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曾鞏

　　曾鞏是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并稱“南豐七曾”。曾鞏文學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稱“南豐先生”。

　　兩極曾鞏

　　或許中國人凡事喜歡湊個整數，所以有了類似“江南四大才子”、“揚州八怪”之類的稱謂。這些“組合”的成員水平、名氣往往并不相當，于是其中難免有人被懷疑是因為充數而被“補白”進去的。在唐宋八大家里，今人比較陌生的是蘇轍和曾鞏。蘇轍托蘇軾的福，雖然文章不為今人所知，名氣還算是有的，許多版本的拼音輸入法可以打出“蘇轍”這個詞組，而曾鞏卻沒有一種輸入法給予他名人待遇。

　　雖然在民間，曾鞏的名氣有些“低調”，不過在名人圈里他卻是另外一番風光。王安石曾贊嘆：“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蘇軾的評語是：“醉翁門下士，雜逐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南宋朱熹說“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木魁)、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下無可取，已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于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看看曾鞏的粉絲們，個個可都是大名鼎鼎的狠角色，由此可見“存在就是合理”的，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絕非浪得虛名。

　　為什么曾鞏在小眾群體和大眾群體中的名聲會有如此大的反差?成也文風，敗也文風。曾鞏的文風概況起來就是四個字“古雅平正”，喜歡引經據典，但缺少歐陽修“六一風神”的個性文采。曾鞏的文章平易理醇，其開闔、承轉、起伏、回環都有一定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是“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學習的，所以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學古文都從模仿曾鞏開始。在理學家、唐宋文派、桐城派眼里，曾鞏文章高出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以及三蘇，與歐陽修并列“八大家”老大。

　　性格往往決定文風，人生經歷又影響性格。綜觀曾鞏一生，歷任州郡官吏十幾年，與同榜進士蘇軾相比，仕途平穩，沒有經歷大起大落。從他的一些政論文章看，他并不像八大家其他幾位那樣憂國憂民。他在《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中對于宋朝的現狀相當滿意，認為是盛世。“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桴擊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憤怒出詩人，憂患出文人。曾鞏的文章顯然不符合今天人們的欣賞眼光，所以他漸漸被人遺忘也就不足為怪。

　　拓展閱讀：曾鞏生平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并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并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歷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后，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并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并"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事，茍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圣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后，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后，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此序作于慶歷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歐陽修推薦。

　　后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于尋常的"干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愿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 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余，士學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贊，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為"世傳其投閣者妄"云云。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后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詩，詩云："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徙的感嘆。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親而不愿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執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于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親的。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又有詔改知明州。為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來移知亳州，又繼續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系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于臣之分，實為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圣慈，許臣朝見。"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后，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并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發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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