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余秋雨散文文體意識

時間：2024-11-03 05:15:37 余秋雨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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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余秋雨散文文體意識

　　余秋雨是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散文學家之一，他開創了文化散文的先河，以一介文人的文化使命感，通過筆端優美的文字，追索、思考人類歷史文化，反思社會發展對人文精神的沖擊，感慨歷史文化在發展中的失落，感悟生命情感的滄桑，呼喚文明的理性回歸。

論余秋雨散文文體意識

　　論余秋雨散文文體意識

　　摘要:建國以來相當長的時期,由于社會諸多因素的影響制約,當代散文創作呈現出相對平庸的狀態。余秋雨的散文創作在自覺的追求中,以其高遠而切近現實的主體精神及獨特的藝術表現為散文創作奉獻了一種新的文體范式,顯示出極具個性特征的文體意識,表現出對當代散文實踐的超越。

　　關鍵詞:余秋雨散文;文體意識;主體精神

　　當代新時期散文創作五彩紛呈,表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但不少流派、不少風格獨具的作家作品,往往在令人感動欣喜一時之后,則表現出后勁不足,很快便消歇無聞,然而余秋雨的創作卻是個特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他的散文作品廣受歡迎,反響巨大。余秋雨散文這種持續地、廣泛地獲得不同文化層次讀者接受的狀況我們可稱之為“余秋雨現象”。考察余秋雨散文旺盛而持久的藝術魅力根源可以發現,對于當代散文而來說,余秋雨散文的意義不僅止于為當代文學寶庫奉獻了豐富、精美的篇章,實際上還應引發人們對于散文創作規律、散文文體意識等理論層面問題的思考。

　　一

　　長久以來,人們對散文文體的理解一般多側重于對形式層面元素的關注,因而對散文文體的闡釋往往更為注重突出其共性化特征。這種思維顯然對散文創作產生強烈的影響,當年楊朔散文對篇章結構的刻意雕鑿便是一個典型。然而,如果對于散文文體的界定僅局限于形式層面的思考,必將對當代散文理論的建構與散文的發展有所局限。

　　追尋自《文化苦旅》以來的散文創作足跡,應當可以明確余秋雨散文實際代表著當代文學一種新的散文文體意識的萌生。在散文創作實踐中,余秋雨格外強調創作主體對客體的價值叩問。2004年余秋雨曾在央視《百家講壇》作了一個關于散文創作的專題講座,其間曾談到:“我當時寫《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時候,我比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腳去踩一踩廢墟,在廢墟當中感受中華文化還能給我什么感覺……”。所謂“感覺”,即指作者對這些人文山水的個性化感悟與價值性發現,而這種對歷史文化的個性化感悟與價值性發現恰是余秋雨散文創作的起點和歸宿。探入人類文明歷史,透過兩難困惑的辯證思索步步逼近真理是其散文的重要特征。“我寫那些文章,不能說完全沒有考慮過文體,但主要是為了傾吐一種文化感受。”[1]這里所謂“文體”指向大眾的普泛理解,專指傳統意義上的散文形式規范,即散文在表達方式、篇章結構、語體風范等形式元素的綜合統一。然而這并不是余秋雨關于散文文體的思維,顯而易見,這段表述明確地告知人們他寫作散文是重在“傾吐一種文化感受”。由此可見,余秋雨的散文文體意識體現這種精神:散文創作是一個心靈追問的歷程,散文的價值核心在于其精神內涵,散文的本質應定位于創作主體的“心靈體驗”;創作主體“心靈體驗”的內涵為“真誠”與“價值叩問”的統一,它積淀著作家個性化的生命意識,是作家對歷史人生、社會文明切身體察、探尋追思而超越了世俗平庸的價值性認識與感悟。

　　事實上,俄國著名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別林斯基在論及文學文體問題時就曾指出:“文體――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體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體里表現著整個的人;文體和個性、性格一樣,永遠是獨創的。”[2]別林斯基的文體意識明確指向作品的內在精神,突出強調創作主體的個性化體驗。說明文體實質上是富于作家藝術個性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它首先指向創作主體的思維方式及價值觀念。遺憾的是建國以來相當長的時期,人們對文體的闡釋往往囿于單純的技巧或形式,散文領域亦無例外。由此直接導致散文創作或者是對形式技藝的過度加工,或者是作品內在精神顯得淺薄或矯飾。余秋雨散文對精神內涵、創作主體心靈體驗的強調為當代散文文體作出了富有啟示性的闡釋,并提供了可貴的范式。

　　這種散文文體意識帶來了余秋雨散文文本濃厚的主觀感悟色彩。他的散文雖然多以游記形式出現,如《文化苦旅》、《行者無疆》等,但與一般游記篇章大有不同。其筆墨所涉雖然表層也在訪山問水,卻不似一般游記重在“瀟灑一游”。亦即說余秋雨的目光并非止落于對一個個無聲景點的形象摹寫,整體敘寫經營也不是首先重在技藝精巧的追求。他散文筆下的客觀風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家對社會歷史文化省思的介質,創作主體的情感體驗才是創作思維營構的主導。如記寫我國著名藏書樓天一閣的《風雨天一閣》實際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命題:“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3] 它重在表達作者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體悟,因而敘寫“天一閣”的歷史變遷實際上成為考察不同歷史時期知識分子精神人格的表層依托,全文精髓在于作者對以“天一閣”主人范欽為代表的一類傳統優秀知識分子“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4] 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人格光輝的揭示與歌頌。

　　應當說,余秋雨的散文創作動因是生命意義追問中的困惑,困惑中的思索:“我把我永遠想不明白的問題交給我的散文”,寫作散文是有“另外一種追求”,同在上述講座中談及散文創作體驗時余秋雨如是說。在現實生活中,余秋雨是個求真的學者,豐富的生活經歷帶給他的不僅止于一般生物性的經驗積累,更是以詩性情懷感悟人生的價值體驗。對他而言,散文既是心靈困惑的訴說,同時也是一種解決困惑、追尋生命意義的方式,散文文本實際上是作者自我價值觀念、生命意識的外化。因而他的散文創作完全是“筆”隨“心”走,至于對形式層面問題的考慮,正如他說自己在許多時候寫作文化游記時不考慮諸如譴辭造句等因素那樣,倒是位在其次的。因此,在余秋雨散文世界中,“散文”不可單純從表現形式上作界定,創作主體對所觀照客體的“以身體之,以心驗之”,由此而進入價值叩問與發現的境界,抒寫出超越一般生活經驗的詩性情感才是散文的真諦;散文是一種有著深刻反思、舞動著詩性靈魂的文體,創作主體以超越經驗與平庸的詩性情懷表達出對社會人生的關懷才是散文核心價值和意義所在。

　　二

　　余秋雨對散文是創作主體“心靈體驗”的認定,與現代散文大家郁達夫所提倡的散文創作第一要寫“散文的心”的觀念是有共通之處的。我們可以把這“心”理解為蘊含于文的、富有意義的主體精神,這是決定作品審美價值的重要元素。

　　回顧建國后散文創作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十七年散文雖然有著明顯的關注社會、思考現實的傾向,但思想情感大多淹沒于純粹的社會生活之中,缺乏必要的、獨立的創作主體人格精神。如五、六十年代“寫中心”、“趕任務”、“歌頌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這樣的散文占據著主導地位,其中不少作品呈現出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神圣化”或背離歷史現實的“偽崇高”色彩。此時散文創作雖然努力切近社會主流生活,然而大多卻因思想的淺薄、情感的浮泛而顯示出一份貧弱與蒼白。此外,即使在當時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由于主體意識淡化,思想個性在有意或無意之中被遮掩,藝術創作中極為可貴而重要的主體精神在相當程度上被消解。有時乍看起來表現的是個性,但實際上共性色彩濃厚;看似抒發自我懷情,但矯飾成份居多,創作主體富于個性化的情感理想、藝術思維受到極大抑制。十七年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少散文創作由于深受建國后散文模式的影響,仍在自覺不自覺地延續著以往的散文傳統。進入新文學時期,雖然也有了一些年輕作家的散文創新,但就總體而言,散文創作仍未形成一種自覺的主體意識。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人們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撞擊與交融之中思索著,在多元融合對立的現實中開始冷靜定位自己的坐標。在這種背景之下,散文也開始了以新的姿態走向當代人的心理。開始由相對淺顯單一的抒情、言志進入深層的思考,由感性的熱情轉向理性的期冀,由難以企及的“神圣”、“崇高”而切入到關聯千古常人生活的文化反思。由此一種優美崇高而切近生活現實的精神品格開始滲入散文實踐,散文領域日漸形成藝術創作新格局。在這個新格局當中,余秋雨散文是一個標志,它標志著一種強健的主體精神在散文創作中的確立。余秋雨由《文化苦旅》所開啟的系列散文筆涉中外,它們在聚焦人類文明發展歷史、探尋社會文化真善美的歷程中,通過文化品位的滲透而確立了獨具個性魅力的精神品格。也就是說,郁達夫所說的“散文的心”,在余秋雨散文中得到了真切的落實,也正是這個散文的“心”把他的散文推進了深遠的藝術境界。

　　突出創作主體的心靈體驗,從而強調作品的精神內涵是余秋雨散文創作的顯著特征。而透過藝術創作探視創作者的心靈世界,余秋雨散文呈現給人們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文化良知與叩問意義、價值世界的理性自覺。應當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良知與使命自覺是余秋雨強調內在精神價值的散文觀形成的根源。

　　不可否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文化良知與使命自覺可以使創作主體在社會思考中漸進形成優美深沉的詩性情懷。這種情懷是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生成于現實而又能掙脫現世物欲的羈絆,在對日常生活經驗的超越中探尋生命、生活的意義,能動地構筑人類精神家園。余秋雨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始終立足于現實,滿懷強烈的現實憂患意識,以現代的價值評判而執著于對歷史文化、人類文明的洞察,通過意義的追尋、價值的叩問而逼近人類歷史文化的精神本質。所以確切地說,他的散文創作是其作為創作主體以詩性情懷對客觀世界審美觀照的結果,因而不難理解其作品為蘊含著豐厚深沉、令人感慨的精神人格。對此《文化苦旅》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作者寫作《文化苦旅》的初衷,就是想從古老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長河之中捕捉到即便是在現代社會仍然閃爍著價值光輝的歷史亮點。他用“生命”開始其意義深遠的“文化苦旅”,用“生命”捕捉“歷史亮點”的過程便是一種超越經驗而走向意義與價值追尋叩問的歷程。

　　同時,在余秋雨身上不難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薰陶下的優秀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使命自覺。這種自覺促使他必須借助一定的方式來喚醒、強化大眾的生命意識、憂患意識以及民族意識,于是散文成為了他以詩性情懷觀照歷史人生所獲的感悟的有效表達方式。在意義與價值追尋叩問的歷程中,創作個體人生際遇與經歷轉化成為了一種意義深刻的價值性體驗。在余秋雨看來,散文是這種價值性體驗極為適宜的載體,他期望通過散文這樣一種創作主體個性意識可以得到充分而自由發揮的文體將它們傳達出去,以使人類文化精髓得以傳承,精神人格光輝得以發揚光大。因此在其關注人類文明、文化底蘊深厚的系列散文創作中可看到作者往往以一現代“介入型”知識分子的身份而走入淵遠流長的文化歷史長河。

　　文化良知與使命自覺引領余秋雨散文筆觸探入人文精神深層。“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熏染造成的,要擺脫也擺脫不了。”[5]這里所談雖然是關于《文化苦旅》的創作,實際面對歐洲文明余秋雨也表現出類似的意趣,比如《行者無疆》便是如此。在《文化苦旅》中,他借助“游記”以現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價值觀來探觸古老中國滄桑歷史文化的靈魂。如在《道士塔》、《陽關雪》里,作者追根溯源,通過對過往歷史的透視展現泱泱黃河文明的盛衰歷史,字里行間滲透興嘆與無奈、豁達與悲涼,表現出了一個富有良知的現代知識分子與歷史對話的深沉慨嘆。在余秋雨筆下,歷歷山水古跡實際上是座座歷史和文化活著的雕像,其間蘊藏著豐富的文化信息。作者的深層探尋與深邃的思辨凝聚成了獨特的思想精神,使其散文創作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

　　對知識分子人格精神問題的關注同樣是這種文化良知與使命自覺的一個重要表現。從余秋雨以《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為代表的早期散文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關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是知識分子的人格構成和傳統文人的心路歷程。因為在他看來,知識分子是傳統文化的承傳者和集中體現者,借助對不同歷史時期知識分子的人格考察可以讀解民族文化內在的精神實質。所以,在余秋雨散文中你常常會感受到一個懷著強烈社會責任感與知識分子良知而介入現實、評點人事的藝術形象存在,從中可品讀出強烈的儒家文化的“入世” 精神,由此可見余秋雨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情感特質。余秋雨是以現代人的眼光和情懷來觀察生活、思考歷史和把握時代,并于其中傾注進了濃重的個性和“自我”色彩。他寫蘇東坡磨難中的剛強豁達,贊佩其有著“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 ,把他譽為“時代的峰顛和精英”[6];寫柳宗元的“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筑起一個可人小天地”[7],頌其在貶官之地造福于民,創出斐然政績等等,從中我們應當可以清楚地看到余秋雨對中華民族文化人格的體認,并且也可感受到在他通過散文創作呼喚一種“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的過程之中,這種精神人格已內化成其自我生命意識。這種生命意識生成于對歷史文化、社會人生的眷注與思考,卻又帶著濃烈的個體價值評判色彩。

　　我們說,散文的主體精神要想達到“真”而“美”的境界,必須以創作心靈的自由、真誠為前提。“散文創作是知識分子精神和情感最為自由與樸素的存在方式”[8]其中所揭示的應是散文創作的內在規律。然而在漫長的年代中散文創作往往陷于刻意雕琢的境地,人們很難從中真正體味到作者的真實人格和復雜的人本心理世界。余秋雨散文則以其形神之不拘一格地自如揮灑而展示給人們一個解放舒展的心靈。它拒絕雕琢虛假與矯揉造作,敞開心靈,使得一種令人驚喜的真誠而大氣的審美風范得以張揚。

　　三

　　在其散文觀念的主導下,余秋雨的散文實踐實現了雙重突破:一是突破了長久以來或是抒寫服務于政治的“偽大我”之情,或是吟嘆個體化、私秘化的小情感,或是籍閑遐小品游走于世事之外的模式,以真誠、強健的主體精神人格營構出底蘊深厚的“大散文”;再則從藝術表現上看,應承“大散文”精神內涵的表現需求,余秋雨散文突破了長久以來被規范化、樣板化了的表現形式,以大氣磅礴、放蕩不羈的手法創造了憾人心魄的藝術境界。

　　從余秋雨散文創作精神內蘊方面看,作者深沉的文化追思凝結出凝重豐厚的詩性情感,把散文創作推向了意蘊綿長的大散文境界。余秋雨散文內在精神突出地表現為鮮明的文化反思性。從《文化苦旅》開始,從中華傳統文化到歐洲歷史文明的追尋足跡,人們可以看到余秋雨遭遇著一個又一個關于歷史文化的困惑,于是有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價值追問。面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他所有的困惑與追問最根本處可歸結到一個古老的話題:蒙昧――野蠻――文明。在《文明的碎片・題序》中余秋雨寫道:“寫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題材和主旨,那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結線是什么?我究竟是憑著什么樣的精神標準把這么多陳舊的故事快速召來又依次推出的呢?” 其中“至少有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么是蒙昧和野蠻,什么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9] 由此可以,作者始終在努力探尋、追問千百年來古今中外關于蒙昧、野蠻與文明之間相互搏擊的歷史,使得其創作指向鮮明的文化反思。

　　正是這種對社會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的意義深刻的省思以及從中自然傳達出來的生命意識與精神人格,使得余秋雨散文得以超越平庸而進入高邁境界。作者以其生命智慧觀照社會人生、歷史文明進程,在充滿創作主體個性特征的深沉體驗之中鋪就一條深遠的歷史文化隧道,于歷史文化隧道之中穿行的歷程生發出作品靈動的詩性,張揚的藝術個性令其散文篇章攜著宏大氣魄走向高遠境界,從而收獲氣韻生動、氣度非凡的“大散文”魅力。如在《十萬進士》中,作者懷著對中華文化艱澀的兩難思索,洋洋灑灑的筆墨從科舉制度游走到社會秩序,從追求個體生命的飛黃騰達到普遍的社會人格災難,飛揚的神思將讀者引入靈動深致的藝術境界,人們在掩卷沉思之間獲得如許思索的愉悅與啟迪。

　　為使作品精神得到適切的傳達,藝術表現形式上的推陳出新也就成為余秋雨散文創作的必須。對于自己的寫作,他原本就明確意識到與傳統的悖離:“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劃定體裁的奇怪篇什。”[10]而在《文明的碎片》的題敘中,他甚至說最好不要把他放入散文這個“界”中,不要把他的文章叫做散文。但從體裁角度而言,人們還是將其此類創作歸為散文,這已是個公論。但由此可知,在創作之始余秋雨就明確地突破了建國以來關于散文定義的傳統,奉獻出一種新的表達范式。

　　建國后幾十年對散文的傳統認識之一即散文是“文學中的輕騎兵”,相應的對散文體裁有著“篇幅短小”的規范,這直接導致不少散文作家或熱衷于描摹微景細象以明志,或沉湎于吟唱個人心底悲歡以抒懷,讓人看到的是散文視域相對狹窄與風格的小家子氣。應承著博大情懷、超邁精神、宏闊視野的選擇,余秋雨散文往往篇幅浩大,洋洋萬言之文不在少數。外在形式之氣勢與內在情理之氣魄相契合的結果便是明顯地突破了散文以往那種“小體會”、“小擺設”的格局,給人以大氣磅礴之感。當作家探入歷史文化長河,依憑著洋洋篇章而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地自由漫溯時,人們驚嘆于他的大命題、大表現,強烈的陽剛之氣動人心懷。

　　對于散文的創作,當年魯迅曾經說過:“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然而后來人們對散文提出了“形散神不散”的理論,當這理論發展到極致便是長久定位于“景―情―理” 的結構模式,這就使得散文表現形式在相當程度上作繭自縛,呈現出呆板的局面。余秋雨散文創作則明顯表現出不再囿于傳統教條,而是“筆”隨“心”走,道法自然。整個篇章行文可以在一種放射性思維與情感的推動下自由揮灑,感慨往往極為豐富,思索往往也是多重的。如他的《道士塔》,既有對愚昧道士的批判,也有對古代燦爛文化被毀的悲哀,還有對民族屈辱歷史的感嘆,同時抒發出對腐敗國家機制的痛憾。在《莫高窟》中,面對輝煌燦爛的古代文化藝術,他神思飛揚。他既可以抒寫自己深致的禮贊與自豪,也可以由藝術表征的特質揭示藝術美的本質在于人本的復歸與生命的靈動,并由此而感嘆一個時代的強悍。他也可以突破“起承轉合”的結構教條,通過獨特視點的選擇以局部表現整體,借助一人一地為焦點自然地輻射開去,搖曳多姿而又條理井然地展現歷史的概貌。如《一個王朝的背影》,鏡頭對準的是一個帝王避暑山莊,然而展現了清王朝的崛起、鼎盛和沒落。這種結構方式為他的散文的超長篇幅、大容量的思想內容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載體。總觀其散文創作,看似并非傳統所謂的章法謹嚴,卻是恢宏暢達,自在瀟灑。

　　余秋雨散文以其鮮明獨特的文體意識拉開了當代散文新時期的帷幕。他的散文實踐以廣闊的視野、宏大的胸懷、深邃的思想及奔放不羈的表現形式,為當代中國散文提供了一種風格獨具的范式,其雄厚的實績表現出對當代散文創作長期處于平庸狀態的超越。讀他的散文,總能讓人耳目一新,在一種生命意識、歷史憂患意識與民族意識被強烈喚起的同時,獲得巨大的藝術享受。

　　參考文獻:

　　[1][8]余秋雨.《文明的碎片・題敘》.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成都:時代出版社,1953年,第234頁。

　　[3][4][5][6][9]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3、130、27、3頁。

　　[7]蔣登科.《融合理性精神的開放與整一》.《南方文壇》,1999年第69期.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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