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張愛玲小說的音樂化特征

時間：2024-06-09 13:09:08 張愛玲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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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張愛玲小說的音樂化特征

　　導語：作為我國著名的女性作家，張愛玲以深厚的音樂藝術修養巧妙地從音樂藝術的審美視角來揭示作品的主題內涵和美學價值，構筑小說情節，營造意味深長的意象，增強作品的靈動性、深刻性和藝術表現力，襯托和凸顯小說的主題內涵和美學價值，從而使文字與音樂交融煥發出灼灼光彩，為作品增添了無數超然的意境。下面就從以下幾方面來淺析張愛玲小說的音樂化特征。

淺析張愛玲小說的音樂化特征

　　中國近代作家張愛玲出身于沒落的貴族世家，長達十多年的音樂熏陶和訓練不僅使她對音樂有著異乎常人的體悟力，而且還使她對中西文學中蘊含的音樂性有著深刻而透徹的理解。以語言技術精湛而著稱的張愛玲常在小說中利用音樂的靈動性和豐富性來增強作品的靈動性、深刻性和藝術表現力，以音樂藝術來襯托和凸顯小說的主題內涵和美學價值，使文字與音樂交融煥發出灼灼光彩，為作品增添了無數超然的意境。

　　一張愛玲音樂觀對其文學的滲透

　　中國文學脫胎于音樂，詩樂舞一體是華夏藝術的靈魂與核心。西方文學藝術發展也深受音樂藝術的滲透和影響。法國浪漫派詩人最早將音樂因素文學，開啟了浪漫文學的新紀元，法國象征派詩人通過音樂來追求朦朧性和暗示性的藝術主張，這一藝術主張使意識流小說深受啟發，許多意識流小說家開始將音樂的主導動機轉化為小說技巧，用以烘托主人公出場氣氛、暗示場景主題、創造循環往復的氣氛，也有的小說模擬音樂的復調敘述和交叉多線方法用以解決復雜的時空關系，追求文學作品的節奏感和旋律美。可以說，音樂對中西文學的影響和滲透作用是由來已久的，這也是中西文學發展的共同選擇和趨勢。

　　張愛玲出生在前清遺老的舊家庭，但卻成長于西方文化元素迅速涌入的新時代，深宅老院中的父親守舊保守、花園洋房中的母親新潮開放，古典傳統文化與現代西式禮儀、傳統與洋化、黑暗與光明、監禁與自由不僅深深地影響著張愛玲的思想，而且還兼容并包的存在她的文學作品中。八九歲時，張愛玲出國留學的母親回國，這在帶給她溫馨甜蜜家庭的同時也帶給她最初的音樂熏陶，此后長達十多年的熏陶培養了她對音樂深刻的體悟力，使她深諳音樂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深深地感悟到音樂傳達的情緒與形象。張愛玲將她對音樂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小說創作中，既實現了音樂對現代小說的全面滲透，又使得其小說語言極富音樂美，如她將極富音樂節奏美的押韻、疊詞疊韻、反復等古詩格律運用到作品中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開創了中國現代小說自覺吸收音樂藝術、音樂對現代小說全面滲透的新紀元。從文學觀念的音樂化到小說語言的音樂化，從音樂形象的直接運用到音樂形象的密植和小說結構的音樂性，小說語言音樂化已成為張愛玲區別于其他作家的獨特語言特征。

　　從對音樂家的欣賞來看，張愛玲最喜歡的不是浪漫派的貝多芬或肖邦，而是巴洛克時期德國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西方現代音樂之父”巴赫。與其他作曲家演奏家相比，巴赫的作品具有高度的邏輯性和深刻的哲理性，結構嚴密、風格清新雋永，他的作品沒有廟堂氣息、英雄氣概，也沒有宮廷樂曲的纖巧，有的只是深沉、悲壯和廣闊，從這里可以看出，張愛玲更鐘情于安穩的人生;從樂器的角度來看，張愛玲對絕對悲哀的梵啞鈴極為反感，但對略帶蒼涼之感的胡琴卻尤為喜歡，正如她自己說的胡琴的蒼涼“遠兜遠轉，依舊回到人間”，這與張愛玲對人生所持的評判標準是一致的，她認為安穩的人生意味著永恒，這樣的人生韻味歷久彌新，因此，她的作品里沒有悲天憫人、沒有純情浪漫、沒有殘酷冷血、沒有熱血澎湃，有的只是打情罵俏、勾心斗角、平凡人生里平淡無奇的故事和樸素生活中的微波細瀾。由此可見，張愛玲的音樂觀是一種自覺的美學追求。

　　二張愛玲小說的音樂化特征

　　1 結構的音樂性。張愛玲小說向來以結構美著稱，她的作品常用音樂穿插貫通全文，這不僅使作品結構嚴謹完整，而且還呈現出獨特的音樂結構形式。如《傾城之戀》在萬盞燈火和感傷的胡琴聲中拉開帷幕，又在咿咿啞啞、萬盞燈火的夜晚降下帷幕，這種結構與首尾呼應、起點與終點常落在同一個主音的音樂結構形式相一致。作品開頭對主人公白流蘇生活狀況的描寫與多音區對同一音樂主題的反復表現相類似，而白流蘇在上海與香港間的多次往返則與音樂的回環演進進程相似，結尾處白流蘇與范柳原之間兜兜轉轉、分分合合以及大團圓結局的愛情故事與音樂循環往復的時空觀相一致，奏響了一曲永恒無限的生命交響曲，而作品中的花、墻、風、月等意象則是音樂中具有無限韻味的樂句。《封鎖》也是一篇成功的以音樂結構作品的例子。作品開頭以山東乞丐渾圓嘹亮的歌聲“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來引出主人公英語助教吳翠遠的愛情故事：在封鎖期間，一個單純的女人――吳翠遠與35歲同樣單純的男子呂宗楨邂逅相戀，正當兩人熱戀時，封鎖解除了，呂宗楨離開了，只剩下孤獨可憐的吳翠遠和那久久縈繞的“可憐歌”：“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可憐歌”在作品中不僅推動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同時也暗示著故事的結尾“封鎖期間的一切等于沒有發生”。在以楚漢之爭為背景的《霸王別姬》中，虞姬的命運就在哀婉的楚國民歌聲中漂浮不定，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知道自己情歸何處，但面對四面楚歌，她還是毫不猶豫地拔出刀刺進自己的胸膛，哀婉的音樂暗示了人物的命運結局。

　　2 語言的音韻美。張愛玲小說中的音樂猶如一粒粒傳達美麗的文字珍珠，音韻鏗鏘、抑揚頓挫，雖不追求純粹的音樂藝術效果，但卻表達出一種難以言傳和極具節奏變化的語言魅力，體現了作家靈魂深處的極致美麗。張愛玲小說語言極具音韻美，富于變化的旋律與抑揚頓挫的審美感受展現了其獨特的內心世界。張愛玲小說語言的音韻美主要體現在：一是疊音詞和重疊詞的使用。疊音是漢語最古老的修辭手法，循環往復的音調盡顯漢語語言音韻之美，如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冷冷清清、尋尋覓覓等。疊音詞和重疊詞在張愛玲小說中也有著廣泛地應用，如《心經》中“兩人只得摸著黑，挨挨蹭蹭”“輕輕”“緩緩”“點點頭”“黑漆漆，亮閃閃，煙哄哄，鬧嚷嚷”“空蕩蕩”，《鴻鸞禧》中“指指點點，說說笑笑”，《十八春》中的“說說停停”“哭哭啼啼”“談談說說”“笑笑，招招手”“聽聽音樂”，《茉莉香片》中的“緊緊抉住”“靜靜站著”等，諸如此類動詞、形容詞重疊十分常見，錯落起伏、音韻和諧的重疊詞和疊音詞靈動呼應，賦予語言極強的旋律感和節奏感，增強了小說語言的藝術表現力和藝術表達效果。二是頂真、排比、反復的應用。張愛玲還擅長使用頂真、排比、反復等修辭手法來增強作品的表達效果。頂真是指以前句或上句結尾詞語做下句或下文開頭，以形成語句銜接、語氣連貫、章節首尾頂接的一種修辭手法。如《金鎖記》中“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處跟著他們……”;《創世紀》中“嘹亮無比的音樂只是回旋，回旋如意……”;《花洞》中“實實虛虛，虛虛實實，極其神秘”。排比是語氣相同、意義相近或相關的句子的并排組合，排比句不僅能增強語言的條理性、層次性和生動性，而且還能增強語言的節奏感和聲韻之美，張愛玲深諳排比句的獨特用處，如《傾城之戀》在描寫新生嬰兒時，使用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這一音節整齊勻稱的排比句來凸顯語言感情洋溢、氣勢更為強烈;《心經》中“在他們之間隔著地板，隔著……隔著……”這里音韻和諧、同構異語的排比句的使用增強了語言的節奏感。反復是同構同語的疊加，是張愛玲小說中一種重要的語言藝術表達方法，也是其語言音樂化形成的重要語言手段。如在《金鎖記》中，面對刁難和不解的小姑子，身為姜家二奶奶的曹七巧站起來說道“你不知道沒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你去挨著你二哥坐坐，你去挨著你二哥坐坐”，要強、潑辣、開朗、漂亮的曹七巧渾身充滿青春的氣息、散發著蓬勃的生命的激情，但愛情的缺失使她在愛的欲望中苦苦掙扎，每日對著身患骨癆肉體不管用的丈夫，她那高度壓抑的情感、欲望、痛苦以及凄苦無依的心痛都付諸于簡單無奈的語言反復中，如泣如訴。三是多種修辭手法的套疊使用。張愛玲認為修辭手法的音樂表現形式并不一定是單獨出現的，而是幾種修辭格的套疊使用，如《第二爐香》中看到一步步走過來的妻子， “裹著銀白的紗，云里霧里……她的頭發燃燒起來了”，排比、比喻、夸張等多種修辭手法的使用不僅使句子與句子之間音韻粘連呼應，而且還增添了文字的旋律感和朦朧美。　　 3 意境的音樂化。張愛玲小說一直以豐富鮮明的意象被評論家所稱道。張愛玲小說常以畫面意象暗示人物命運，以聽覺意象尤其是音樂意象貫通各種感官，音樂意象與畫面意象共同構成的繁復視聽意象不僅超越了藝術畫面單一性的象征效果，而且還豐富了作品的藝術世界，使作品意象更為新奇、富有韻味。如《紅玫瑰與白玫瑰》中賣笛人吹出的笛聲像“尖柔扭捏的東方的歌……終于連夢也睡著了”，拖沓的旋律與蛇疲懶盤繞的形狀有諸多相似之處，暗示了主人公佟振保被乏味的家庭所困擾、對婚姻的厭倦;梵啞鈴的弦子“全然沒有曲調可言……震耳欲聾”，編曲的人將一個個音符倒在巨桶里使勁攪拌著，這種音樂意象在帶給讀者具體可感的形象的同時，也承載著更多的想象。《創世紀》中匡瀠珠與毛耀球的戀愛就像古琴獨奏的《陽關三疊》簡單的調子“再三重復，卻是牽腸掛肚”;匡瀠珠的祖母紫薇貴為相府千金，生在繁華錦繡之鄉，人長得美麗迷人，年輕時她聽到的《陽關三疊》是技藝精湛的樂視用古琴演奏的，欣賞的是別人精致而華美的離愁，但現在已近垂暮之年的她聽到的卻是舊風琴彈奏出的笨拙、蹣跚的曲調，揭示了那個永遠回不去的華美時代，而祖孫二人對同一首曲子如此敏感也隱喻了舊時代女性命運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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