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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愛情故事
施松卿和汪曾祺攜手在中國建設中學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結伴離開了昆明，一個回到長樂，一個到了上海。其中的愛情故事，你想知道?
汪曾祺與施松卿的愛情故事
1 馬來僑領施成燦
在作家汪曾祺的生平介紹中很少提到他是華僑的女婿這件事。汪曾祺夫人施松卿，我的姑媽，是南洋長大的。在馬來亞，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無虞。她父親很熱心于當地的社會公益事業，后來成了著名僑領。由于他與當地群眾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領馬來亞期間，到處捕殺愛國僑領，他也沒有被人告發和出賣，他的身份始終沒有暴露，而安然度過了那腥風血雨的三年八個月。
福建長樂是個出人才的地方，現代著名作家鄭振鐸、冰心都是長樂人。施松卿的祖輩是赤貧之家，她的父親施成燦自幼跟隨我的祖父在南洋闖蕩，我祖父在那里是唱戲的。她父親后在馬來亞開了一家藥店，日子才逐漸安定并慢慢變得好起來。大哥深感沒有文化的痛苦，下決心讓弟弟一邊在藥店當學徒，一邊上夜校。幾年下來，施成燦學有長進，考上了“醫士”。有了這樣一個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不多久，他應聘到一個小鎮的診所當上了醫生，施家的日子進一步變好。又過幾年，施成燦回老家福建結了婚，隨后把妻子帶到馬來亞，不久生了大女兒施松卿。
2 與汪曾祺同學的施松卿
我小時候本來在本地讀英文學校，我的叔公施成燦不以為然，要求我轉學到他的道北鎮讀中文學校——育智小學。這時，松姑已經回國念書了。
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施松卿小時候的生活很不安定。她跟隨著媽媽，福建、海外兩邊跑，時而在老家，時而在南洋。她的小學、中學是在福建老家、馬來亞和香港相繼讀完的。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和汪曾祺同一年。她先是讀物理系，和楊振寧同學。不久感到功課繁重，十分吃力，加之這期間得了肺結核病，難以跟上課程，便在一年后轉到了生物系，想向醫學方向發展，以期有朝一日繼承父業。但生物系的課程也不輕松，而這時，她的肺病趨向嚴重，其時昆明的物質條件太差，無奈之下，只好休學一年到香港養病。重回學校后，施松卿改讀西語系，并一直堅持到畢業。
施松卿畢業后，因戰爭原因，家中無法對她給予正常的'經濟支持，一時又找不到工作，生活變得拮據起來。為謀生計，她也到了中國建設中學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兩人在聯大讀書時雖不認識，卻也對對方情況有所耳聞。汪曾祺聽說過，西語系有個女生，性格溫和、善良，秀麗的臉上總是掛著親切的微笑;她長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細細的眼睛，雖有病，但那副慵慵懶懶的樣子，有一種說不出的美，人稱“病美人”。相比之下，施松卿對汪曾祺的情況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不止一次聽別人說過，汪曾祺是沈從文先生的得意門生，以后又不斷地在報刊上讀到汪曾祺的作品。施松卿原來就愛好文學，上高中時還曾獲得過香港國文比賽的第一名，這就很容易對有西南聯大才子之稱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喜歡汪曾祺憑借厚實的古文基礎，把精煉的古代語言詞匯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創作之中，讀來只覺得上下妥帖、順暢，不似常見的那種詰屈聱牙。施松卿覺得，這種水磨功夫決不是一朝一夕能達到的。
當她把這些讀后感當面說給汪曾祺聽時，汪曾祺迅即產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沒有想到，一個專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這一番不俗的見地。兩人相見恨晚，隨著接觸的增多，愛情也于不知不覺中悄悄滋生。
3 建設中學的窮情侶
教學之余，同事們常見到他倆結伴而行。當汪曾祺在欣賞一大片胡蘿卜地所呈現的堆金積玉的美景時，施松卿則興致勃勃地向農民買來一大把胡蘿卜，洗了洗，放在嘴里吱嘎吱嘎地嚼。昆明的胡蘿卜很有特色：淺黃如金，粗而且長，細嫩，多水分，味微甜。聯大學生愛買了當水果吃，因為便宜。女學生尤其愛吃，據說這種胡蘿卜含有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駐顏。這種說法是否有科學根據，不得而知。年輕的汪曾祺覺得，施松卿吃了胡蘿卜，越發變得秀美可人。生活中有了愛情，再困苦的生活也是甜美的。汪曾祺甚至在創作時也情不自禁地將心愛的人寫入作品之中。在他的早期小說《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在小說《牙疼》一文中，他寫道：“我記得很清楚，我曾經三次有叩那個頗為熟悉的小門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幾天，到了晚上，S(指施松卿)陪著我，幾乎是央求了，讓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也下了決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來找我，我已經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給她寫信了。信里第一句是：
‘贊美呀，一夜之間消褪于無形的牙疼。’
她知道我脾氣，既不疼了，決不肯再去醫的，還是打主意給我弄點什么喜歡吃的東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腫得更高。”
“還好，又陸陸續續疼了半年，疼得沒有超過紀錄，我們當真有機會離開云南了。S回福建省親，我只身來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鄉，而且與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來干什么呢?你問我，我問誰去!找得出的理由是來醫牙齒了。S臨別，滿目含淚從船上扔下一本書來，書里夾一紙條，寫的是：
‘這一去，可該好好照顧自己了。找到事，借點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這短短的一段描寫是多么情真意切。
施松卿和汪曾祺攜手在中國建設中學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結伴離開了昆明，一個回到長樂，一個到了上海。正巧那時我剛從南洋回來，我們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設中學教書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學創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小學校的鐘聲》、《復仇》、《落魄》、《老魯》諸篇，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復仇》，早在1940年初就寫出了初稿，但他不滿意，又一直沒有時間修改。現在，有了較為寬裕的時間，有了屬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來，認認真真地把《復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滿意為止。有些作品，如《老魯》，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設中學教學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寫生活”的創作原則，把建設中學一位姓魯的校警寫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國建設中學教書的這兩年，是他離開學校門走向社會大課堂的人生第一站。在這兩年中，他最大的收獲是，生活給他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使他能睜大眼睛，近距離地、真切地觀察復雜的社會與人生。正因為如此，他把這兩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記憶之中。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后，他還寫出了情真意切的回憶散文《觀音寺》和《白馬廟》，由此可見，汪曾祺對走出校門后所接觸的飽含磨難的人生第一課，在記憶中留下多么深刻難忘的印象。(施行)
施松卿為何嫁給了汪曾祺
人人都愛汪曾祺，這個可愛的妙人。汪曾祺有一篇小說叫《異秉》，其實他這人就有異秉。“就是與眾不同，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時期文壇獨樹一幟，靠的就是“與眾不同”!
1939年8月，高中畢業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學一起歷盡艱難趕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
汪曾祺讀中文系時，曾隨沈從文學寫作。沈從文曾經對人說過：汪曾祺的文章寫得比他自己還要好。由此可見他多么賞識汪曾祺。汪曾祺的《課堂習作》，沈從文先生給過120分。
和其他用功苦讀的學生不同，汪曾祺是個“異類”。“他在聯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兒郎當，高興時就上課，不高興就睡覺，晚上泡茶館或上圖書館，把黑夜當白天。”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還大兩歲。祖籍福建長樂，是一位生長在馬來西亞愛國華僑家中的閨秀，為了讀書報效祖國，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漂洋過海進入西南聯大。施松卿在聯大先讀物理系(和楊振寧同學)，后轉念生物系，最后轉到了外文系。
在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期，汪曾祺和施松卿并沒有交往。兩人是在昆明郊區建設中學教書時認識并相愛的。但在此前，汪曾祺有過一次情感挫折。《長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說：“曾祺有過一次失戀，睡在房里兩天兩夜不起床。房東王老伯嚇壞了，以為曾祺失戀想不開了。”朱德熙賣了自己的一本物理書，換了錢，把汪曾祺請到一家小飯館吃飯，還給汪曾祺要了酒。汪曾祺喝了酒，澆了愁，沒事了。后來，朱德熙對妻子何孔敬說，那個女人沒眼力。
顯然，還是施松卿有眼力。在聯大讀書時，施松卿不乏追求者。施松卿為何嫁給了汪曾祺，他們的女兒汪明說：“一次，爸爸媽媽聊起聯大的事情，媽媽對我們說：‘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著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我們問：‘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媽媽很得意地說：‘有才!一眼就能看出來。’”
汪曾祺73歲生日寫下聯語：“往事回思如細雨，舊書重讀似春潮。白發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憶兒時。”晚年汪曾祺畫幾筆，玩賞后落座時，一定會想起兒時的高郵時光，想起在昆明，那時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結伴而行。
著名老作家汪曾祺婚姻生活
從私訂終身到喜結良緣
40年代初，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個神州大地，然而地處云南昆明的西南聯大卻吸引了很多海內外學子。
青年時代的汪曾祺取道越南歷盡千辛萬苦也來到這兒學習文學，那時他師從沈從文先生得到不少親身教誨。
汪曾祺雖然專業成績優秀，卻未能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證，這是為什么呢?原來，西南聯大十分重視學生的體育成績，尤其是當時教體育的馬約翰(后清華大學有名的體育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格，而自幼好文的汪曾祺除了大學一年級體育考試勉強及格外，其他3年均未達到標準，按照學校規定他只能推遲一年到1944年才能結束學業。誰料到了這一年，由于抗戰形勢的發展，學校又規定凡畢業生必須到當時援華的美軍中任一段時間翻譯方可拿到畢業證。汪曾祺被分配到陳納德航空隊當翻譯，年輕氣盛的他一氣之下拒絕了這份工作，于是兩手空空地離開了西南聯大。
當時，沒有文憑是很難找到工作的，畢業也就意味著失業，汪曾祺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總算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來到昆明郊外的私立中國建設中學任國文教員，就是在這兒，他與施松卿由校友、同事成為朋友、戀人。
施松卿，祖籍福建長樂,是一位生長在馬來西愛國華僑家中的閨秀，為了讀書報效祖國，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飄洋過海進入西南聯大西語系學習。在學校時，她與汪曾祺雖不在同一個系，但因興趣愛好相投，在一些社團活動中互相認識，交往不多二汪曾祺來建設中學時，施松卿已先于他在這兒任英文教師，兩位年輕人因為校友同事的雙層關系交往得密切起來，至于怎樣成為戀人并私訂了終身，汪曾祺先生和師母從未向人說起過，這或許是只有他們倆人才知道的秘密吧。
甜美安寧的書齋生活很快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而結束。1946年，在建設中學工作了兩年的汪曾祺和施松卿隨著一大批知識分子回到了內地。汪曾祺去了上海，經李健吾先生的介紹到私立致遠中學做了國文教員;施松卿則回福建小住了一個時期，之后她來到北平在北京大學西語系馮至先生處當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頓下來后，遠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辭職于次年也來到了北平。由于沒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處都成了問題。他只得在北大紅樓一個同學的言舍里搭了一個鋪，每晚去擠著睡，吃飯則全靠施松卿接濟，汪曾祺在這兒度過了半年散漫而無著落的生活。后來還是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為他找到了一個安身之處-----在午門樓上的歷史博物館任職員，他把鋪蓋搬到午門旁的一個值班室里，從此有了一個小小的窩。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參加了革命。195O年初夏，汪曾祺即將隨軍南下之際，與施松卿結束了長達6年的戀愛關系結成了百年之好。
他們的婚禮十分簡單。那天，倆人一起去辦了手續，然后來到一家小照相館照了張結婚照，從那張發黃的照片上依稀可以看出汪曾祺當時的生活狀況，他穿著一身剛發下的綠軍裝，眼中充滿了憧憬和希望。每當回憶起結婚這一段，兩位老人總要為一個細節爭論不休，那就是那天中午他們究竟是在中山公園附近哪一家飯館吃的'面食，時光的流逝早已沖淡了歷史的痕跡，然而這對老夫婦執拗的爭論卻仿佛使他們回到了激動人心的青年時代。
風雨歲月中的愛
婚后，汪曾祺隨軍南下到了武漢，留在漢口斫口區的武漢第一女中任教務副主任。過慣以文為生閑散生活的汪曾祺不習慣武漢的教書生活，尤其是武漢夏天酷暑難耐的熱。
從武漢回到北京后，汪曾祺在北京文聯任職，先在《北京文藝》后調《說說唱唱》、《民間文學》編輯部，施松卿則在1952年調到新華社從事英文編輯工作。50年代的最初幾年，汪曾祺夫妻團聚在一起并有了安定穩固的收入，3個孩子也活潑可愛，一個溫暖的小家過得充實而幸福。
很快，1957年開始的政治風暴使這個與世無爭的家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1958年，汪曾祺被送到張家口一個農科所果園去進行勞動改造。臨走那天，施松卿仍在單位上班無法回家送他，汪曾祺一個人枯坐在家中良久，當意識到妻子真的無法前來送行時，他才無可奈何地起了身，出門前，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匆匆拿起筆留下了一張字條。字條上只有簡單的幾個字------“松卿，等我4年!”再沒有比這樣的叮囑更執著、更信賴的了，施松卿下班回來，站在空蕩蕩沒有了汪曾祺的家里讀著那張令她肝腸寸斷的字條，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她在心里默默地說：“我等你，一定等你回來。”
從這之后一直到十年內亂結束，不論在多么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不論面對多么大的政治壓力，施松卿始終守著3個幼小的孩子堅決不離婚，為此她吃的苦經受的折磨都是不堪回首的。每談及此，汪曾祺老人都特別激動，看得出，他從內心感激妻子在動亂年代給予的最真誠的信任和幫助，對妻子在那些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感內疚，因此，他不只一次地對人說：“我這輩子----80年代起，他的創作又呈現鼎盛時期。《受戒》、《大淖記事》、《職業》等作品紛紛為文壇稱道，同時，年屆花甲的他又在散文、評論等領域筆耕不輟，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壇的地位。
施松卿退休后，雖忙于編譯卻大部分時間充當了汪曾祺創作上的助手和生活上的保姆，也正因為如此，汪曾祺才可能在生命的黃昏期再次爆發再次閃爍。
在讀書寫書之余，汪曾祺酷愛作畫寫字，并經常下廚烹調，而舉凡接待客人、寄信采購、收拾碗筷等雜事大都落到施松卿身上。由于家中沒有保姆，家務事大多由施松卿安排處理，遇上汪曾祺外出參加活動、講學、交游，她便陪同照顧。
汪老夫婦在幾十年的共同生活里，唯一始終爭執不休的話題就是酒。隨著年歲的增長，飲酒對身體的害處越來越明顯，戒酒成了汪師母及全家的艱巨任務，而汪老酷愛酒到了什么程度呢?不僅在宴會上喝，而且到小酒館里喝。有時甚至在廚房里偷偷地喝料酒，或者趁師母外出時偷偷買酒喝。我在他們家吃飯時，就常看見汪老趁師母不注意時，偷偷喝酒的情景。為此，師母同他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
酒的斗爭一直持續到1995年初，汪老因腸疝氣手術住院，檢查中發現由于長期飲酒導致肝功能異常甚至有局部硬化的可能，在醫生的勸誡下，汪老才下決心戒了酒。汪老病剛好，師母又病倒了，她患的是輕度腦血栓，兩次入院急壞了汪老，師母為人豁達善良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儀表不凡，曾被女作家鐵凝稱為“伊麗莎白女皇”，本文寫作之際，老人正頤養于病榻之上，我衷心希望“伊麗莎白女皇”早日康復，與汪老共度美好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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