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傳記不同文本之比較論文

　　[論文摘要]該文從閱讀的角度、以“細讀”的方式比較分析了“張愛玲傳記”的三個文本。三個文本在感情色彩的渲染方式、傳記材料的使用方式及傳主的作品在傳記文本中的處理方式等各具有典型特征。對三個文本的敘事特征做理論性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對現(xiàn)有傳記文學理論做了例證性闡釋。

　　[論文關(guān)鍵詞]張愛玲傳記；情感傳達策略；傳記材料使用模式

　　在中國現(xiàn)代傳記文學批評理論中，傳記“紀實傳真”已成定論，至于采取什么敘述方式或手段而達到“傳真”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劉川鄂的《張愛玲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版）、于青的《天才奇女張愛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版）、余斌的《張愛玲傳》（復(fù)旦大學出版社，2000版）三個傳記文本就是依據(jù)相同的傳記材料，以不同的敘事手段去表現(xiàn)各自的“真”張愛玲。

　　一

　　李少雍在《司馬遷傳記文學論稿》中分析指出，司馬遷人物傳記之所以有美學意義，是因為其文本有著強烈的或貶或贊或譏或揚等的感情色彩。繼承司馬遷賦予人物傳記感情色彩這一傳統(tǒng)，劉川鄂、于青和余斌在各自的文本中都散發(fā)著濃郁的對傳主的喜愛和贊譽之情，但是，各自表達情感的手法卻各有千秋。劉川鄂對傳主的贊譽表現(xiàn)為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排比、對比、反問等修辭手段極盡抒情之能事，以期最終實現(xiàn)對傳主的強烈情感的傳達：

　　“她是亂世中出現(xiàn)的一朵奇艷的花。如果說她是荷花，腳下有污泥；如果說她是牡丹，其土太黑；如果說她是玫瑰，枝上有刺”；

　　“她比冰心深刻，她沒有朱自清的士大夫氣，她比周作人開闊，她沒有徐志摩的華麗堆砌，她比林語堂靈雋，她沒有何其芳的刻意精致”；

　　“她是一個悲觀主義作家……她是一個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的作家……她是一個‘純藝術(shù)’的作家……她是一個自由主義作家”。

　　單獨看來，這樣的表達因其鮮明的文學色彩而具有很強的可讀性。但是，這些抒情段落隨機插入到傳記事實的敘述中間，卻破壞了文本總的文體風格。可以從語言和文學的關(guān)系上來解釋這種破壞。《文學是什么》一書解釋說，“語言是文學的載體”，但“語言本身并不就是文學”，語言是文學的物質(zhì)媒介，只有通過象征、比喻等手段來使語言形象化而具備文學屬性，具備了文學屬性的語言才具備了成為文學的條件。在劉川鄂的傳記文本中，敘述語言的主體風格是普通語言，是不具備文學屬性的文字，而作者不時打亂傳記敘述程式和整體敘述風格而隨意插入主觀抒情式的評論和描述，而這種抒情性的文字因文學手段的成功使用而具備了文學特征。這種敘述語言屬性的變化或反差直接造成了整個文本的文體不協(xié)調(diào)，最終致使抒情式贊譽顯得突兀和矯情。

　　與劉川鄂的抒情插入策略不同，余斌對傳主的喜愛分散在他對傳芏的同情、維護、關(guān)愛等具體的情感因素中，而這些具體的情感因素則是通過作者分析、評論傳記事實來體現(xiàn)的。在講述傳主青少年時期的生活時，余斌對傳主與其母親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了“無限上綱”式的分析和評判，以此來表達對少年傳主失落父愛后又被母親冷落等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在這里，就張愛玲的母親以及她們母女二人的關(guān)系多作一些探討也許是必要的”，此后，作者通過絲絲人扣的行為和性格分析而對張母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責，張母對張愛玲“除了淡漠還是淡漠，而這種淡漠你沒有可能將其解釋為任何形式的母愛”，“重要的是，母親的苛責是她在心理成長的這個決定性時刻喪失了她最需要的東西——自信心”，“在母親這里，她被引向了自我懷疑”。這種步步鋪墊、層層深入的邏輯分析看似是理智地對待客觀事件與人物，其實，字里行間都滲透著理智背后所蘊藏的對傳主的深刻同情。這種無限深入地挖掘所得出的傳記事實對傳主的.影響遠遠大于傳記事實本身的實際意義，而正是作者對傳主強烈的主觀情感促使了這種挖掘式闡釋傳記事實的方式的產(chǎn)生。除了邏輯分析外，對比分析也是余斌采取的重要的情感傳達方式，比如為了展示張愛玲的超政治個性，作者使用對比分析來為張愛玲某些疑似親日舉動做辯解：

　　“原先持個人主義立場，在日本人的淫威下屈服，或從原先立場后退的，大有人在。周作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張愛玲的處境是不同的……”。

　　這樣的對比分析在文本中屢見不鮮，比如為了反襯張愛玲剛出道時不甘寂寞的特異舉止，作者把傳主晚年隱士般的生活與曹雪芹、錢鐘書等退隱鬧市的清高相比較，表明傳主不是耐不住寂寞而是時候未到；把張愛玲談?wù)撝袊�人的文章與魯迅、巴金、曹禺的相關(guān)文章相比較，用以說明傳主在觀察國民性方面的獨到與客觀，等等。

　　利用反證法來澄清對傳主的從而達到維護傳主形象的目的是余斌闡釋傳記事實的另一策略。典型的例證是，當有人嘲笑張愛玲“念念不忘自己的貴族出身”時，余斌就毫不猶豫地用反證法來為張愛玲辯駁，“此說不知是否屬實，即使果真如此，我們也還可以找到一些反證，證明她不想沾祖上的光”。

　　邏輯分析、對比分析和反證法的使用在傳記敘述中的意義何在呢？趙白生在《傳記文學理論》中指出：

　　“傳記文學不但敘述事實，而且還闡釋事實。傳記家斯特雷奇說：‘未經(jīng)闡釋的真實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樣沒有用處，藝術(shù)是一位了不起的闡釋者。’傳記文學的闡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解釋事實的過程就是一個給事實賦予意義的過程。”

　　邏輯分析、對比分析和反證法等是科學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說明問題、闡釋現(xiàn)象的手段，把它們運用到傳記寫作中固然起到了充分闡釋傳記事實的作用，但是同時也帶來了消極的影響。過多地使用邏輯分析等科學研究方法，一方面會削弱傳記的生動性和可讀性，另一方面，也會因膨脹傳記事實所蘊含的客觀含義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事實，從而誤導(dǎo)讀者或者剝奪讀者對客觀事實進行自我判斷的機會。

　　與劉川鄂、余斌采用具體而微的情感傳達策略不同，于青從文本的外在形式上把傳主表現(xiàn)為非同尋常之人，以濃濃的文學氛圍來渲染傳主的傳奇人生。簡言之，就是以作者的文采來展示傳主的多彩。“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文本開篇就以陸游的詞句來制造氛圍。也就是說，傳主還沒出場，文本的詩之云靄就裊裊升起。在裊裊云靄之中，傳主款款向讀者走來。隨著傳主成長、成名、歸隱這一傳記程式的展開，文本使用的文學技巧也越發(fā)豐富起來，尤其是在刻畫傳主及相關(guān)人物時，環(huán)境描寫、細節(jié)描寫、肖像描寫、語言描寫、神態(tài)描寫乃至心理描寫，作者于青無所不用。隨著文學技巧使用的豐富，傳主的形象也愈發(fā)變得飄逸靈動。通過閱讀對比不難發(fā)現(xiàn)，于青的文本用文學手法敘述的傳記事實與劉川鄂、余斌以普通敘述方法講述的傳記事實基本沒有出入。事件是同樣的事件，人物是同樣的人物，但文學敘述手法帶給讀者的閱讀感覺是愉悅而舒暢的，讓讀者既認知了傳主，又享受了文學，這可謂是傳記文學的最佳境界。

　　在于青文本中使用心理描寫這樣的手法來刻畫傳主或許會引起質(zhì)疑，誰能肯定傳主當時就是那樣想的呢？對傳主的心理描寫當然不能是傳記作者的憑空想象，只有熟讀傳主的虛構(gòu)的或?qū)憣嵉淖髌罚瑥亩鴮�傳主認知理解事物的思路和思維習慣了然于胸，才能在敘述傳記事實過程中真實地刻畫傳主的心理活動。舉例來說，于青在重點敘述張愛玲與其一生摯友炎櫻在一起的情形時，如此描寫傳主的心理活動：

　　“張愛玲聽了女友的充滿著美的色彩的幻想，抬頭望去，無論如何，無論何時何地，她一見到月亮，心情就陡然黯淡下來，她看見的月亮除了肅殺之氣便只有蒼涼之感。月亮的關(guān)，對她來說，是象征著生命最冰冷的一頁”。

　　只要熟讀過張愛玲的作品，誰都不會懷疑這樣的心理描寫的真實感，因為在張愛玲的小說或散文中，月亮這一文學意象正是如此的色彩。其實，心理描寫在傳記文本中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牽扯著兩個傳記文學理論問題：傳記的文本形式和傳記的虛構(gòu)現(xiàn)象。關(guān)于這兩個問題都有傳記文學理論研究者給予闡述。關(guān)于傳記的文本形式，陳蘭村在總結(jié)曹聚仁的傳記文學觀點時寫道：“傳記作者無權(quán)創(chuàng)造一件事或一篇演講詞，但是他顯然有權(quán)將真實的資料，寫成小說的形式”。趙白生從事實的真實和敘述的真實兩個角度來解釋傳記的虛構(gòu)現(xiàn)象，事實的真實要求傳記作家不能“因文生事”，而敘述的真實則允許他“以文運事”。于青的文本以小說的形式來記述張愛玲的生平事實就是“以文運事”。這種敘述模式既避免了劉川鄂文本的抒情插入策略所帶來的文體失調(diào)，又消除了余斌文本中過多的事實發(fā)揮對讀者造成的誤導(dǎo)；同時，于青文本的敘述模式既讓讀者享受了閱讀，又為讀者理解傳主提供了自我判斷的機會。“以文運事”做得成功就能使人物傳記“華而真實”。文采華美而內(nèi)容翔實應(yīng)該是傳記文學所追求的文本典范吧？！

　　二

　　在三個版本的張愛玲傳記中，另一個值得比較分析的問題是傳記材料在文本中的具體使用方式。傳記材料如日記、回憶錄、新聞報道等在傳記文本中的使用一般表現(xiàn)為三種模式，引用、轉(zhuǎn)述及隱述。“引用”模式是指原封不動地把傳記材料移植到傳記文本中，“轉(zhuǎn)述”是傳記作者以材料提供人的口氣述說材料內(nèi)容，“隱述”則是作者運用文學形式和手段把材料進行再加工使之符合傳記文本的整體敘述風格。所討論的三個文本就是以不同的傳記材料使用模式使用了潘柳黛對張愛玲的回憶文章。張愛玲與蘇青、潘柳黛為同一時期的上海知名女作家，三人原本關(guān)系密切，但后來張、潘因關(guān)系失和而互不來往。潘柳黛后來寫有回憶張愛玲的文章，盡管不無嘲諷，但是卻成為不多的張愛玲傳記材料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劉川鄂、余斌、于青在各自的文本中分別以不同的敘述方式使用了這部分傳記材料，并且對張、潘之間的關(guān)系解釋也不盡相同。

　　劉川鄂把潘柳黛的回憶文章作為正面材料使用，借此證明張愛玲待人接物的特立獨行，其使用方法是整段引用。而且，在引用材料的前后，傳記作者沒有對張、潘的真實關(guān)系做任何解釋和說明。在文本的同一頁，劉川鄂加入第一部分引文時這樣寫到：“女作家潘柳黛生動地記敘了她和蘇青去訪張愛玲的情形”，緊接著又以承上啟下的簡短評論引用了第二部分文字：

　　“潘柳黛以女性作家的細膩捕捉到張愛玲在待人接物上的獨立性，這是一種非常可愛可敬的性格，盛妝待朋友，哪怕是熟悉的朋友，也是對人對己的尊重。在遵守時間這一點上，張愛玲也是非常地西方化的。潘柳黛記述道……”。 與劉川鄂以正面材料使用潘文不同，余斌把這一傳記材料當作靶子予以批駁。他在文本中分兩次使用潘柳黛的回憶文字，第一次是在文本的開頭即第9頁以反證法反駁潘柳黛指責張愛玲“念念不忘自己的貴族出身”，第二次在文本的中間即193頁完整引用了四大段潘柳黛的文章。引用前，余斌對這些文字做了如此說明：

　　“最愿花力氣挖苦的，是一度與張愛玲有交情、后來翻了臉的潘柳黛。她一篇記上海女作家的文章說到張愛玲，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來嘲笑她的奇服異裝”。

　　把潘的文章當作靶子樹立起來后，余斌先以夸大的語氣附和潘的說法，隨后話鋒一轉(zhuǎn)就批駁了潘的挖苦而為張愛玲辯護，“事實上張愛玲是個眼光獨到的服裝鑒賞家……”。

　　原文照搬地使用傳記材料固然使傳記內(nèi)容顯得言之鑿鑿，但在傳記文本中次數(shù)過多篇幅過長地引用傳記材料會使敘述形式和過程顯得雜亂，同時也削弱了傳記作者掌控和運用傳記事實的能力。在三個文本中，劉川鄂的文本原文引用傳記材料的次數(shù)最多，比如，在文本的91頁、98頁、103頁，作者先后長篇大論地引用了柯靈、宋淇、谷正魁等三人的回憶文字，引文之間的間隔如此稠密，并且引文篇幅過長，首先就使文本在形式上顯得雜亂。另外，作者先對傳主做出主觀評價，然后引用某個傳記材料以證明自己論斷的正確性，這樣使用傳記材料難免有失公允，畢竟一家之言，有失偏頗。像劉川鄂對潘柳黛回憶文章的使用顯得片面且主觀。但是，像余斌那樣因張、潘關(guān)系不和而把潘的文字主觀地批駁成對張愛玲的挖苦和嘲笑，把傳記材料提前替讀者做了判斷：這是負面材料，有損張愛玲超凡脫俗的形象，必須加以批判等等。這樣使用傳記材料也有不客觀、不公正的嫌疑。

　　于青的文本對潘柳黛文章的使用要比劉川鄂、余斌來得集中、完整和客觀。文本首先在161至162頁交代了張、潘最初的關(guān)系，并且把潘的部分回憶文字隱述成張愛玲、潘柳黛和蘇青三人進行對話的場景描寫，作者沒有站出來對潘的文字做主觀評價，而是讓讀者從人物各自的語言中去判斷其性格、愛好和態(tài)度。緊接著在166至167頁，文本敘述了張、潘關(guān)系失和的起因以及張愛玲后來在香港對此事做出的回應(yīng)：

　　“當然，張愛玲與潘柳黛也停止了來往。她采取了”敬鬼神而遠之“的態(tài)度回避與潘見面的場合。后來她到香港，有人向她提及潘女士亦在香港時，她僅是說：‘潘柳黛是誰？我不認識她。’一副不關(guān)己事的漠然態(tài)度，省卻了許多口舌和是非。這也是她做人的清淡與冷漠，心中其實是很有準繩的”。

　　至此，張、潘公案緊湊而完整地交代清楚，達到了以此事例反襯張愛玲對蘇青、對炎櫻的友情的真實和真誠，并說明了張愛玲待人交友愛憎分明的性格特點。可見，客觀完整地使用傳記材料并不僅僅局限于原文引用，作者首先要擁有完整的材料，其次采用適當?shù)臄⑹虏呗员３植牧系耐暾�性和真實性，這樣才能最終實現(xiàn)刻畫真實生動的傳主形象這一根本的寫傳目標。

　　對引用、轉(zhuǎn)述和隱述這三種傳記材料使用模式，不能生硬地劃分其優(yōu)劣，關(guān)鍵是使用得當適時。在劉川鄂的文本中，有一處特別巧妙的引用是余斌、于青的兩個版本中所不具備的。在記述張愛玲與賴雅成婚前的事件時，劉川鄂在客觀地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后，沒有對誰是誰非做出評論，而是隨機引用了夏志清對此事件的評論，引文指責賴雅對張愛玲“不僅不夠溫柔體貼，且有些殘忍霸道，同她的父親一樣損害了她的健康……”。這樣的引用既客觀地表達了不同的人對張成婚事件的不同反應(yīng)，又借別人之口表達了傳記作者對傳主的同情和呵護；這樣的引用避免了像于青那樣對事件輕描淡寫、有意回避，又消除了像余斌那樣憑主觀情感袒護傳主而指責賴雅的片面。

　　三

　　在三個版本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即如何對待傳主的作品在傳記文本中的地位。因為傳主的作家身份，其作品勢必成為傳記作者關(guān)注的重點（事實上正是因為其作品才促使了傳記文本的產(chǎn)生）。關(guān)于作品在作家的傳記中的地位，李德恩如是說：

　　“作家的傳記不同于其他人物的傳記，它所蘊涵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除了作家本人的人格力量是傳記所必需的資源外，對他們的作品要進行解讀，從中挖掘他們的社會價值和文本作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解讀作家傳主的作品是為其寫傳的作者的必修課，問題的關(guān)鍵是，對作品的解讀是應(yīng)該在傳記文本以外完成還是在傳記文本以內(nèi)完成。對偉大作家的作品進行解讀并非三言兩語所能完成，要在文本內(nèi)進行作品解讀恐非易事，說的過多，難免喧賓奪主，傳記變成了文學評論；說的過少，又容易犯管中窺豹的錯誤，傳主形象的完整性就會受損。就張愛玲而言，其傳記材料匱乏而作品繁多并幾乎篇篇可圈可點，如何梳理其作品的“社會價值”與其本人命運的關(guān)系更加關(guān)鍵。比較折中的辦法是“傳中作傳”，也就是說，為與作家傳主命運聯(lián)系緊密的重要作品作個“小傳”，比如，列寫傳主產(chǎn)出重要作品時的寫作經(jīng)過和所涉及到的人物及事件、作品發(fā)表后當時讀者的反應(yīng)和評論者的評價、作品給傳主命運和寫作生涯帶來的影響和反影響等等。總之，要使作品解讀與傳主的生平和命運敘述融為一體。就張愛玲傳記來說，于青的文本側(cè)重于對張愛玲重要作品、尤其是小說的文學評論式的解讀，余斌的文本是對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做內(nèi)容復(fù)述式的評價，而劉川鄂的文本則著重敘述重要作品發(fā)表的經(jīng)過及當時讀者、評論者的反應(yīng)等。這三種做法誰優(yōu)誰劣，不能輕易做出評價，如何評價作家的作品在其傳記文本中的價值和意義畢竟是傳記文學理論中的新課題。

　　劉川鄂、余斌、于青分別撰寫的張愛玲傳記因其敘述手段不同而風格各異。劉JII鄂的文本風格是敘述、抒情、引文相互穿插，但因文采飛揚的抒情段落在直白的敘述中隨意穿插，再加上引文使用頻繁，造成了文本從閱讀視覺和感覺上顯得雜亂失諧。在余斌的文本中，分析、議論多于敘述，如余斌自己在后記中所說，文本更像是評傳。正因為其評傳特點而使傳記有“一家之言”的嫌疑，容易誤導(dǎo)讀者而不能使之對傳主做出全面、客觀的理解。于青的文本因強調(diào)傳主的傳奇色彩而更像是一部小說，從傳記“紀實傳真”的理論角度看，容易讓人質(zhì)疑其真實可靠的程度。但是，從愉悅性閱讀和體現(xiàn)人物美學意義的角度上講，采用文學形式和手段是撰寫人物傳記的最佳途徑。當然，其前提是保持傳記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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