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左手的繆思》讀后感

　　臺灣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處女作即《左手的繆思》，初版于1963年，而我手邊正攤開的，卻是1980年4月臺灣時報出版公司新版重印本。此書在大陸難以尋找，即使各大圖書館，亦不大好找。我1993年暑假去深圳，訪該市圖書館，專門找到港臺原版的書架，可憐兮兮的就那么幾本書，很讓人痛惜——一座城市，若沒有讓人羨慕的 深厚的文化積淀，僅是樓房蓋得高且漂亮，亦很難讓人感動。沙葉新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曾過境香港，跑了好幾家舊書攤，才淘得此書;而我握有的版本，似乎早已有珍本資格矣!港臺名家的所有重要原版書，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出版者，在大陸，大概均可作如是觀。

　　余光中認為，他的正業是寫詩：“這只右手不斷燃香，向詩的繆思。可是僅飲汨羅江水是不能果腹的。漸漸地，右手休息一下，讓左手寫點散文。”這一寫就是八年，而此書僅是“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的一小部分。

　　與“美麗的癢”(吻)一樣，“左手的繆思”(大陸譯作“繆斯”)，的確是余光中獨創的詞語。這個書名的來歷，早已成為臺灣文學史中的一個典故：“當時用《左手的繆思》為書名，朋友們都覺得相當新鮮，也有讀者表示不解。其實我用‘左手’這意象，只是表示副產，并寓自謙之意。成語有‘旁門左道’之說，臺語有‘正手’(右)‘倒手’(左)之分，在英文里，‘左手的’(left-handed)更有‘別扭’與‘笨拙’之意。”——僅了解其書名之來歷，似乎已窺見作者的功力和驚人之筆。

　　實則，若論余氏之“妙手”，誠如香港作家黃維梁所云，余光中應該有四只手：右手寫詩，左手攻散文，第三第四只手專事批評和翻譯。《左手的繆思》結集出版時，余氏早已碩果累累：出版了四本詩集，三本譯詩集，一本翻譯小說，一本翻譯傳記。

　　值得文學史專家注意的是，余氏左手的繆斯，一上手走的是知性的路子：論艾略特，評畢卡索，介紹梵谷、安格爾，贊揚胡適。筆鋒一開，便光芒照人。繼之而起的感性且抒情式的《石城之行》《記弗洛斯特》《塔阿爾湖》《書齋·書災》等，都是讓人拍案叫絕的美文。

　　原來，九位繆斯之中，未聞有司散文之女神，而《左手的繆思》的出現，那真是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寂寞、凄涼的中國文壇，閃現出的一道曙光。

　　如論余光中與五四白話散文之源流關系，臺灣詩人楊牧曾說過這樣的話：“徐志摩以詩人之筆為散文，灑脫浪漫，草木人事莫不有情，激越飄逸，影響見于蘇雪林，何其芳，張秀亞，胡品清，陳之藩，蕭白，余光中。”(《文學的源流·中國近代散文》)此話說得很中肯。不過這也僅僅從一個側面概括了余光中。我以為，若真正把握其實質，余光中之散文，有著錢鍾書散文的某些素質。本來，在《左手的繆思》中，他更多的獻給讀者的，是淵博的詩、畫、音樂的典故與知識，是獨具余氏散文語言的彈性和變化別致的句式及結構。讀錢鍾書的散文，我們常常驚嘆其用典的艱澀而密不透風;而讀余光中的散文，我們仿佛看到了其依然追求意象、用典之典雅，但密而有間，又平易近人。他的散文仿佛達到了情趣、智慧和學問的有機融合。

　　余光中的散文觀在其書中已略見端倪，似乎亦不該掉以輕心。

　　當時作者最討厭的是：“流行在文壇上的散文，不是擠眉弄眼，向繆思調情，便是嚼舌磨牙，一味貧嘴，不到1CC的思想竟兌上10加侖的文字。”那么，余氏到底要提倡什么樣的散文呢?

　　我所期待的散文，應該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簫的甜味，釜形大銅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而明滅閃爍于字里行間的，應該有一種奇幻的光，當他的思想與文字相遇，每如撒鹽于燭，會噴出七色的火花。

　　縱觀當代兩岸散文之發展，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能達此境界者，鮮矣;而余光中的散文處女作，正是通往這一境界的拓荒者。

　　這便使人想起今日大陸某些青年散文家們，一上手便是純感性的路子，變成一種新的風花雪月，而忽略了知性和結構，總是走不出朱自清的“蹤跡”、徐志摩的“康橋”，然而，發表了幾十篇后，翻來覆去便難以為繼了。大陸許多散文家的散文，總是單純的抒情，沒有深厚的文化價值和自覺的哲學追求，很難找到林清玄和董橋這樣的雄厚實力，而余光中一上手便站在一個嶄新的制高點上。如果缺乏深厚的國文功底，缺乏精通一國或數國外語的借鑒，缺乏知性作脊梁的感性，盡管開筆可能驚人，但到了某一層次，沒有知性的推力，更是難得上攀一分之微。

　　余光中的散文觀，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對于五四新文學運動一開始所倡導的“美文”，當時的余光中反倒比大陸之后的《美文》派們更為清醒：

　　現代主義在美與真之間，寧取后者。現代的大作家，無論是艾略特或奧登，漢明威或福克納，皆寧可把令人不悅的真實呈現在讀者面前，而不愿捏造一些粉飾的美，做作的雅，偽裝的天真。

　　在余光中第二本散文集《掌上雨》中，作者依然堅持：“現代作家們有勇氣面對殘缺與丑惡，他們相信真實的丑比虛偽的美要耐看的多。”

　　我總覺得，余光中的價值，大概不僅僅得從文學范疇去尋找其意義，還應更放開眼界。如果說，殷海光先生在臺灣哲學與思想界的意義在于：自命為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許多后期人物一樣，沒有機會享受到五四時代人物的聲華，但卻有份遭受寂寞、凄涼和橫逆的經歷;而余光中則是創造性地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精神，并在寂寞、凄涼和橫逆中把文學的本體全面推向新的高度的拓荒人。

　　散文，自然是他自覺表現的一部分。

　　夏志清先生認為，余氏的散文比其詩好。我也認為余氏的詩，不如洛夫，而他的散文，在臺灣已享有第一支筆的美譽。

　　當初《左手的繆思》，乃歪打正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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