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朱子教育理念的現代價值

　　今天我們要把朱子學的這些內容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踐行、培育結合起來，使中華文化、朱子文化成為涵養社會價值和個人美德的源泉與基礎。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有關朱子教育理念的現代價值的內容，歡迎大家查看。

　　朱子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也是偉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現代意義。從現代大學的通識教育的角度來看朱子的格致論，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在朱子哲學之中，讀書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工夫，《朱子語類》的“讀書法”，記載了朱子教人如何讀書，特別是如何讀圣賢書的方法。雖然朱子自己的著作中似乎并沒有把讀書明確作為一個哲學主題來討論，但有關讀書必要性的問題意識處處滲透在朱子的哲學議論之中。鵝湖之會的最后，朱陸的爭辯集中在要不要肯定讀書作為學圣人的工夫，也反映出這一點。朱子所重視的格物工夫，其中主要的用力之方即是讀書，對讀書作為工夫的肯定以及以讀書為背景的哲學建構，是朱子對孔子“學”的思想的重要發展，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孔子之后，對“學”或由讀書以學的思想貢獻最大的人就是朱子�？梢哉f，朱子的思想即是為近古的士人(讀書人)提供的一套學為圣人的目標和方法�，F代人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朱子思想應較適宜于現代教育中學習者的需要。

　　朱子一生學問致力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而對大學的幾個重要觀念的詮釋在他的整個經典系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朱子少年時即從父受教讀《大學》，臨終前仍在修改《大學章句》，他以超人的學識和智力，把終生的心力貢獻給這一篇短小的文獻的整理和解釋。這表明朱子對經典權威的尊重，和通過汲取古典的智慧并加以創新來發展人文價值的信念。朱子所強調的格物和問學，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肯定經典講論在儒學中的正當地位。朱子對經典學習非常重視，朱子所推動的讀書主要也是讀圣賢之書，讀經典之書。雖然朱子作為哲學家畢生從事經典的詮釋，但由于朱子特別重視讀書人的經典學習，所以，他的經典詮釋，是表述形式上，特別注意適合一般士人對經典學習的需要。宋明學者并非都是如此，如王船山的《讀四書大全說》，是船山自己的思想著作，而不是用來教授學生的。朱子則不同，從《論語訓蒙口義》到《四書章句集注》，多數朱子的經典解釋著作都著眼于學生的經典學習，以幫助一般讀書人學習儒家經典著作為其著作目的之一。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識教育的經典學習中仍有參考的意義。

　　最后，朱子對經典學習，是持“德性”―“問學”相統一的立場，因此讀書與經典學習，一方面，朱子始終以道問學的態度，主張人的為學向一切人文知識開放，注重精神發展的豐富性;但朱子并不是引導人走入專門性知識，是朝向超越專門知識，追求達到一種對全體世界的理解。這種態度最接近于通識教育的思想，即朱子真正強調的格物，不是追求一草一木的具體知識，而是達到對萬事萬物的“通識”理解;讀書的最終目的不是指向具體領域的物理，而是指向整個世界的普遍天理。另一方面，朱子也以尊德性的要求，要求讀書者把經典書中的道理與個人的涵養結合在一起，注重道德意識和價值情感的培養，涵養德性和品質，追求德性與知性的平衡發展，這也是與通識教育的宗旨相符合的。

　　近代東亞教育、科學的發展，曾借用朱子學的格物致知觀念接引西方近代科學，是朱子學觀念在中國學術近代化發生積極作用的一個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子學的格物論有益于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外，還應看到朱子學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近受到大家重視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因為朱子的格物說的確不是朝向某些專業的科學研究，而是重在培養學習者的綜合素質，培養學習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寬闊胸懷。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則是關于經典文本學習的課程，經典的意義在于經典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是人類文明在歷史篩選過程中經歷選擇而積累下來的精華，對經典的不斷學習與發展是文明的傳承的重要途徑，這正是朱子所始終重視的一點。由此可見，對于當代的通識教育來說，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資源。

　　在朱子的四書著作中，對《大學》的研究和闡發，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達了朱子的儒學思想，《大學》固然著眼于成年讀書人的修身，但也關注社會風俗的改善。如其《大學章句序》的最后一句：“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在此序文中朱子明白表達出，不僅學校教育著眼于全民，所謂“當世之人無不學”;而且即使是大學，也并非只與君子精英有關，強調大學之教不僅與“學者修己治人”有關，也與“國家化民成俗”有關;不僅與“治隆于上”有關，也與“俗美于下”有關。因為就教育和學習的內容而言，儒家的學校教育與佛教不同，對士大夫來說是“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對普通民眾而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所以，其教育的結果，“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學習者經過學習，不會脫離人倫日用，而能夠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職分，在其本職位置上盡其分盡其倫盡其職、盡其力盡其心盡其性。每個人都在其社會職位上盡其力，國家自然就得化民成俗之效了。“性分”指個人命定的社會地位和活動限度，“職分”是指對所處社會地位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性分的概念本出自玄學，朱子則由此闡明儒家教育具有積極的社會功能，即使人安其性分，盡其職分，移風易俗，指出化民正俗的重要性。朱子一生的小學蒙學著作也很多，是對傳統蒙學教育貢獻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童蒙須知》《小學》《增損呂氏鄉約》等，流行甚廣，對儒學價值的大眾化、通俗化，對培養少年兒童，養成德性，起了積極的作用。今天應當重視朱子這方面的貢獻，在福建可使朱子的這些著作與目前流行的《弟子規》一起，古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其應有的作用。朱子的家禮、家訓也不僅對朱子一家或朱姓人家有意義，南宋以來對社會風俗、化正人心都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們要把朱子學的這些內容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踐行、培育結合起來，使中華文化、朱子文化成為涵養社會價值和個人美德的源泉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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