歸到恢復其家庭倫理的地位。古代中國宗法制的存在、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決定了古代社會對孝道引申意義的重視超過了對其本義的重視，無論內涵外延，孝都已經超出了家庭倫理道德的范疇，被泛化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道不僅在道德領域居于核心地位，而且在政治、經濟、法律領域同樣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弘揚民族傳統美德，構建新的家庭倫理道德，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應該對先秦儒家孝道應有一個正確的把握，就是實現其合理“歸位”，努力消除其在社會生活領域、政治領域中的“愚忠愚孝”思想，回歸到家庭倫理道德規范的本來面貌繼續發揚其作為家庭倫理孝道要求的尊老愛幼、尊師敬賢、慈孤憫弱等美德。

　　(三)“重建”——用時代精神賦予先秦儒家孝道以新內涵

　　在傳統社會中，先秦儒家孝道是建立在父子經濟、政治、人格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孝是子女對父母尊長單方面的義務，強調“順親為孝”。現代社會使得現代家庭父子間確立了人格平等關系，使孝道中“尊尊”、“順從”這一層含義基本喪失了現實的根據。隨著當今社會的發展，先秦儒家孝道中的“親親”、“敬親”、“尊老”這些內涵顯得越來越重要，并成為中華“孝”文化歷史積淀的主要傳統。因而，結合時代精神的新思想、新觀念，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的孝道觀就成為歷史的必然。當前，應該高度重視孝道教育，提禽人的思想素質，培養人們博愛的人性，使人回到良知，樹立養老、尊老、愛老的觀念。

　　不論社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只要人類還以家庭的形式繁衍生息，那么以父慈子孝、尊老愛幼的為核心的儒家孝道，就是維系家庭和睦不可少的道德內核。實現孝道倫理的歸位，孝道內涵的與時俱進，行孝形式的變化，并不意味著現代社會孝道的萎縮。相反，我們相信，以時代精神為主導，經過創造性的轉換，孝道會煥發新的活力，獲得更廣闊的自我延伸和自我發展的空間，為調整好家庭關系，確保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和促進人類文明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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