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寫吃的文章

時間：2024-04-24 09:30:02 詩琳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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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寫吃的文章

　　在平日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里，大家都寫過作文吧，作文是從內部言語向外部言語的過渡，即從經過壓縮的簡要的、自己能明白的語言，向開展的、具有規范語法結構的、能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語言形式的轉化。你知道作文怎樣才能寫的好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寫吃的文章作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高郵咸蛋的特點是質細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別處的發干、發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為別處所不及。鴨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說，帶殼切開，是一種，那是席間待客的辦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頭”用筷子挖著吃。筷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

　　——《端午的鴨蛋》

　　寫“吃”的作家中，汪老絕對稱得上翹楚。之前也讀過臺灣作家舒國治的《臺北小吃札記》，兩位都是頂厲害的作家。“作家寫食”，與“寫食作家”之間的差別在于，前者寫“吃”，大多言在此而意在彼，食物背后蘊含著更深層次的東西。這個東西，是“情”。

　　如果說舒國治的寫食文章更多地是在傳達了他的個人生活情趣的話，那么汪老先生寫吃，則更多地是在書寫食物背后的“共情”。他寫我們以前怎么吃，現在怎么吃;北方的怎么吃，南方的怎么吃;漢族的怎么吃，蒙古族的怎么吃，寫那些我們吃著卻不知道從哪兒來、因什么而發展至此，甚至叫什么的食物，寫味道，寫做法，寫吃的感覺，寫吃的環境，寫吃的感情。他在晚年為我們繪制了一幅已經逐漸被遺棄、淡忘的“美食地圖”。

　　凡不厭精細的作家，盍興乎來;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鮮、新摘園蔬，暨酸豆汁、臭千張，皆可一談。……凡有獨得之秘者，倘能公諸于世，傳之久遠，是所望也。

　　——《<知味集>征稿小啟》

　　中國人很會吃雞。廣東的鹽雞，四川的怪味雞，常熟的叫花雞，山東的炸八塊，湖南的東安雞，德州的扒雞……如果全國各種做法的雞來一次大獎賽，哪一種雞該拿金牌?

　　——《汽鍋雞》

　　讀汪曾祺的寫食散文，可以窺見天南地北的中國人的飲食、食俗，甚至各地風俗。汪老先生曾說：“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風俗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文與畫》)”。那么飲食，無疑是承載一個民族風俗與情感的最好載體。我們種植食物、烹飪食物、品嘗食物，其過程貫穿我們一生，記憶著每一個時刻、每個人、每個民族。食物將我們與他人、與自然和遠古的歷史相連，又將延續至未來;食物飽含著我們的情感，或哭或笑，或哀傷或歡欣，但都是那么得深厚樸質。

　　看汪老先生寫吃，淺言片語間，總是能讀出各種各樣的情感。這情感，真摯，自然，因為它來自對生活的熱愛，對一片土地的眷念：

　　晚上，爬到呂祖樓上去，看雙方軍隊槍炮的火光在東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陣一陣地亮著，覺得有點緊張，也覺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飯，這一晚上，我們是沖炒米、泡焦屑度過的。沒有床鋪，我把幾個道士誦經用的蒲團拼起來，在上面睡了一夜。這實在是我小時候度過的一個浪漫主義的夜晚。

　　——《炒米和焦屑》

　　昆明人管白斬雞叫“涼雞”。我們常常去吃，喝一點酒，因為是坐在一張長板凳上吃的，有一個同學為這種做法起了一個名目，叫“坐失(食)良(涼)機(雞)”。

　　——《汽鍋雞》

　　坐在街邊攤頭的矮腳長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餅，夾一個薄脆，是一頓好飯。

　　——《豆腐》

　　四川無菜不辣，有人實在受不了。有一個演員帶了幾個年輕的女演員去吃湯圓，一個唱老旦的演員進門就嚷嚷：“不要辣椒!”賣湯圓的白了她一眼：“湯圓沒有放辣椒的!”

　　——《口味》

　　硨螯殼的鉸合部有兩個突出的尖嘴子，把尖嘴子在糙石上磨磨，不一會就磨出兩個小圓洞，含在嘴里吹，嗚嗚地響，且有細細顫音，如風吹窗紙。

　　——《虎頭鯊、昂嗤魚、硨螯、螺螄、蜆子》

　　我小時候對慈姑實在沒有好感。這東西有一種苦味。......因為久違，我對慈姑有了感情。.....北京的慈姑賣得很貴，價錢和“洞子貨”(溫室所產)的西紅柿、野雞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湯。

　　我想念家鄉的雪。

　　——《咸菜慈姑湯》

　　如果一個人僅僅是把飲食權當作滿足“口腹之欲”，那也未免太無聊了點。而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已經開始對自己的食物漫不盡心、茍且敷衍，那么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也許已離自己的“根”愈來愈遠了。我們應對自己的食物充滿敬意，不僅因為它們供給我們營養，給予我們生命，還因為食物中凝結了一個民族最本質的文化，蘊含了人與自然最深刻雋永的共生關系。我想汪老先生寫吃，一是出于個人閑情雅致，二是出于一個真正學者的社會責任擔當。他寫吃，寫得細致入微、海納百川，寫得妙趣橫生、情深意切，為的是讓我們這些早已不識五谷的“現代人”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怎么吃的，該怎樣吃;為的是讓我們記住，我們是中國人，過中國節，吃中華料理。

　　而早在1990年，他就喟嘆，中國的烹飪，已經出現了危機：

　　中國烹飪的現狀到底如何?有人說中國的烹飪藝術出現危機。我看這不無道理。時常聽到：什么什么東西現在沒有了，什么什么菜不是從前那個味兒了。原因何在?很多。一是沒有以前的材料。前幾年，我到昆明，吃了汽鍋雞，索然無味;吃過橋米線，也一樣。一問，才知道以前的汽鍋雞用的是武定壯雞(武定特產，閹了的母雞)，現在買不到。......北京現在的“光雞”只有人工飼養的“西裝雞”和“華都肉雞”，怎么做也是不好吃的。...... 二是賠不起那功夫。過去北京的譚家菜要幾天前預定，因為譚家菜是火候菜，不能嗟咄立辦。張大千做一碗清燉呂宋黃翅，要用十四天。吃安徽菜，要能等。現在大家都等不及。......再有，我看是經營管理和烹制的思想有問題。過去的飯館都有些老主顧，他們甚至常坐的座位都是固定的。菜品稍有遜色，便會挑剔。現在大中城市活動人口多，采購員、倒爺，吃了就走。館子里不指望做回頭生意，于是蘿卜快了不洗泥，偷工減料，馬馬虎虎。......近年來大餐館的名廚都致力于“創新菜”。......但是創新要在色香味上下功夫，現在的創新菜卻多在形上做文章。現在常見的工藝菜，是用雞片、腰片、黃瓜、山楂糕、小櫻桃、罐頭豌豆……擺弄出來的龍、鳳、鶴，華而不實。用雞茸捏出一個一個橢圓的球球，安上尾巴，是金魚，實在叫人惡心。有的工藝菜在大盤子里裝成一座架空的橋，真是匪夷所思。還有在工藝菜上裝上彩色小燈泡的，閃閃爍爍，這簡直是：胡鬧!

　　中國烹飪確是有些問題。如何繼承和發揚傳統，使中國的烹飪藝術走上一條健康的正路，需要造一點輿論。此亦弘揚民族文化之一端。而作家在這方面是可以盡一點力的：多寫一點文章。看來《知味集》有出續集、三集的必要。

　　——《<知味集>后記》

　　汪老在文中的大聲疾呼，既讓我感動，又帶給我一絲的涼意：我竟有些不能體會汪老的那種急迫之情!吃慣了洋快餐、地溝油還有那些不三不四的“高檔餐廳”的我們，似乎對一切都開始習以為常。我們幾乎從未對所吃的食物有過思考，有哪些是具有摧毀性的?是否有一條更正確的飲食道路?是否有一種更健康的飲食方式?有哪些屬于我們的食物正在被我們不自覺地遺棄?而大部分時候，我們對食物的要求，只是它能滿足我們早已變得畸形的口味，只是能為懶惰的我們節省一點時間，填飽我們的肚子。

　　也許下一次，當我們又一次窩在寢室看著視頻點外賣的時候，應該先問問自己：

　　“你認真對待過自己吃下的食物嗎?”

　　“你認真對待過自己的生活嗎?”

　　活著多好呀。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覺得：活著多好呀!

　　——《<旅食與文化>題記》

　　基本介紹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作品特色

　　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價值意義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

　　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小說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作品介紹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羊舍一夕》;

　　小說集：《邂逅集》《晚飯花集》《茱萸集》《初訪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

　　2016年05月12日，汪曾祺先生的《榆樹村雜記》由新華文軒北京出版中心·華夏盛軒圖書出版。

　　藝術小品集：《汪曾祺：文與畫》;

　　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

　　劇本京劇：《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

　　京劇：《范進中舉》;

　　文集：《汪曾祺自選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說卷》《散文卷》《文論卷》《戲曲劇本卷》1993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說卷》《散文卷》《戲劇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說戲》《五味》《談師友》《文與畫》《人間草木》，山東畫報出版社)。

　　《端午的鴨蛋》被選錄人教版初二下冊語文教材。

　　人物評價

　　汪曾祺，資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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