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絕句《烏衣巷》譯文及賞析

時間：2023-09-11 10:16:38 賽賽古詩絕句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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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絕句《烏衣巷》譯文及賞析

　　在學習、工作乃至生活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古詩吧，古詩有固定的詩行，也會有固定的體式。什么樣的古詩才經典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古詩絕句《烏衣巷》譯文及賞析，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古詩絕句《烏衣巷》譯文及賞析

　　【原文】

　　烏衣巷

　　唐·劉禹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注釋】

　　朱雀橋：在金陵城外，烏衣巷在橋邊。在今南京市東南，在文德橋南岸，是三國東吳時的禁軍駐地。由于當時禁軍身著黑色軍服，所以此地俗語稱烏衣巷。在東晉時以王導、謝安兩大家族，都居住在烏衣巷，人稱其子弟為“烏衣郎”。入唐后，烏衣巷淪為廢墟。現為民間工藝品的匯集之地。

　　烏衣燕子，舊時王謝之家庭多燕子。今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橫跨秦淮河。

　　尋常：平常。

　　王謝：王導、謝安，晉相，世家大族，賢才眾多，皆居巷中，冠蓋簪纓，為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先后建都于建康即今之南京)巨室。至唐時，則皆衰落不知其處。

　　舊時：晉代。

　　【譯文】

　　朱雀橋邊冷落荒涼野草開出了花，烏衣巷口斷壁殘垣正是夕陽斜掛。

　　當年王導、謝安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飛進尋常百姓家中。

　　【賞析】

　　《烏衣巷》這是唐朝詩人劉禹錫感慨藏而不露，寄物詠懷的名篇，是組詩《金陵五題》中的一篇。詩人此前尚未到過金陵，始終對這個六朝古都懷著憧憬，正好有友人將自己寫的五首詠金陵古跡詩給他看，他便乘興和了五首。烏衣巷原是六朝貴族居住的地方，最為繁華，如今有名的朱雀橋邊竟長滿野草，烏衣巷口也不見車馬出入，只有夕陽斜照在昔日的深墻上。

　　首句“朱雀橋邊野草花”，朱雀橋橫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烏衣巷的必經之路。橋同河南岸的烏衣巷，不僅地點相鄰，歷史上也有瓜葛。東晉時，烏衣巷是高門土族的聚居區，開國元勛王導和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都住在這里。舊日橋上裝飾著兩只銅雀的重樓，就是謝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橋又同烏衣巷偶對天成。用朱雀橋來勾畫烏衣巷的環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實，又能造成對仗的美感，還可以喚起有關的歷史聯想，是“一石三鳥”的選擇。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橋邊叢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長花開，表明時當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個“野”字，這就給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氣象。再加上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橋畔，這就使我們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

　　記得作者在“萬戶千門成野草”（《臺城》）的詩句中，就曾用“野草”象征衰敗。現在，在這首詩中，這樣突出“野草花”，不正是表明，昔日車水馬龍的朱雀橋，今天已經荒涼冷落了嗎！

　　第二句“烏衣巷口夕陽斜”，表現出烏衣巷不僅是映襯在敗落凄涼的古橋的背景之下，而且還呈現在斜陽的殘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開花”解的“花”字相對應，全用作動詞，它們都寫出了景物的動態。“夕陽”，這西下的落日，再點上一個“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慘淡情景。本來，鼎盛時代的烏衣巷口，應該是衣冠來往、車馬喧闐的。而現在，作者卻用一抹斜暉，使烏衣巷完全籠罩在寂寥、慘淡的氛圍之中。

　　經過環境的烘托、氣氛的渲染之后，按說，似乎該轉入正面描寫烏衣巷的變化，抒發作者的感慨了。但作者沒有采用過于淺露的寫法，諸如，“烏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憶謝家”（孫元宴《詠烏衣巷》）、“無處可尋王謝宅，落花啼鳥秣陵春”（無名氏）之類；而是繼續借助對景物的描繪，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名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筆觸轉向了烏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飛燕，讓人們沿著燕子飛行的去向去辨認，如今的烏衣巷里已經居住著普通的百姓人家了。

　　為了使讀者明白無誤地領會詩人的意圖，作者特地指出，而今這些飛入普通老百姓家筑巢的燕子，以往卻是棲息在王導、謝安兩家權門高大廳堂的檐檁之上的舊燕。“舊時”兩個字，賦予燕子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尋常”兩個字，又特別強調了今日的老百姓是多么不同于往昔。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聽到作者對這一變化發出的滄海桑田的無限感慨。飛燕形象的設計，好像信手拈來，實際上凝聚著作者的藝術匠心和豐富的想象力。晉傅咸《燕賦序》說：“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其后果至焉。”當然生活中，即使是壽命極長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謝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為候鳥有棲息舊巢的特點，這就足以喚起讀者的想象，暗示出烏衣巷昔日的繁榮，起到了突出今昔對比的作用。《烏衣巷》在藝術表現上集中描繪烏衣巷的現況；對它的過去，僅僅巧妙地略加暗示。詩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寫之中。因此它雖然景物尋常，語言淺顯，卻有一種蘊藉含蓄之美，使人讀起來余味無窮。

　　這首詩寫詩人對盛衰興敗的深沉感慨。朱雀橋和烏衣巷依然如故，但野草叢生，夕陽已斜。荒涼的景象，已經暗含了詩人對榮枯興衰的敏感體驗。后二句藉燕子的棲巢，表達作者對世事滄桑、盛衰變化的慨嘆，用筆尤為曲折。此詩為劉禹錫著名的詠史詩《金陵五題》中的第二首。

　　【拓展】

　　創作背景

　　公元826年（唐敬宗寶歷二年），劉禹錫從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任上返回洛陽，途徑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寫了這一組詠懷古跡的詩篇，總名《金陵五題》，這是其中的第二首。

　　劉禹錫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漢族，中國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后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生平介紹：

　　劉禹錫，曾任太子賓客，世稱劉賓客。與柳宗元并稱“劉柳”。與白居易合稱“劉白”。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為監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叔文敗，坐貶朗州刺史，在貶官期間，在揚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劉禹錫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答謝白居易，再道貶朗州司馬。落魄不自聊，吐詞多諷托幽遠。蠻俗好巫，嘗依騷人之旨。倚其聲作《竹枝詞》十余篇，武陵溪洞間悉歌之。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觀看花詩涉譏忿，執政不悅，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言，改連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觀詩，出分司東都。度仍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敘其詩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其為名流推重如此。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詩集十八卷，今編為十二卷。

　　湖南常德歷史學者、收藏家周新國先生《武陵藏珍》記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湖南常德市委市政府為了紀念朗州司馬劉禹錫，現專在柳葉湖邊建有“司馬樓”。

　　關于劉禹錫的祖籍，多有爭議，有說是洛陽人，有說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說是定州人以及中山無極人。據查有關史料，劉禹錫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劉亮仕于北魏，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始改漢姓。父劉緒因避安史之亂，東遷嘉興，劉禹錫出生于此地，因此劉禹錫“家本滎上，籍占洛陽”。關于說其“彭城人”，經查此說，出自白居易、權德輿等人之口。那不過是隨順當時“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的習俗罷了。因此“劉禹錫彭城人”說法是不確切的。

　　說劉禹錫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無極人，還得從他七世祖劉亮說起。周漢時期，定州、無極是冀州的屬地，無極同時也是定州的屬地。劉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騎常侍等職，后北魏遷都洛陽，劉亮全家也隨之遷至洛陽。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書禹錫本傳，稱為彭城人，蓋舉郡望，實則中山無極人，是編亦名中山集，蓋以是也。”此外清《畿輔通志》及《中國歷史人物辭典》和《中國歷史名人辭典》等也都有刊載。經過反復查證和咨詢有關專家，劉禹錫祖籍確認為無極，是有據可依的。

　　人物評價：

　　《新唐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

　　《歲寒堂詩話》：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滄浪詩話》：大歷后，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杜工部草堂詩話》：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于理不勝而詞有余也。

　　《唐音癸簽》：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平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卻得之難，入處迥異爾。

　　《三唐詩品》：五言體雜不一。有如“深春風日凈”、“昔聽東武吟”等篇，宛轉徘徊，取涂樂府;“秋江早望”、“謫居悼往”，則結休允暉。若“水禽殘月”，模休文之韻思;“楚望蒼然”，結韓卿之茂體。余或放言理，失于音調，未求刻意，累在才多也。《女兒》作楚挽之哀詞，《泰娘》譜新聲之凄奏，七言此其選矣。《聚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樂府遺意。律體獨多，瑩瑕間采。

　　哲學成就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于自然與人的關系，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里，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于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系。在法大弛的社會里，是非顛倒過來，賞恒在佞，罰恒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于天。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系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規律

　　劉禹錫以自然科學為根據，補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觀。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劉禹錫認為整個自然界充滿了有形的物質實體，天地之內不存在無形的東西。他批駁了魏晉玄學和佛教、道教關于“空”、“無”是宇宙本原的理論，認為“空”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形態，“空”不能超越物質形體而獨立存在。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發展。在關于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方面，他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動植物和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互作用產生的。他還認為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規律，宇宙萬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無窮地運動發展著的。他據此建立了天人關系學說，指出天地萬物各有其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職能在于生長繁殖萬物，萬物在生殺、壯健、衰老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遵循強勝弱敗的競爭規律;人的職能在于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質資料，進行各種生產活動，向自然界謀取人們生活的需用品。劉禹錫提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天論》上)他認為天不能干預人類社會的“治”或“亂”，人也不能改變自然界的運動規律。他還以科學知識為根據，宣傳無神論，批判有神論。

　　詩歌特點

　　唐代大詩人劉禹錫的性格十分倔強，有一種認準了理不回頭的精神，長期的貶謫并沒有改變他的政治立場。他的很多詩篇指斥尖銳，嘲諷辛辣，矛頭直向當朝的權貴弄臣。貶官十年后他被召回長安，在游玄都觀欣賞桃花時，寫了首詩《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

　　詩詞表面上寫賞花，但寓意不言而喻。如今滿朝志得意驕的新貴，徒有其表，并無實才，就像輕薄的桃花一樣，他們都是我劉郎被趕出長安后補的空缺啊。

　　這首詩“語涉譏諷”，得罪了那些權貴，所以回京師沒幾天，他就又被貶往連州。這一貶時間更長，過了整整十四年才返回長安。詩人又一次來到玄都觀，可滿園的桃花已蕩然無存，只剩下一片荒草苔蘚。望著這昔盛今衰的荒敗景象，他感慨萬千，那股倔勁又上來了，揮筆寫了一首《再游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開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首詩歌是上一篇的繼續，但諷刺意味比上一篇更為辛辣。曾經滿園盛開的桃花，現在被一片荒草替代，當年那些志得意驕的新貴們，現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我這個當年被貶斥的劉郎，今天不是又回來嗎？詩中充滿了對敵人的蔑視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劉禹錫并不是一味地鉆牛角尖，在一些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但一般情況下心胸開闊，遇事能想得開。他被貶到郎州時三十四歲，正是干一番事業的好時光，可又一次被趕出了朝廷，苦悶是可想而知的。但他這個人適應性強，會自我調節安慰，能從悲苦中尋找到樂趣：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這是他的《秋詞》詩。古人望秋而生悲涼，可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認為秋日勝過春朝。天高氣爽，碧空如洗，一鶴沖霄，氣概昂揚，令人心曠神怡。詩歌抒發了詩人豪邁向上、不屈不撓的人生態度。

　　劉禹錫也研究哲學，通過哲學的深思，把生活中的愁恨化解為一種具有歷史深度的感悟。這樣，他就能從有限的時空跳出來，在更高的層面上求得心理平衡。我們看他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在巴山楚水這樣凄涼地區被棄置了二十三年，回來后成了出土文物一樣的老古董，過去的許多朋友都已去世，但詩人并沒有因此感到衰老頹唐。盡管詩人把自己比作“沉舟”和“病樹”，內心十分悲苦，但把這種悲苦擺到時光流逝的廣闊背景上來關照，這悲苦就多么地不值一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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