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常識之楚國的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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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地由于位處江漢及漢淮之間，北方的華夏語、西方的藏緬語、南方的苗瑤語和東南的壯侗語都在楚地接觸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語自然是吸收了多種語言成分而詞匯豐富多采、音聲別具一格的方言。楚國語言屬華夏語言系統，在語音、詞匯上具有較多的自身特點。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軍伐鄭，鄭無備，“縣（懸）門不發”，子元驚疑，“楚言而出”，說：“鄭有人焉。”可見，楚人操“楚言”，與中原各國及其他地區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蠻[鳥決]言這個比喻，形容楚人語音的奇特難懂。但中華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創造的，彼此交流融匯，故各地語言既相異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說華夏之語，不影響楚國和其他各國的交往。

　　見于文獻記載，楚言詞匯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左傳·宣公四年》謂令尹子文原名為斗谷於菟，并說：“楚人謂乳谷，謂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春秋以后，隨著各地經濟文化聯系的加強，各族人民相互學習，彼此促進，楚國成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語言上，楚人也起著溝通夏夷、消除隔閡的作用。在揚雄《方言》中，楚與魏、衛、宋、鄭、韓，吳、齊、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區共有的方言詞匯約70個，其中與吳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吳方言比較接近。

　　文字，在人類文化史上是發蒙啟昧的關鍵，是一個民族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楚文字承襲商周古漢語文字，但由于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環境諸方面的影響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風格，具有較強的地方特色。

　　西周時期的楚國文字，與中原諸國的文字還沒有多大區別。楚公家鐘銘文就與宗周鐘的銘文風格類似，氣勢渾厚，規整，略顯波折。春秋至戰國中期，楚國文字形體逐漸趨向修長，筆劃細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較整齊美觀，筆勢圓轉流暢，風格自由奔放。如王孫浩鐘、王孫遺者鐘、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從下寺2號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與山東大店2號墓出土編鐘銘文的對照中，可以發現楚字的特色，這種楚字，略具蟲形，是蟲書的雛形。戰國中期以后，竹簡、帛書式的手寫體據主導地位，銅器鑄銘、刻銘均受其影響。字形趨扁平、體勢簡略，橫筆昂首，首粗尾細，有的波勢挑法己具后世隸書雛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觀竹簡、荊門包山竹簡、長沙楚帛書等等。春秋末，在篆書的基礎上，附加鳥形裝飾，使文字藝術化，此即所謂“鳥篆”的起源。如楚王孫魚銅戈銘文共有六個字，均附有鳥形，富有情趣，表現了楚人對鳥類的特別鐘愛。與之相關系，楚人的篆刻藝術取得了極高的成就。

　　楚文字從形體上看與中原古文字有淵源關系，但又不盡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銘文、篆文一脈相承的“古篆體系”，在“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的春秋戰國時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語言特點獨立創造了不少新字。如見于銅貝（亦稱蟻鼻錢）的“聚”；見于江陵望山楚簡的“歇”；見于楚帛和金銘的“蔓”；見于楚簡及銘文的“戴‘等字，既不見于他國，也不載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圍。這些新字雖使今人很難釋讀，但在當初必生動地記錄了楚人的語言，表現了楚人的新變精神和創造意識。

　　由于楚人最先發明毛筆，這不僅使帛書、竹簡的出現成為可能，也推動了字體本身的演進。1954年在長沙一座戰國中期楚墓中發現了兔毛制作的毛筆實物。毛筆寫字，較之以往的刀刻，輕松靈便，因而推動了字體的革新。所以隸書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來。如江陵楚簡將“乙”字末尾一筆已明顯地有隸書的波勢；又“月”字寫作不僅有隸書的形架，其右下一筆，也可看出隸書的挑法。

　　楚國有幾個常用的方言虛字，幾乎成了楚辭語言形式上的重要標志。如兮、些等字，讀起來常有一種悲楚凄厲之感，形成楚辭特有的韻調，可說成了楚辭外部形式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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