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筆下的幾類女性形象

時間：2024-09-11 15:26:02 張愛玲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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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筆下的幾類女性形象

　　張愛玲的小說經久不衰，常在評論界掀起熱潮，她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張愛玲筆下的幾類女性形象，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張愛玲筆下的幾類女性形象

　　(一)結婚求生型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出現了許多以結婚來求生存的女性。對于這些女性來說，愛情不能成就婚姻，它只是女人謀生的一種方式罷了，即便愛情與婚姻相背離，她們也會孤注一擲，因為物質、金錢才是她們擇愛的首要標準，結婚也只是為了生存下去。《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敦鳳等都是這一類型的女性。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娘家是中產之家，她原本可以找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過著普通幸福的生活，但對錢財的過度艷羨改變了她的婚戀觀。只要能嫁給有錢人，即便是做妾她也毫無怨言，最終她不惜與娘家鬧翻，做了香港富豪梁季騰的第四房姨太太。在丈夫死后，她如愿以償的得到了一筆財產，這筆數目可觀的收入是她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愛情、用自己的一輩子換來的。但她似乎從來沒有對自己當初的選擇后悔過，因為在她心里，是婚姻讓她能夠衣食無憂的生活下去，縱然生活是凄涼孤寂的，她也依舊知足。可以說，是金錢桎梏了她，讓她甘愿在婚姻的牢籠里打轉。

　　《留情》中敦鳳，她的家族在當時的上海是屈指可數的大商家。苦命的她在二十三歲時死了丈夫，面對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敦鳳可以選擇的空間很大，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出身富足的小姐，最后也是為了生存嫁給了比自己大二十幾歲的米先生，即便是當二房她也甘愿。敦鳳的生活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尋找一個能給予她經濟安全的男人，于是，從守寡到再嫁，為了生存她甘愿再次跨進婚姻的圍城。

　　(二)狠心惡毒型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還有一些不能被眾人理解的狠心惡毒的女性，張愛玲對這類女性的刻畫，多集中在母親這一角色身上。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母親常常被描寫為好意而無能的角色，她們善良、慈祥、溫柔，為了兒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而張愛玲筆下的母親卻顛覆了我們對母親的一貫理解，她把世界上最偉大的母愛作了反常的描寫，她筆下的母親深受環境的制約，她們或無情、或自私、抑或是冷酷，在她們身上，讀者很難找到醇厚溫馨的母愛，狠心惡毒成了這類女性的代名詞，如《傾城之戀》中的白老太太、《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等。

　　《傾城之戀》中的白老太太算得上是一位狠心的女性。流蘇離了婚回到娘家，心里很難過，又常會有寄人籬下的感覺，而白老太太卻從未給過女兒精神上的安慰。在流蘇受盡了兄嫂的欺侮時，白老太太也沒有站出來對他們的丑惡行為加以阻止，反而替他們說話。而當走投無路的流蘇跪在她床前向她哭訴尋求幫助時，她非但沒有表現出作為母親應有的心疼與憐憫，反而給女兒指出了一條可怕的“出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你跟著我，總不是長久之計。倒是回去是正經。領個孩子過活，熬個十幾年，總有你出頭之日。”這根本就是要流蘇犧牲后半生的幸福，這樣狠心的母親讓流蘇不再對母愛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身心疲憊的流蘇不得不離開母性缺失的母親，不得不離開已經沒有溫暖可言的家，不得不再次選擇婚姻。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則是惡毒女性的典型代表。她對子女非但沒有正常的母愛，反而用子女的幸福來為自己的不幸陪葬。對于兒子長白，她縱容他吸毒、納妾、逛女人院;她要兒子整夜地陪她抽煙;她探聽兒子與媳婦的房事并當眾羞辱兒媳，她的惡毒最終把兒子前后兩任妻子都折磨至死，長白也不敢再娶。對于女兒長安，曹七巧懷著一種忌恨的心理，她看不得自己的女兒擁有正常的愛情，于是她咒罵女兒，譏笑女兒的感情、并想方設法破壞女兒的婚事，她的狠毒使長安近中年還困守在她的身邊，最終徹底失去了作為一個正常女人的幸福生活。作為一個母親，溫情脈脈的舐犢之情在曹七巧身上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對兒女們的瘋狂殘害，其狠毒程度令人乍舌!

　　(三)軟弱順從型

　　這一類型的女性形象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如《茉莉香片》中的馮碧落、《十八春》中的顧曼楨等。她們像提線木偶一樣無條件地受人擺布，雖然她們也有過不滿和反抗，但是順從總是多于反抗，而且在反抗受到鎮壓以后，她們也就不再努力了。張愛玲是個進步的女性，對“社會順從”有著強烈的不滿，她正是通過展現這類女性在婚戀生活中一味妥協與退讓的悲劇來表達自己的這種不滿。

　　《茉莉香片》中的馮碧落，可以說是一個甘愿被男權摧殘壓制的軟弱者的代表。她其實也進步過，她在父親為她定親之前，曾與言子夜自由戀愛，可性格懦弱的馮碧落后來卻違背自己的心意，放棄自己的愛情，而嫁給了父親為他挑選的聶介臣。雖然她內心抑郁，卻沒有抗爭過，而是慢慢的、卑微的蜷縮在了丈夫的樊籠之下。張愛玲在小說里對她的形容十分精辟到位：“她不是籠子里的鳥。籠子里的鳥，開了籠，還會飛出來。她是繡在屏風上的鳥――悒郁的紫色緞子屏風上，織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鳥。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給蟲子蛀了，死也還死在屏風上。”

　　《十八春》中的顧曼楨，性格上的軟弱使她在面對最親最近的人的陷害時，沒有勇氣站出來與之作斗爭，她選擇了默默承受這一切，順從地在祝家過了一段悲慘的生活。后來，她雖在他人的幫助下從祝家逃離出來，可心中卻依然牽掛著孩子。在曼璐死后，曼楨竟會不可思議地和當年強暴自己的姐夫祝鴻才結了婚，這都是性格上的懦弱在作祟。曼楨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在于她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掙脫傳統的女性思維模式，從而一度迷失自我，向責任低頭，向生活妥協。

　　總之，張愛玲始終將關注的視角投注在各個類型的女性身上，她以獨特的眼光透視亂世，塑造了一系列鮮活飽滿的女性形象，并通過對這些女性的生活環境和價值觀念的考察，向女性的精神世界進行挖掘，表現了鮮明的女性意識。張愛玲用蒼涼的筆調把她眼中所見的形形色色的民國女子活畫出來，為現代女性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拓展延續

　　具有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征。

　　張愛玲的小說，與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為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征。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遠離抗日救國的主流話語，把眼光投向了“婚姻、愛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

　　張愛玲小說摒棄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對男權社會單一的控訴，而是“讓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繹，呈現其矛盾、壓抑、自我沖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層面貌”。

　　張愛玲認為，真實是一切藝術創造的生命。在張愛玲看來，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應該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邏輯和心理軌跡去創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脫離、違背生活的真實。

　　資料：

　　代表作品介紹：

　　1、《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是一個動聽而又近人情的故事。《傾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白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并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她轉向平實的生活，終于結婚了，但結婚并不使他變為圣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

　　2、《金鎖記》

　　《金鎖記》是作家張愛玲創作的中篇小說，發表于1944年上海《天地》上，后收入小說集《傳奇》中。

　　《金鎖記》主要描寫一個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靈變遷歷程。七巧做過殘疾人的妻子，欲愛而不能愛，幾乎像瘋子一樣在姜家過了30年。

　　人涉獵的張愛玲的散文文體特色進行了系統研究,指出獨語式的個體語境、孤獨感和蒼涼感的濃郁滲透、走向世俗的現世精神、獨具特色的表現方式,既構成了當時文壇上不同于主流語境的另一種風格,也構成了其散文文體的鮮明特色.思想境界：在散文中，張愛玲對于千家萬戶仔細過生活的現時細節，以及人情世故，懷著一股熱烈真切的喜愛。正如毛姆曾經從惠特曼的詩里，得到過一份啟悟：“詩不一定要從月光、廢墟、以及患相思病的少女的悲吟才能找得到。詩一樣存在于街頭巷尾，火車站、汽車，也存在于工匠的勞動，農婦們單調無趣的工作里，存在于工作以及休閑的任何時刻。一言蔽之，整個生活，以及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找到詩。”[6]詩如此，散文也如此，而張愛玲的散文尤為如此。她總是在世俗生活中尋找快樂，整個人都是世俗化的小市民。寫作風格：從張愛玲散文中對審美對象的選擇處理上看，注重細節場景的現實感，精確化，可信感。現實，是指細節場景本身為生活實存，而不是幻覺中的。明顯經過想象加工的那種存在。

　　精確化與可信性，實說再現樂生活原生態的表征，是一種具有較強仿實的，而不是夸張變形的存在。由此給人以實實在在的客觀真實感。張愛玲寫公寓生活文字,來得逼真細膩,活脫脫一幅舊都市生活景觀,同時也讓人感到,她的精神傾向,以及對世俗生活的感情;對被窩服飾的解說,電影戲劇美術的評論,讀書心得創作自白;到親朋好友話語記錄,貫穿張愛玲散文的,始終是她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對歷史的獨特看法和對人生獨特的感悟。張愛玲始終堅持用寫實風格來處理題材，而意義相對深埋其中。總結散文中日常生活的敘事，非虛構性的內心真實獨白，以及獨特的觀照亂世的心理方式，最直接切入和反映張愛玲的人生觀；同時，小說的以虛構藝術手法，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更加深刻揭示社會意義，具有很大的社會價值。張愛玲無論小說或散文都體現了對蒼涼時世的感情，一種憂傷的蒼涼荒漠情緒。“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種惘惘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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