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悼亡詩的情感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洛陽（今屬河南）人。唐朝大臣、文學家。北魏宗室鮮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孫（一說十五世孫）。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元稹悼亡詩的情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元稹在妻子韋氏故去之后，寫下大量悼念亡妻的詩篇，這諸多悼念亡妻之作，可謂句句含淚，曲曲傳情，其間飽含著詩人內心深處真摯而濃厚的情感。

　　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艷詩及悼亡詩》中則具體指出：“元氏長慶集第九卷悼亡詩中有關韋氏之作，共三十三首。”這諸多悼念亡妻之作，可謂句句含淚，曲曲傳情，其間飽含著詩人內心深處真摯而濃厚的情感，具體而言，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悼念亡妻，贊其賢

　　羅洛梅說過：“有些人(也許是大多數人)直到通過某人的死，體驗到友誼、奉獻、忠誠的可貴之后，才懂得什么是真摯的愛。”死亡不僅豐富和建構了愛，使愛得到升華，面對死亡的事實，生者在感到痛苦與絕望的同時，亦使彼此之情化作了永恒，使彼此之愛得到了永生。斯人已逝，在黯然神傷、幽咽泣血的同時，一首首痛徹心扉的悼亡詩演繹而成。

　　元稹之妻韋叢，乃太子少保韋夏卿幼女，20歲時嫁于元稹，夫妻二人情深意篤，然而韋氏卻在七年之后不幸亡故，詩人有感于妻子生前種種賢德，面對如今伊人已逝的現實悲不自勝，于是寫下大量悼亡詩，以抒哀悼之情，其間不乏對妻子勤勞、善良、賢淑、端莊的稱贊及其與自己相濡以沫、相敬如賓的嘆道。

　　清代蘅塘退士評論元稹《遣悲懷三首》曰：“古今悼亡詩充棟，終無能出此三首范圍者。”現以其中第一首為例：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首聯“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用東晉宰相謝安最寵愛的小侄女謝道韞來借指韋氏，由此而道妻子婚前地位之尊貴及生活之優裕;同時又以戰國時齊國貧士黔婁來自喻，兩相對比之下，感嘆韋叢之不攀富貴而屈身下嫁。“百事乖”三字正是對二人婚后生活的概括，由此引出中間兩聯，即當看到“我”沒有衣服可替換時，賢惠的妻子便翻箱倒柜地搜尋;當“我”軟磨硬纏地想要喝酒時，便又拔下金釵去換錢;平日里雖以野菜豆葉充饑，妻子卻不以為苦反而吃得很香甜;即使以老槐樹飄落的枯葉燒柴做飯，也毫無怨言。往日里這“搜藎篋”、“拔金釵”、“甘長藿”、“仰古槐”的一幕幕如在眼前，同時，妻子為“我”尋衣的體貼入微，替“我”換酒的善良溫順，甘以野菜充饑的樂觀忠貞，又以落葉為柴的憔悴艱辛，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于是，韋叢這樣一位甘于貧苦、堅貞溫順的賢妻形象便呼之欲出。

　　《六年春遣懷八首》其二，同樣敘述了日常生活的一件小事：詩人某一天在整理雜物時，“檢得舊書三四紙”，這恰恰是亡妻生前寫給自己的幾頁信紙，由“高低闊狹粗成行”可見，上面的字寫得高高低低、參差不齊，字與字間大小不勻，行與行間也時寬時窄。信中妻子“自言并食尋常事，惟念山深驛路長”。對于自己在家中所過的“并食”生活，妻子心甘情愿地默默承受而從不抱怨，心中唯一牽念不忘的卻是遠行的丈夫在深山驛路上的奔波勞苦。如此一來，不僅展現了韋氏“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的賢淑品性，更體現出她的體貼細心，以及對丈夫深摯樸實的愛。

　　元稹贊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其詩“感于事”而“動于情”，以“言直而切”、“辭質而徑”著稱。在詩人眾多的悼亡詩作中，都選擇生活中的瑣碎小事入詩，通過對生活細節的真實描寫，一位辛勞持家的妻子形象躍然紙上，亡妻的品格亦得到空前的升華。

　　二、自悼自嘆，悲苦無限

　　悼亡詩本是生者對死者表達哀悼之情的一種方式，而在悼念亡者之外，又不乏詩人自悼的情懷。所謂“自悼”，乃是“個體對生存狀態面臨命運摧折時的一種情緒反應”。所愛之人的死亡，其沖擊性和悲劇性更甚于個人生命的消逝。逝者長已矣，而生者卻不得不在思念中孤獨地生存，“憶君情悲滿，肝腸尺寸斷”。正是這種人生苦痛的真實寫照，于是，詩人便會將對亡妻的思念與對自身的傷悼緊密聯系起來，即將悼亡與自悼同時融入到對生與死的感悟之中。

　　元稹《遣悲懷三首》其三，詩曰：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首句“閑坐悲君亦自悲”直言詩人在哀悼妻子的同時亦不乏自我傷悼，縱使人生能有百年，亦不過是浮息一瞬，妻子的芳華早逝，更讓他感嘆人生無常、壽命有限。頷聯引用鄧攸和潘岳的典故，鄧攸心地善良，保全了侄子卻落得終生無子的結局，正是命運的安排;潘岳的悼亡詩即便寫得再好，對于死者而言，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此時此刻，詩人不免想起自己當下的境遇與古人是何其相似，不覺悲從中來。一心希望自己能與妻子死后同穴，但這縹緲的希望又似乎無望;而想要來生再續前緣的想法更似一種虛無的幻想。今生的自己，唯有以“終夜長開眼”的方式堅守著對于亡妻之愛，希望能夠以此報答她那平生未展之眉。

　　詩人這種對于命運的思考，“表面看來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受中，深藏著的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強烈的欲求和留戀”。確切地說，則是元稹對于韋叢生前夫妻生活的深切懷念和留戀。全詩由悼念亡妻繼而自悼自嘆，詩情亦愈轉愈悲，不能自已。

　　《六年春遣懷八首》其八，詩曰：

　　小于潘岳頭先白，學取莊周淚莫多。止竟悲君須自省，川流前后各風波。

　　詩人言說自己因賢妻的早逝而加快了衰老的速度，在孤獨而憂傷的煎熬中頭發漸白，試圖以莊子喪妻來寬慰自己把妻子的早逝看得淡一些，想到死亡乃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便又在追悼亡妻的同時感傷自己未老先衰、時命不定。

　　另外，在悲嘆人生有限、命運無常，妻子故去之后自己孤獨傷痛的同時，詩人還在一些悼亡詩中飽含著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坎坷后的身世之感。韋叢故去之時適逢元稹仕途不順之期：元和四年，詩人因彈劾不法而獲罪權貴，六月即被出分務東臺，至洛陽后不久，即遭喪妻之痛。元和五年三月，又因得罪宦官而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可謂命運乖蹇、仕途失意，心情極度苦悶，其悼亡詩在追悼亡妻的同時，又抒發著個人仕途失意之悲。 《六年春遣懷八首》其一，詩曰：

　　傷禽我是籠中鶴，沉劍君為泉下龍。重纊猶存孤枕在，春衫無復舊裁縫。

　　詩人以傷禽來自喻，足見其心境之悲苦。有言道：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既是籠中之鶴，自然不能與空中自由飛翔之鳥、水中自在游動之魚相比，詩人已遭喪妻之痛，如今又滿腹才華而備受排擠，空有一腔抱負無法施展而無人訴說，更覺孤苦無助。

　　哀莫大于死別，悲莫甚于生吊。妻子的芳華早逝使詩人對生死有了深刻的感悟，他感慨命運之無常、人生之有限，同時又痛吟生活之孤苦，繼而悲嘆懷才之不遇、仕途之坎坷，在悼念亡妻之中又飽含了多重自悼自嘆的情懷。

　　三、悼念至情，感發哲理

　　深深哀悼意，幽幽相思情。在對于亡妻生前種種的懷念之中，體現著夫妻二人深摯的情感。這種至情，在元稹筆下，已然達到一種哲理的高度。

　　《遣悲懷三首》通過“搜藎篋”、“拔金釵”、“甘長藿”、“仰古槐”等細節，盡言夫妻生活之艱苦，今日俸錢已過十萬，本該共享輕閑優裕的生活，而妻子已然不在。遙想妻子下嫁于自己的七年中，常常過著“并食”的清苦日子，昔日戲言身后之事，如今真的來到眼前之時，詩人只有痛苦與無奈，不禁發出“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感慨，這是詩人對生活經驗的概括總結，更是詩境的升華，道出了人生至理。

　　詩人另有《離思五首》，其四曰：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曾經見識過滄海之深厚寬廣，再看到其他地方的水，便會覺得相形見絀、不值一看了;曾經看到過巫山之霞蒸云蔚，再去看其他地方的云，都會覺得黯然失色、不值一提了。詩人正是以“滄海”和“巫山”為喻，意謂夫妻間的感情猶如滄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廣和美好乃是世間獨有、無與倫比的。正因如此，詩人從美麗的“花叢”中走過，才會懶得回顧，這不僅是為了專心于品德學問的修養，更是為了表示對妻子的忠貞之情。

　　詩人借助側面烘托來揭示個人情思，或許僅僅是想以此來懷念妻子，稱頌其為自己心中的“滄海之水”和“巫山之云”，表現自己對愛情的忠貞。然而，這首七絕在極其有限的形式中，卻以其強烈的象征性和暗示性，蘊含著豐富的情感內涵。在后人看來，它是表達至情的佳句，更是表達至理的名言。尤其是前兩句，詩人取譬極高，用筆極妙，如今其內涵早已脫離情愛的限制，而上升到一種人生哲理的高度：已然經歷過大風大浪之人，如若再遇荊棘，自是無須膽戰心驚的;曾經見識過大世面追求過高境界之人，他日再度回首，亦不免發出“滄海”、“巫云”之感慨。同樣，“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在詩人心中，這是自己對妻子的忠貞，對愛情的忠貞。在我們看來，其意卻不僅限于此，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無視外界誘惑而堅持自我、執著追求的表現呢?也正是由于詩歌本身所蘊含的這種無限生發性，《離思》其四已然成為千古傳誦的至理佳句。

　　綜上所述，元稹悼亡詩從哀悼亡妻落筆，其間亦不乏自悼自嘆情懷，在對人生和生命有了深刻的思考之后，又將詩歌提升到一種哲理的高度，終以其真摯之情感、深厚之意蘊、純熟之藝術而成為中國古代悼亡詩中的一朵奇葩。

　　元稹介紹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洛陽（今屬河南）人。唐朝大臣、文學家。北魏宗室鮮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孫（一說十五世孫）。

　　元稹少有才名。貞元九年（793年）明經及第，授左拾遺，進入河中幕府，擢校書郎，遷監察御史。長慶二年（822），由工部侍郎拜相，后出任同州刺史，入為尚書右丞。太和四年（830年），出任武昌軍節度使。大和五年（831年）去世，時年五十三，追贈尚書右仆射。

　　元稹與白居易同科及第，結為終生詩友，同倡新樂府運動，共創“元和體”，世稱“元白”。其樂府詩創作受到張籍、王建的影響，“新題樂府”直接緣于李紳。有《元氏長慶集》傳世，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一百卷。現存詩八百三十余首。

　　元稹詩詞風格

　　元稹詩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諸體該備，時有佳作名篇。樂府詩在元詩中占有很大分量，元稹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喻，和《長恨歌》齊名。其鋪敘詳密，優美自然。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艷詩和悼亡詩。

　　元稹在散文和傳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創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其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致，為唐人傳奇中之名篇。后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今人陳寅恪有《元白詩箋證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譜》，周相錄校有《元稹集校注》，冀勤有《元稹集》。

　　元稹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并于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敘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和《長恨歌》齊名。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致生動，不同一般艷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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