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文言文教學中教師的訓詁意識
論文摘要:文言文的訓詁意識是在堅持基本訓詁原則及靈活運用基本訓詁方法的前提下，對文言詞語訓釋時具有的一種積極的、恒常的、穩(wěn)定的訓詁態(tài)度。具備一定的訓詁意識，在閱讀和教學文言文時，可避免容易出現(xiàn)的迷信教材、忘文生義、以今律古等毛病。中學語文教師至少應具備堅持基本訓詁原則的意識和靈活運用基本訓詁方法的意識。訓詁原則與訓詁方法須綜合運用，融匯貫通，才稱得上具備了訓詁意識。
論文關鍵詞:語文老師 訓詁意識 訓詁原則 訓詁方法
所謂訓詁意識.是在堅持基本訓詁原則及靈活運用基本訓詁方法的前提下，對文言詞語訓釋時具有的一種積極的、恒常的、穩(wěn)定的訓沽態(tài)度。是為探求詞語乃至篇章的豐富含義、揭示詞語演變規(guī)律、避免誤訓誤注所把持的訓詁觀念。
在中學文言文教學中，教師如不具備相應的訓詁意識，單依賴課本的注解、參考書的幫助，對詞語的訓釋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對學生的進一步追問也無法給以滿意的解答，甚至出現(xiàn)迷信教材、望文生義、以今律古等這些文言文閱讀的大忌。根據(jù)大綱對語文教師素質(zhì)的要求及文言文詞語訓釋的特點，中學語文教師進行文言文教學至少應具備以下兩大方面的訓詁意識。
1.堅持基本訓詁原則的意識
堅持基本的訓詁原則，就是要堅持從語言的社會性、歷史性、民族性及語言事實等方面，對詞語含義作全面考察。
1. 1堅持從語言的社會性考察詞語含義的意識。
語言的社會性主要體現(xiàn)在約定俗成這一特性上。約定俗成是詞語的形式與含義得以結合的決定因素，它不但決定了某個特定的語詞與某個特定的含義的結合，同時還決定了這兩者的結合是以怎樣的方式進行的。如高二冊《六國論》：“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課本注“厭，通膺，滿足。”從字形上分析，很難將“‘厭”與“滿足”聯(lián)系起來。“厭”本寫作“隊”，由“甘”，“月(肉)”，“犬”三部分組成，是個會意字，象一只狗面對香美(甘)的食物，卻將嘴巴轉(zhuǎn)向一邊不理，表示“吃飽”“滿足”“不需要”。就本字來說是容易理解的，只是后來人們卻借用表示“壓”的“廄”字來表示這個意義，本字“厥”反而廢棄不用，于是“廄”擔任了“壓”和“厭”兩個意義。如《漢書·五行志下》“地震隴西，壓四百余家”中“壓”字就寫作“厥”。《左傳·隱公元年》“姜氏何厭之有?”中“厭”也寫作“厥”。后來人們?yōu)閰^(qū)別字形，就在“l(fā)”字下加“土”而成“壑”,表示“壓”的意義。加“食”成“膺”表示“厭”的意義，簡化為“膺”。一直沿用至今，這就是約定俗成的結果。
語言的約定俗成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任意的，而一旦固定下來就難以改變。王力在《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一文稿中指出:“如果我們所作的詞義解釋只是在這一處解得通，但在別的書上再也找不到同樣的意義，那末，這種解釋一定是不合語言事實的。”清代學者王引之在《經(jīng)傳釋詞·自序》中也提出了.‘櫻之本文而協(xié)，驗之他卷而通”的訓詁原則，都強調(diào)了語言的社會性的重要性。
語言的歷史性是詞語含義流變的軌跡和見證。有詞義變化的詞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意義是不盡相同的。如高一冊《鴻門宴》“項王按劍而跽”，課本注“按劍而踞，握著劍，跪直身子”，又注“這是一種警備的姿勢，古人席地而坐，兩膝著地，要起身先得跪直身子。”這樣解釋是不錯的，但如果對該句上文“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中的“坐”字，理解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坐一臀部放在椅子上支持身體重量”則難以說通，項王為何由“坐”而變?yōu)閮上ブ毓蛑鄙碜幽?這就要考慮到“坐”字在意義上的歷史性。正如課本所注解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對“坐”的解釋更為清楚，古人鋪席于地，兩膝著席，臀部壓在腳跟上，叫做“坐”。如此，《戰(zhàn)國策·秦策三》，“(伍子青)坐行蒲服，乞食于昊市”中的“坐行”其實就是膝行，跪著行走的意田
有些詞語因歷史原因已廢而不用，對這些詞我們既要弄清它的原義、用法，又須用現(xiàn)代詞語作恰當?shù)挠栣尅！而欓T宴》中有句“沛公奉危酒為壽。”課本注“危，酒器”，但這種酒器今己不見，學生難以把握，必須弄清其容量大小。《王力古漢語字典》注:危，圓形酒器，容量四升。又注:春秋至漢時，一升相當于今200毫升。四升即800毫升。難怪齊人“左手持危，右手畫蛇”(戰(zhàn)國策·齊策》)，為一危酒，三人喝顯得多，四人喝顯得少，最終留下了“畫蛇添足”的千古笑詁。不過，項王賜給樊啥的“斗危酒”則要比一厄大些。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斗危者，危之大者也。”(第430頁)。斗危，當然不是普通一危，即不只800毫升了，而應是足夠幾個人喝的酒，“啥拜謝，起，立而飲之”，一個勇猛、豪爽的英雄形象自然躍然紙上。
1.3對語言民族性的察覺意識。
一定民族的語言所具有的含義，由該民族的文化環(huán)境所賦予。離開了這個特定的民族文化環(huán)境，詞語的意義就發(fā)生變化。如關于星宿的分野，中國有，外國也有;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碰到文獻中涉及星宿的'問題，就不能套用國外的東西。如高二冊《滕王閣序》“星分翼較，地接衡廬”，“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等句中，就只能按中國古代的星宿分野分析。《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注:“據(jù)《越絕書》，豫章郡古屬楚國地，當翼、較二宿的分野。又《晉書·天文志上》謂豫章屬吳地，吳越揚州當牛、斗的分野，所以言“龍光射牛斗之墟”。據(jù)此注:豫章既屬楚地，又屬吳地;在星宿分野上，既屬翼、較二宿，又屬牛、斗二宿。這是怎么回事呢?其實，這關系到中國古代行政區(qū)劃的演變，春秋戰(zhàn)國時，豫章屬楚國管轄，楚國屬翼、轉(zhuǎn)二宿分野。至三國時，天下三分，吳國占據(jù)江南一帶，包括了上述的豫章(南昌)，而吳國又屬牛、斗二宿分野。作者這樣寫也正突出了滕王閣在地理位置上“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販越”的顯著特點。前后照應，古今貫通，滕王閣的豐富歷史文化內(nèi)涵可見一斑。
類似的如陰陽五行、干支紀年等都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常識，在文獻中隨處可見，不了解其中的關系，要閱讀中國古代文獻，往往就寸步難行。
1.4尊重語言事實，準確把握文義的意識。
語言事實是文獻作品真實思想的唯一體現(xiàn)。由于文言詞語難以理解，有關文言文的注釋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只有在堅持前三項原則的基礎上，從文獻語言出發(fā)，運用多種訓沽方法，才能作出合乎事實的訓釋。如高一冊((勾踐滅吳》一文中，主要敘述越王勾踐在失敗后，處心積慮，務求報仇雪恨，經(jīng)過長期的奮斗，終于達到目的的故事。文中既有外交上的能言善辯，又有內(nèi)治中的臥薪償膽。教材選用時，刪掉了越國大夫文種游說夫差的一段詁:
(種)日:“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撤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zhí)事日:‘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土女女于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系妻李，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以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在這段文章里，文種可謂極盡游說之能事，軟硬兼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陳之以利，言之以弊。使一國之君的夫差“將欲聽與之成”。有了這一心理基礎，加上太宰豁的“美言”，夫差終于無視子青的忠告，“與之成而去之”。從而為吳越之間新一輪的斗爭揭開了序幕。在教學中如不了解這部分，就很難領會全文的生動曲折之處。
2.靈活運用基本訓沽方法的意識
在詞語訓釋中，除了要堅持基本的訓詁原則外，還要熟練掌握并運用以下四種常用的訓詁方法:
2.1以形索義
這是從文字學上對詞語訓釋的一種方法，也叫“形訓”。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發(fā)展起來的表意文字，字的形、義之間具有可釋性，通過分析字形，可探求字(詞)的本意，再聯(lián)系其它的訓詁方法，即可求其引申義、假借義以及更深層的含義。如上文述及的“厭”字，就是運用了形訓的方法。又如高一冊《諫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景”教材訓為“大”，為什么“景”訓為“大”呢?從字形上看“景”從日從京，“京”甲骨文作“帝”，是人工筑起來的高丘，比喻為“大”。《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八世之后，莫之與京。”而“景”小篆為“景”，意為高達日頭的高丘，其表示“大”之意相應比“京”程度高。因此在表示大時“京”一般是表有限的高大，而“景”則表示無限的或抽象的高大，如本例中的“景”即是。又《詩經(jīng)·小雅·車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傳:“景，大也。”《詩·周頌·潛》:’“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景，大也。”毛傳對“景”字作了相同的訓釋，但顯然，“景行”指的不只是一般的大路，而要比一般大路要寬闊，“景福”則是指抽象意義上的洪福了，正如今天我們所形容的“齊天洪福”。而“京”字則用如“京都”、“京師”，程度不如“景命”、“景福”高大。如再深究下去，同樣表示高大的“高”字，甲骨文作“裔”，象一所高房子，其高的程度當然在“京”“景”之下，作一般高低的用法為多。通過分析字形，不但對我們所要訓釋的詞語有深刻理解，而且對于同族字(詞)也能觸類旁通。
2.2因聲求義
漢字雖是表意文字，但在六種造字法中，形聲造字法是占據(jù)首位的，其數(shù)量占有漢字的大多數(shù)，可見聲旁在漢字的表意中同樣居重要地位。清代訓詁學家王念孫在《廣雅疏證序》中有云“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臂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wǎng)必摯其綱”。因此，從字音求詞義不能不說是一種既重要又基本的訓詁方法，這種方法傳統(tǒng)訓詁學上又叫“聲訓”。
我們常以讀音上的相同來判別同音通假字，這就是聲訓的一種。此外，通過聲訓，我們還可探知一些字(詞)在形體上的訛變。如高一冊《逍遙游》中“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句中。“野馬”教材注“游動的霧氣，舊說春天山林沼澤中的霧氣奔騰如野馬，所以叫‘野馬’。”其實這里的“馬”字，原是“座”字，“座”意為塵埃。“馬”“座”在古代同屬魚部、明母，屬同音替代。《楚辭》里有“愈象霧其如座”。如“野馬”訓為“春天的霧氣”，則此“座”當可訓為野馬”顯然是不通的，玉逸注“座，也座”，亦可知“馬”當為“座”，“野馬”即地上飄浮的塵埃，與“塵埃”同義詞復用，強調(diào)環(huán)境的污濁。這是符合莊子遠離塵世，追求清靜無為的理想的。
2.3比較互證
比較互證，就是比較同篇或不同篇文獻中類似的用例，分析歸納其中不同詞語含義的一種訓詁方法。如高二冊《病梅館記》中有“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敬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tài)”一句，其中“姿”“景”“態(tài)”三字，如從單個字去訓釋，是難以解通的。如我們綜合這三句的意思，異中求同，就容易明白這三個字都表示梅的風姿神韻，不必穿鑿單個字的解釋。同樣的意思用不同的字分別表示，只不過是作者行文上的風格而已。在不同篇章中比較互訓的例子如《滕王閣序》“北海雖賒，扶搖可接”，聯(lián)系《莊子·逍遙游》的“傳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從而可知王勃在此用《逍遙游》中的句子“扶搖”指“旋風”，“北海”即“北冥”。在閱讀常用文獻中，比較互證的訓詁方法更是必不可少的。
2. 4尋求詞義理據(jù)
尋求詞義理據(jù)就是通過探討事物命名的由來，用以對詞語訓釋的一種訓詁方法。一定的詞的形式與該詞所表達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是有理由根據(jù)的，找到了這種理據(jù)，對難訓的詞語就會迎刃而解，對有疑惑的詞的理解也將更為明白。如高三冊《鵲橋仙(纖云弄巧)》中有“金風玉露一相逢”，課本注“金風玉露，秋風白露”，為什么“金風”訓為“秋風”而不是“金色的風”呢?原來，這里的“金”是指五行說中的金，據(jù)《禮記·月令》載: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宋·歐陽修《秋聲賦》里也有:“夫秋，刑官也，于時為陽;又兵象也，于行用金。”因此，稱秋風為金風，久而久之便固定下來。《文選》張景陽(l雜詩》“金風扇素節(jié)，丹露啟陰期”。李善注“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說的也很明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八個方面的原則和方法，在訓詁實踐中是不能孤立運用的。單一的訓沽原則或方法的運用，無法勝任對沉淀了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詞語的訓釋，更談不上具備了相應的訓詁意識。在文言文教學或研究中，只有堅持以正確的訓詁原則作指導，靈活綜合運用各種訓詁方法，對詞語作出合理的科學的訓釋，才有可能將訓詁原則、訓詁方法內(nèi)化為訓詁意識，自已的學問才能有質(zhì)的飛躍，在教學實踐中才可能做到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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