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我所欲也》文中古今異義

時間：2024-08-11 16:06:47 賽賽魚我所欲也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魚我所欲也》文中古今異義

　　《魚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論為依據，對人的生死觀進行深入討論的一篇代表作。強調“正義”比“生命”更重要，主張舍生取義。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魚我所欲也》文中古今異義，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古今異義

　　1.鐘

　　古義：一種量器

　　今義：計時的器具或中空的響器

　　例句：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2.是

　　古義：代詞，這種

　　今義：判斷動詞，是

　　例句：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特殊句

　　1.判斷句

　　例句：魚，我所欲也。“也”，判斷句標志。

　　譯文：魚，是我所喜愛的東西。

　　2.省略句

　　例句：鄉為身死而不受。“為”后面省略了介詞的賓語“禮義”，“受”后面省略了賓語“施舍”，全句省略了主語“我”。

　　譯文：從前我為了“禮義”寧愿死也不接受施舍。

　　寫作特點

　　1.議論嚴密，層層深入。

　　文章圍繞“舍生取義”的中心論點立論，從正面論述生死與“義”的關系，指出舍生取義是人的本心;從反面論述見利忘義是喪失人的本心，從而再次重申文章論點。結構嚴謹，層層深化。

　　2.善用比喻。

　　開篇以魚和熊掌設喻，引出中心論點。第二段以“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比喻守義不辱，形象生動。

　　3.善用對比。

　　第一段正反對比闡述“義”重于“生”的道理，從反面假設推理，又從正面事實說明人能不貪生，不避患。第二段舉例論證，以正反兩個事例進行對比，說明人們對待利欲引誘的不同態度，批判為追逐個人名利而喪失羞惡之心的人，重申中心論點。

　　白話譯文

　　魚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這兩種東西不能同時得到，那么我寧愿舍棄魚而選取熊掌。生命是我所想要的，正義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得到，那么我寧愿犧牲生命而選取大義。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還有勝過生命的，所以我不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超過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災禍我不躲避。如果人們所想要的東西沒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凡是一切可以保全生命的方法，又有什么手段不可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事情沒有超過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夠用來逃避災禍的壞事，哪一樁不可以干呢?采用某種手段就能夠活命，可是有的人卻不肯采用;采用某種辦法就能夠躲避災禍，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見，他們所喜愛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義”);他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更嚴重的事(那就是“不義”)。不僅賢人有這種思想，人人都有，只不過是賢人能夠不丟掉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會餓死。可是呵叱著給別人吃，過路的饑民也不肯接受;用腳踢著給別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可是有的人)見了優厚俸祿卻不辨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這樣，優厚的俸祿對我有什么好處呢?是為了住所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熟識的窮人感激我嗎?從前(有人)為了(道義)(寧愿)死也不愿接受(別人的施舍)，如今(有人)卻為了住宅的華美而接受了;從前(有人)為了(道義)(寧愿)死也不愿接受(別人的施舍)，如今(有人)卻為了得到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從前(有人)為了(道義)(寧愿)死也不愿接受(別人的施舍)，如今(有人)卻為了讓所認識窮困貧乏的人感激他們的恩德而接受了它。這種(行為)難道不可以停止嗎?這就叫做喪失了人的天性(指羞惡廉恥之心)。

　　文學賞析

　　《魚我所欲也》選自《孟子·告子上》，論述了孟子的一個重要主張：義重于生，當義和生不能兩全時應該舍生取義。

　　孟子說：“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告子上》)又說：“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萬章下》)孟子認為自己做了壞事感到恥辱，別人做了壞事感到厭惡，這就是義;義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須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生命而要義。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這樣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義”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全篇的中心論點。

　　孟子從三個方面論證了舍生取義的意義。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幾句論證說：生命是我珍愛的，但還有比生命更為我所珍愛的(指正義)，所以不能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為我所厭惡的(指不義)，所以有時對禍害(死亡)不愿躲避。這是從正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這幾句論證說：如果沒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樣不能用呢!如果沒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避免禍患(死亡)的事情哪樣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這樣下去，人們的行為不是會變得無所不為、卑鄙無恥了嗎?這是從反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其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幾句論證說：通過這樣的手段(指不正當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過這樣的辦法(指不正當的辦法)就可以避免禍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還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愛的(指義)，還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指不義);不單是賢人有這種重義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賢人沒有喪失罷了。這是從客觀事實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有人舍生取義。通過論證，文章開頭提出的中心論點就成立了。

　　為了使這種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著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簞”是古代盛飯的圓形竹籃，“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爾”是大聲呼喝著，“蹴爾”是用腳踢著。這幾句說：只要得到一小筐飯、一小碗湯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餓死，如果是輕蔑地呼喝著叫別人吃，哪怕是饑餓的過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腳踢著給別人吃，那就連乞丐都不屑要了。《禮記·檀弓》有一段故事與此相類似：“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厭惡，所以寧愿餓死也不愿接受別人侮辱性的施舍。連無人認識的路人和貧困低賤的乞丐都能這樣做，常人更不用說了。這一事例生動地說明了人們把義看得比生更為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就會舍生取義。

　　在孟子看來，“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舍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以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文章第三段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會上確實存在“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有人不問合不合禮義而接受萬鐘俸祿呢，萬鐘俸祿對自己有什么好處呢。“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是為了住房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因為給了所認識的窮朋友以好處而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嗎?華麗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這些都是身外之物，與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當初寧肯餓死也不愿受侮，卻為了這些身外之物而不顧廉恥，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認為這種人原來也有舍生取義之心，后來因為貪求利祿而喪失了。孟子警告說：“是亦不可以已乎?”這種“不辯禮義而受之”的可恥之事應該罷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他不肯遷就，不肯趨附權勢。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經在齊國任客卿，后來因為與齊王的意見不合，便決定辭去齊卿回家，齊王托人挽留孟子，條件是準備在首都的中心地區建一座房子給孟子住，并送給孟子萬鐘糧食作為弟子們的生活費用，結果遭到孟子的嚴辭拒絕。(《公孫丑下》)可見，孟子在本篇中所說的“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是有所為而發的，表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性格和氣概。

　　孟子在本篇中對舍生取義精神的頌揚，對“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批判，對后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歷史上許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義”奉為行為的準則，把“富貴不能淫”奉為道德的規范，對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過零丁洋》詩中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現代無產階級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義詩》中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都是與“舍生取義”的精神一脈相承的。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生動活潑，充分體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個性，表現了孟子雄辯、善辯的才華。他喜歡使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本來，這話用一句就可以說完，即“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來，加強了氣勢，增強了感情，顯示出說話人的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其次，為了把道理說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孟子喜歡使用比喻，本篇以具體的魚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義，以“舍魚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義”，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還大量運用了對比的手法，如把魚與熊掌對比，把生與義對比，把重義輕生的人與貪利忘義的人對比，把“鄉為”與“今為”對比，這樣互相比較，道理說得更加清楚，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內容結構分析

　　第一段

　　本段可分為四層。

　　第一層(“魚，我所欲也”——“舍生而取義者也”)，第一句話以魚和熊掌比喻“生”與“義”這一對概念。魚是美味，人人可食;熊掌也是美味，但其美遠遠勝過魚，且不易得，因此舍魚而取熊掌。孟子以魚喻“生”，以熊掌喻“義”，形象地區分了“生”與“義”的價值高下。第二句是由第一句的設喻引出來的論點：“舍生而取義者也”，這是本文的題旨。

　　第二層(“生亦我所欲”——“故患有所不辟也”)，從正面闡述，說人們把“義”的價值看得高于生命，所以不能茍且偷生，寧愿赴死也不愿行不義。這里所說的“甚于生者”就是指“義”，“甚于死者”就是“不義”。

　　第三層(“如使人之所欲”——“所惡有甚于死者”)，正反對比，進一步闡述“義”重于“生”的道理。先從反面論述，用兩個假設復句反問，如果人只是欲生惡死，那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接著用“由是”開頭的句子做正面論述，說明事實上人能不貪生，不避患;最后用“是故”兩句得出結論，證明“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因而人能舍生取義。

　　第四層(“非獨賢者”——“賢者能勿喪耳”)，這句話運用了遞進論證法，前文已論證“義”字的存在，這里使主題升華，證明“義”字不只是少數賢者具備，而是人人皆具備，它似乎成了一種充塞天地之間的正氣，無處不有，只是賢者更能保持罷了。

　　孟子認為人的本能固然是求生而惡死，但世上還存在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也存在比死亡更可怕的東西，那就是“義”與“不義”。“義”是人類最寶貴的一種品德，為了“義”，人們可以不避禍患，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一個真正的人，決不能因貪生怕死而行不義之事。孟子從“性善說”出發，認為人生來就具有羞惡之心，這是一種善心，它可以幫助人們在“義”與“不義”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

　　第二段

　　本段可分為三層。

　　第一層(“一簞食”——“乞人不屑也”)，從正面舉例，以“一簞食，一豆羹”為例，“呼爾”、“蹴爾”而與之，則“行道之人”與“乞人”也不屑接受，這就是“羞惡之心”。以食“嗟來之食”為“羞’，這就是“義”的觀念。

　　第三層(“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從反面舉例，說明不辨禮義而收萬鐘之祿，是失其羞惡之心，是為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這些比生死都輕的身外之物，這樣的做法，不過是見利忘義。

　　第三層(“鄉為身死而不受”——“此之謂失其本心”)，運用排比句，以“鄉”與”今”對比，指出為得到宮室之美、妻妾侍奉、窮人感激而見利忘義，就是喪失了“本心”。結尾一句話，歸納了此段，照應了開頭，這“本心”就是“羞惡之心”，就是“義”。

　　本段運用了舉例論證和正反對比論證。作者將“一簞食，一豆羹”與“萬鐘”作對比，按財富的數量來說，“萬鐘”自然是多的，但是“萬鐘”決定的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一簞食，一豆羹”決定的卻是生命，自然要比“萬鐘”更重要。然而，無論是“萬鐘”’，也無論是“一簞食，一豆羹”，與“義”字比較起來都是次要的。兩次舉例及在舉例中對比論證法的運用，再一次深刻地論證了“舍生取義”這一論點。

　　作者簡介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待考，一說字子車或子居）。漢族，東周鄒國（今山東省鄒城市）人，東周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政治上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在學說上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被后世尊稱為亞圣，其弟子將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

　　水平

　　早年受教

　　孟子的出生之時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約百年左右，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后裔。孟孫氏衰微后，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國，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沒有講他的老師的姓名，卻是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其受業于何人，自漢代以來頗有爭議，一是認為師從子思，一是師從子上，一是師從子思之門人。朱熹云：“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且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子思的父親孔鯉（孔子的兒子）生卒年，魯繆公（魯穆公）的在位時間進行推算，孟子受業于子思是難以成立的。由此看來，孟子師從子思之門人較為妥貼。

　　關于孟子的父親更加缺乏資料，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認為孟子“宿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樣，在母親的教育下成長，孟母教子的故事，史書上記載頗多，孟母的言傳身教對孟子成為“亞圣”具有巨大的作用。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公孫丑上》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曾經游歷齊、宋、滕、魏、魯等國，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歷列國的具體時間，已說不十分準確，只能依據《孟子》一書的記載，說明大體上的時間和情況。

　　游說齊宋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政學說，是位非常有抱負的政治家，在諸侯國合縱連橫，戰爭不斷時期，作為銳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識到了當時的時代特征和趨勢，建構了自己的學說。與孔子一樣，他力圖將儒家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轉化為具體的國家治理主張，并推行于天下。而當時各個思想家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游說各國諸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孟子開始周游列國，游說于各國君主之間，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孟子大約在45歲之前率領弟子出游各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間。當時匡章背著“不孝”的壞名聲，孟子卻“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 。到了齊國，孟子宣揚他的“仁政無敵” 主張，他在齊國很不得志，連威王贈送的“兼金一百”鎰，都沒有接受，就離開齊國。

　　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為君的時候，孟子到了宋國。他在宋國期間，滕文公還是世子，他去楚國經過宋國時見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他從楚國回來又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意思是說，只要好好地學習“先王”，就可以把滕國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鄒國。《梁惠王下》記載說，鄒國同魯國發生了沖突。鄒穆公問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回答說：“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他說，這就象曾子說的那樣：你怎樣對待人家，人家就將怎樣回報你。現在，您的百姓可得到報復的機會了，您不要責備他們吧！“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兩次到鄒國來向孟子請教怎樣辦理喪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親自向孟子請教治理國家的事情。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他認為人民有了固定產業收入，才有穩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還必須對之進行“人倫”的教化。“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畢戰詢問井田制的情況。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接著講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說，我說的是大概情況，您和您的國君參照著去做吧。

　　“有為神農之言者”農家許行，從楚國趕到滕國來。許行主張君民并耕而食，反對不勞而獲的剝削、壓迫；主張實物交易，物品在數量、重量上相等的，價格相同。陳相兄弟很贊成許行的主張，“盡棄其學而學焉”。許行的思想在反對剝削上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以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否定社會分工，是違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孟子抓住許行的這一弱點，大講“物之不齊”的道理，并以“勞心”“勞力”的劃分來論證剝削制度、階級壓迫的“合理性”。

　　奔赴魏國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國的自身都難保，根本談不上實行他的政治主張。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離開滕國到了魏國。這時，孟子已經五十三歲。惠王見到孟子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最反對國君言利，所以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戰，魏敗于齊。公元前341年，馬陵之戰，魏太子魏申被齊軍俘虜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國的商鞅領兵攻魏，俘魏大將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縣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國昭陽領兵破魏軍于襄陵，取得魏國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對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恥之，愿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梁惠王講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辦法。他說，這樣，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梁惠王問的是怎樣報復齊、秦、楚的具體辦法，孟子回答的卻是空泛的道理，當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視。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對他的印象很壞，說他不象個國君。這時，齊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離開魏國又到了齊國。

　　二度奔齊

　　孟子約于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齊國，受到禮遇。齊宣王見到孟子就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圖謀霸業；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講的“保民而王”、“制民之產”的道理，雖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利益，但并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從而被看成“守舊術，不知世務” 。

　　燕王噲因讓國給燕相子之，引起燕國內亂。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獲全勝。齊宣王對孟子說：“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說：“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于燕眾，置君而后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宣王不聽，“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對齊宣王的進言很多，并未見用。他本來打算依靠齊宣王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齊宣王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來尊重，而不是想實現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這一點，便準備回鄉。齊宣王派人告訴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當作一塊招牌，博得尊賢重士的名聲。

　　《公孫丑下》記，孟子離開齊國，在齊的邊境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問他，為什么這樣遲緩呢？他說：“予三宿而出晝，于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有人說，“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樣子。”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我何為不豫哉？”他以歷史循環理論的觀點認為將要有“王者”興起，來統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齊宣王，企望在齊國有所作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離開齊國。

　　再游宋國

　　齊楚曾經有合縱之約。秦使張儀以土地之利誘騙楚懷王與齊絕交。楚齊已經斷交，楚也發覺見欺。公元前312年，楚大發兵與秦戰，兩次大敗于秦。當秦楚正要交戰的時刻，孟子從齊國到宋國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記，宋牼聽到秦楚要打仗，準備去說秦、楚罷兵。孟子問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說秦、楚？宋牼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對言“利”，主張講“仁義”。他說：“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說：“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再游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為王。《滕文公下》記，孟子的弟子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說，湯、武行王政，他們的征伐，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誅殺殘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擁護，“而無敵于天下”。“茍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去宋赴魯

　　不久，孟子便離開宋國到了魯國。這時候正是魯平公（約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將要使孟子的弟子樂正子為政。魯平公將要去拜訪孟子，因為他所寵愛的小臣臧倉說了孟子的壞話，而又改變了主意。樂正子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這時已經六十幾歲，便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出游了。

　　與儒家爭鳴者以墨家和楊朱學派的勢力最大。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又說：“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孟子痛斥楊、墨學派，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衛）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他說，他這樣嚴厲地駁斥楊、墨的異端邪說，是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個圣人的事業，他要正人心，就必須辟楊、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訴他，別人都說他好辯論，他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象孔子，過著長期的私人講學的生活，中年以后懷著政治抱負，帶著學生周游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 ，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孟子的弟子雖沒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學說不符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國家的需要。于是就回到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共七篇。在他之后，出現了學者鄒子等人。

　　思想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數世，《漢書·藝文志》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后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篇。全書雖非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歷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國也》中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并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于天下。在價值觀方面，他強調舍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為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

　　民本思想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并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仁政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內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采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恒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于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仁，據孟子解釋，就是“人心”。怎樣才算是仁呢？根據《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為：第一、親民。孟子主張統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公孫丑》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孟子公開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的口號，提倡在一定的范圍調和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統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為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于天下”。第五、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污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力圖把現實的社會發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征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發展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這種經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后世確立限制土地兼并，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著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張“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章句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丑、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著《孟子》七篇，留給后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于漫漫的歷史文化中。

　　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丑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章句上）父子之間由于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于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系，不傷害感情。

　　道德倫理

　　孟子把道德規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說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爭。

　　仁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疇。《說文》解釋仁字：“仁親也。從人二。”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含義也不斷有所衍變。孔子論仁，則給予了更多的充實和發揮。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學說的理論上還不夠完整而嚴謹。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對于孔子仁的思想的發展，特別表現在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提出由此而生仁義禮智四德，其中心點是為仁。還進一步論述仁義禮智四者的關系，第二，在關于仁的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學說。孟子以仁作為施政的出發點，要求統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還具體地提出了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具體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這里，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于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標準為規范。推崇堯舜之道。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為規范，比較講究實際，不泥古。荀子雖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這一點上，比孔孟進步。荀子所謂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謂“先王”，也異于孟子所謂的“先王”，學術界一般把荀子的歷史思想概括為“法后王”，使之與孟子的“法先王”相對立。其實，荀子在對待歷史的態度上，不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觀念的形成以歷史人物為摹本，凝聚了歷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現實層次上而是在理想層次上進行的，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點的關鍵所在。荀子所謂“后王”，是對當時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時代發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為禮法、王霸、義利……等品質的表征，荀子的“后王”與“先王”一樣，也是在理想層次上而非現實層次上來表述的。與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價值和意義，荀子汲取先秦諸子的合理成分，適應了社會形勢的發展，提出了義利并重，王霸兼施，禮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張，較之孔孟儒家，商韓法家，更有利于維護國家的統一，而“后王”作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義利、王霸，禮法等思想的綜合體現，“法后王”象征著歷史的進步，荀子正是通過“法后王”來闡明自己進步的歷史觀。

　　哲學思想

　　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范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范疇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復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于認識論的見解，包含著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歷困難，經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煉，然后才能得之。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

　　孟子明確地看到，一切事物發展和變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進程。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作為比喻：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認識論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環在于掌握客觀規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據水勢就下、可導而不可遏的規律，來說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都須如此。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進行教育時，必須采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發展。認為教育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使學生有一個明確的奮斗目標。孟子所倡導的學習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結晶，對我們今天的學習和教育仍然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孟子的天道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于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對立面，否認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還非常重視修養。在心性修養方面，孟子從“性善論”這一根本思想出發，認為實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動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發“仁心”。這種“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貴在一個“養”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誠之道”為依據，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等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觀唯心主義成分的思想體系。

　　性善論

　　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相對（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中心環節。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孟子的性善論只說性善，南宋朱熹補充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陽明繼承并發展出“良知學說”，當代學者傅佩榮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義。

　　飲食見解

　　孟子在飲食上提出了較多的見解，多被后人視為經典。他從仁愛的角度出發，說道：“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后人將“君子遠庖廚”解為不近廚房，并作為孟子賤視烹飪的理論依據，這是不可取的。

　　所謂“君子遠庖廚”，不過說的是一種不忍殺生的心理狀態罷了。也就是齊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為他親眼看到了牛即將被殺的樣子而沒有親眼看到羊即將被殺的樣子。“眼不見為凈”，所以君子遠離宰雞殺鴨的廚房。《禮記·玉藻》：選段譯文

　　當時親眼見到了牛而沒有見到羊。君子對于飛禽走獸，見到它們活著，便不忍心見到它們死去；聽到它們哀叫，便不忍心吃它們的肉。所以，君子總是遠離廚房。”

　　《孟子》記載，診斷飲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這與儒家自孔子開始對飲食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魚我所欲也》文中古今異義】相關文章：

魚我所欲也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