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余秋雨的個人文章內涵

　　秋雨先生是我敬佩的學者作家。我不是敬佩他的為人，因為他的為人我不了解。我敬佩他是因為他的學識的深度與廣度，是我，至少在目前，不能達到的。我相信很多很多做著與余秋雨同樣工作的人，僅僅在學問上就達不到他的高度。雖然《石破天驚逗秋雨》早已指摘秋雨之瑕疵。而且確實也有著春秋與戰國偶然混淆之類的口誤筆誤，或者就是知識的錯誤。然后誰不是被指摘著呢？

　　范跑跑是個我不能透徹了解其思想的人。不崇高，也不無恥。我不是很了解他說那番話的時候，心里在想什么。跑跑似乎真的在宣揚什么理論。

　　可是秋雨犯了個小學生都可以輕易避免的錯誤。在《含淚勸告請愿災民》一文中，秋雨站在云端，名為勸告實為指責。而跑跑老兄更是連文盲都難以啟齒的話，他說出口了。

　　我想追究一下這種現象背后的因素。

　　首先來分析一下秋雨問題。《含淚》一文，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把家長們捧著遇難孩子請愿的行動與反華媒體無理聯系起來了。本來二者就可以有某種聯系。立場各異的媒體本來就可能對此作相對客觀或者有意歪曲的報道。之所以說是“無理聯系”，是因為，無論這些媒體報道正確與否，責任在于媒體。我們需要討論的是請愿一事本身是否合理，而不能以媒體將作何種報道為評判依據。秋雨之文也指出了反華媒體是“誣陷”，既然如此，難道我們的民眾就如此不能分辨是非嗎？我們的政府與媒體該澄清才是。請愿本身是否正確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秋雨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邏輯錯誤，相信秋雨是由于愛國心切導致的疏忽。不過秋雨的作文技術十分高超，字里行間，不經意處，卻仿佛請愿家長成了反華勢力的幫兇。說是“含淚勸告”，卻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意味。實際上，地震是天災這個道理，除了那么幾個冷血的“天譴論”者之外，誰都明白。那么，請愿本身是不是合理呢？是否就是橫生枝節呢？這次地震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十分清楚的。秋雨文章也能直面這個問題。關鍵是，請愿的方式與時機。在這一點上，實際上我是贊同秋雨觀點的。請愿家長的心情能理解，然而當前的更緊迫任務是災后的重建，原文也說得很清楚，此不重復。我極端反對的，是秋雨的態度！

　　怎么能把請愿的家長和反華勢力直接聯系起來？在若有似無的口氣中，加上一些人不暇細想，這些悲痛欲絕的家長很可能被推上不道德，不愛國，擾亂社會穩定的位置！即使家長的行動有些過激，我們也要盡可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做好工作，而不是在言辭上，在道義上，將他們置于社會的對立面。以秋雨之文看來，請愿就是不團結，請愿要求追究那些偷工減料的主要責任者，就是與當前任務矛盾，甚至是擾亂！這是什么邏輯？我相信那些孩子已往天國的家長們，并沒有想到這么多，他們只是單純的痛苦！既而對那些社會的駐蟲們憤怒！因為也許，也許，如果當初房子更結實一些，他們的孩子生存的希望就多了一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請愿，我們可以“含淚勸說”，可以讓他們等災難過去，災區生活更穩定時再追究，但怎么可以置他們于道德的逆境之中呢？

　　文人筆如刀，殺人于無形。我心目中的大師，不僅是學術上的大師，更是道德上的大師。含淚勸告，成了思想上的強者對弱者的自由箝制，無形中成了一種打壓。實在是變了味。

　　范美忠先生呢？我不知道他到底能跑多快，是不是可以參加奧運短跑。我相信范跑跑確實像他自己說的一樣，不是一個“崇高的人”。我也不能站在道義的立場上去指責他。坦率地說，我不清楚自己在那種情況下，在那一瞬間，會是什么樣的反應。我也相信比范跑跑腳力更好的還有其人。可是，跑跑為什么要在跑了之后還要大肆宣揚呢？

　　我可以選擇“崇高”，也可以選擇平庸，這不應該受到譴責。他真的是在宣揚一種類似這樣的主義嗎？他在說個人的自由選擇比權力壓制下的選擇更重要嗎？他是在提醒對個人權利自由的尊重，才讓社會更為文明更為進步嗎？他是在強調一種法制的觀念嗎？他在承擔一種覺世者的責任嗎？我以為這只是一種說詞。更可能的是，跑跑跑了，然后又想把自己的不夠光彩的行為與平常宣揚的東西保持一致，于是在這種似清實濁的混沌中，造出了一種自由理論來欺人，且自欺。

　　個人的自由選擇當然是重要的。個人的權利也是必須尊重的。個人的思想，更是自由的。而法律，毫無疑問是判斷當前是非的看得見的準繩。可是小跑跑忘記了理論的目的。自由理論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哲學的思辨，它最終要回到現實。如果說遙遠的云端的理論，比當前孩子的生命更重要，我不信這樣冷血的理論家。當然你可以說，自由的理念重要，它的影響深遠，一個民族思想的力量，甚至足以影響到國家民族的未來。這種論據確實有力，很難讓人辯駁。可是，蘇格拉底如果見到一個落水兒童不去救他，而在思索關于古希臘命運的問題，你們覺得柏拉圖是批評還是贊同他的老師呢？我看恐怕“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名言要出自柏拉圖之口了。順便說一句，蘇格拉底死前的演說，還提到他的孩子們。冷血的思想家，漠視生命的思想家，就是虛偽的思想家。我再追問一句，難道跑跑跑出來的那一瞬間，心里想的居然是要以實際行動向孩子們表明自由，權利，法律，選擇，諸如之類的詞語或者概念嗎？！如果是，那么跑跑真是一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人了。如果不是，那么事后的辯駁，即使在邏輯上，事理上，把所有的責難者都駁倒了，又能說明什么？？

　　新儒學大師梁漱溟，曾經站在傳統理念的一邊詰難“五四”運動是否符合法理。我以為他可以挖掘傳統的合理的一面，卻不可以指責“五四”運動。因為理論畢竟是有它的目的性的。或者像康德說的那樣，具有“合目的性”。離開了國家的安危，先去談理念上的合法，是沒有看到時代的大目的。跑跑的高度自然不能與先哲相提并論。不過跑跑也忘記了理念的根本，與先哲不同的是，跑跑不是理論思辨的誤區或者疏忽，而是出于對個人行為的有意辯解。跑跑的行為及言論得到的后果是否合理，有待討論。不過他本身的行為確實是不光彩的。我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的“行為”，也包括他的主要辯解的言論。

　　余秋雨吹起民族大義的號角，“含淚勸說”痛失親子的家長們，實則無異在理論高度上對這些家長進行了無情地譴責；范美忠則扯起自由權利的大旗，不僅要掩蓋他欲蓋彌彰的不光彩行為，還希望為自己罩上一道光環。他們誰離正確更遠，實難確論。但是他們的共同點，是漠視了生命的悲劇。那些小小的生命，如果只是因為天災而消逝，那么我們只能哀其不幸；如果里面摻雜了人為的因素，人們又怎能不拍案而起？我相信，請愿的家長們的初衷也只是要求追究那些敗類的責任，決不是要擾亂社會的穩定。

　　最后要說明的是，我們的國家與政府在危難時刻表現出來的勇氣與智慧，全國人民都有目共睹。不管秋雨與范跑跑說些什么，對這一事實都無所損益了。同樣，那些孩子們已往天國，我們再爭論什么，對他們的幸福也無所損益了。再一次哀悼在這次大災難中喪生的人們。并祝福遭受巨大哀痛的在生者，愿我們早日走出這場悲劇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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