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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張奐傳》文言文原文及翻譯
在我們上學期間，大家都知道一些經典的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一種書面語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時期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廣為流傳的經典文言文都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后漢書·張奐傳》文言文原文及翻譯，歡迎大家分享。
《后漢書·張奐傳》文言文原文及翻譯
原文：
張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也。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后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南匈奴左奧建臺、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東羌復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wèi)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南匈奴，連戰(zhàn)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并受之，而召主薄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遷使匈奴中郎將。休屠各及烏桓并同反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延熹二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九年春，征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 九千騎入塞，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余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
奐少立志節(jié)，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勛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譯文：
張奐，字然明，是敦煌淵泉人，父親張惇，任漢陽郡太守。張奐年輕時到三輔地區(qū)游學，拜太尉朱寵為師，后來被征召到大將軍梁冀幕府任職，因病辭職。又被推舉為賢良，回答策問獲得第一名，被提拔擔任議郎之職。
永壽元年，張奐被調任安定屬國都尉。剛剛到職，南匈奴左奧建臺、且渠伯德等率七千余人起兵進攻美稷，東羌也出兵響應。但張奐營壘中只有二百人左右，張奐聽到消息就馬上帶領軍隊出擊，軍吏認為自己軍隊的力量抵擋不了對方，爭相磕頭阻止他。張奐不聽從，便率兵前進駐扎到長城。這時他召集兵士，并派遣將領王衛(wèi)前去招降東羌。于是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能與東羌勾結，各路豪強相繼和張奐示好親近，同漢軍共同攻打南匈奴叛軍，連續(xù)作戰(zhàn)不斷取得勝利。且渠伯德十分害怕，便率眾向張奐投降，這樣郡內才得以安寧。東羌首領感激張奐的恩德，獻上二十匹馬，先零羌首領也送來八件金耳環(huán)，張奐都接受了，然后便命主簿召集羌族各部前來，他舉起酒杯將酒倒在地上說：“即使馬像羊一樣多，我也不會把它收入馬廄；即使金器像谷粒一樣多，我也不會把它收入懷中。”把金、馬全都還給他們。羌人生性貪婪而看重官吏的清廉，張奐端正自身，廉潔品行，恩威和教化得以廣泛推行。
朝廷調張奐擔任使匈奴中郎將。休屠各與烏桓一起反叛，漢軍非常驚恐，都想逃跑。張奐安坐帳中，若無其事地與弟子講誦學問，軍士們漸漸安定下來。于是他私下里誘降烏桓，使他暗中和自己通好，然后讓烏桓斬殺了休屠各這個部落的首領，襲擊并打敗了他們的軍隊。延熹二年，梁冀被殺，張奐因為是梁府故吏被免官禁錮。在家四年后，又被任命為武威郡太守。張奐平均分配賦稅和徭役，集合并安撫散亂的敗兵，經常是各郡最好的，河西因此得以保全。那地方的風俗有很多妖邪的禁忌，凡是二月份、五月份生下的孩子以及與父母同月份出生的孩子，全都殺死。張奐拿仁義的道理教導他們，嚴格賞罰制度，風俗就得到了改變，百姓為他建立了生祠。九年春，又調任大司農。鮮卑人聽說張奐調離，便攻掠沿邊九郡，殺害搶劫百姓，沿邊深受其害。朝廷很擔心這件事，又任命張奐擔任護匈奴中郎將，賞賜很豐厚。匈奴和烏桓聽說張奐到來，就相繼投降，總共二十萬人。張奐只殺了其中的罪魁禍首，將其余的人都安撫收容了。唯獨鮮卑率眾退走出塞。
張奐年輕時立下志向，曾對朋友說：“大丈夫活在世上，一定要為國家在邊境立功。”到后來成為將帥，果然有功勛。董卓仰慕他，讓自己的哥哥贈給張奐一百匹縑。張奐厭惡董卓的為人，拒絕而不接受。光和四年去世，終年七十八歲。
《后漢書》影響力
《后漢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前四史”，是記傳體史書的代表作之一。全書包括帝后紀10卷，列傳80卷。記載了王莽末年到漢獻帝遜位其間20余年的史事。
《后漢書》的作者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時代即表現出過人的才華，但也深深體味了世態(tài)炎涼。在劉宋政權中，他雖擔任過很多官職，但一直受到權貴們的打擊排擠。他一生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異端性格。他曾寫作《和香方序》，影射攻擊當朝權貴，因此受到權貴嫉恨。48歲時，他牽連進劉義康謀反案，被朝廷處死。他還著有《漢書纘》《百官階次》等書，現已不存。
范曄著《后漢書》，著力探討東漢社會問題，貫徹了“正一代得失”(《后漢書》附《獄中與諸甥侄書》)的宗旨。書中的《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傳》，載王符《潛夫論》5篇，仲長統(tǒng)《昌言》3篇，都是探討東漢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傳未寫了一篇長約600字的總論，對王符等人的言論作出評判，由他們的得失之議，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變化之論。范曄論史往往能抓住歷史矛盾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論史的人大都對光武帝建國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滿，范曄則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指出這正是劉秀的深謀遠慮。他說光武帝對功臣崇以爵祿，而將吏事委之吏職，既避免了像西漢初年那樣的分裂動亂、誅殺功臣之弊，又為一般士人廣開入仕之途，滿足了封建國家對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舉。此論深合秦漢政治實際，頗具史家識見。其它如《宦官列傳》的序、論，言東漢“釁起宦夫”的原因和“閹尹傾國”的過程，《黨錮列傳》序，言兩漢風俗之變，都合情入理，切中時弊。
《后漢書》對統(tǒng)治階級的丑惡行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傳》中，他借漢陰老農之口，指責漢桓帝“勞入自縱，逸游無度”。在《張綱傳》中借張綱之口言“豺狼當路，安問狐貍”，一語勾勒出當時政治的黑暗。書中還往往將統(tǒng)治階級的暴虐與農民的受苦受難聯系起來記述，對農民階級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曄非常重視節(jié)義。他對東漢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勢力斗爭中表現出來的視死如歸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頌揚，也對全節(jié)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贊賞。他通過陳蕃的事跡說明：“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通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余年間，數公之力也。”(《后漢書·陳蕃傳論》)對于那些隱者，則寫他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后漢書·逸民傳序》)李固、陳蕃等黨人與逸民相比，或以入世為義，或以遁世為義，他們節(jié)義的內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脅和誘惑下，屹然無所動搖，始終表現出對邪惡與權勢倔強高抗的風范，在節(jié)義的精神上，他們卻是一致的。范曄熱情謳歌他們抗節(jié)不屈的精神，對于當時只知保全祿位的世族來說，是個不小的諷刺。對于中華民族高尚民族精神與民族氣節(jié)的形成，也有一定促進作用。”
范曄有無神論思想。他反對當時盛行的佛教，曾想著《無鬼論》來反駁佛教轉世說。臨死之前，他還向政敵宣稱：“天下決無佛鬼。”在《后漢書·西城傳論》中，他批評佛教教義“好大不經，奇譎先已”，指出智者不應相信精靈起滅，因報相尋的說教。對于天人感應，圖讖符命等神學迷信，他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當時流行著光武時的中興28將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說法。范曄指出：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的，28將只是能順時立功的志能之土而已。他慨嘆東漢帝王迷信圖讖，把學術引上了歧途：“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詞謹免，賈逵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后漢書·賈逵傳論》)
《后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名著，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tǒng)籌全局，詳略得當地再現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范曄對全書作了細致的整體規(guī)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書中所述史實規(guī)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又不重復煩冗，表現出高超的史學技巧。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后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tài)。劉知幾稱贊《后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王應麟則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為再現東漢歷史面貌，范曄在著述體例上下了一番功夫。他特立《皇后紀》以反映東漢時期皇統(tǒng)屢絕，權歸女主的政治狀況。他在書中新立了一些類傳。從不同角度反映東漢的政治、學術、文化和社會風氣。《宦者》與《黨錮》兩傳記宦官與黨人兩股勢力的對立與消長。《文苑傳》記詞章之士。《獨行傳》記特立卓行之人。《逸民傳》記隱居不仕的高士。《方術傳》記科學技術和讖緯神學。《列女傳》記才行優(yōu)秀的婦女。這些類傳的增設，不僅使東漢200年間的歷史得到比較完整的反映，也進一步擴大了紀傳體史書記述史事的范圍。
《后漢書》的文字優(yōu)美流暢、熱情奔放，具有相當高的文學成就。書中的論贊是范嘩用力最多之處，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論、深刻歷史見解與高超文學技巧相結合的特點。范曄自己對此也很自負，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出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別欣賞自己在史論之后所加的贊語：“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獄中與諸甥侄書》)細閱全書，可知他這些話大體是不錯的。
在范曄之前，曾有數人寫過記述東漢歷史的著作。范曄《后漢書》因為有諸多優(yōu)點，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書就相繼亡佚了。范曄本打算寫一部由紀、志、傳三部分組成的百卷《后漢書》，以踵續(xù)班固的《漢書》，可惜志的部分還未來得及撰寫，他就遭到了殺身之禍。南朝梁人劉昭為《后漢書》作注時，取晉司馬彪《續(xù)漢書》中的八志，補入范書。因此，現在通行的《后漢書》是范曄所撰紀、傳及司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馬彪率紹統(tǒng)，是西晉宗室，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他專精學習，博覽群書，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時年60余。所著《續(xù)漢書》，紀志傳凡80篇。其書是以譙周所刪削的《后漢史》為藍本，又補入安帝、順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諸家后漢史中是較好的一部。現在除志被并入范曄《后漢書》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續(xù)漢書》的八志有《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它們對地理歷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輿服志》是新創(chuàng)志目，記載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八志中這三則的價值更突出一些。遺憾的是，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關系都相當大的《刑法》、《食貨》、《溝恤》、《藝文》四志《續(xù)漢書》中都付諸闕如，影響了八志的總體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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