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和他的生命流向

　　王勃是初唐時期的一位才子，他寫詩作文往往一揮而就，不用多改動就成為上品之作，被譽為“初唐四杰”之一。

　　王勃生平

　　王勃(約650年-約676年)，字子安，漢族，唐代詩人。古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學世家，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并稱為“初唐四杰”，王勃為四杰之首。王勃自幼聰敏好學，據(jù)《舊唐書》記載，他六歲即能寫文章，文筆流暢，被贊為“神童”。九歲時，讀顏師古注《漢書》，作《指瑕》十卷以糾正其錯。十六歲時，應幽素科試及第，授職朝散郎。因作《斗雞檄》被趕出沛王府。之后，王勃歷時三年游覽巴蜀山川景物，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返回長安后，求補得虢州參軍。在參軍任上，因私殺官奴二次被貶。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親返回時，不幸渡海溺水，驚悸而死。王勃在詩歌體裁上擅長五律和五絕，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主要文學成就是駢文，無論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上都是上乘之作，代表作品有《滕王閣序》等。

　　每個人在生命的某個階段，可能都會向往遠方的呼喚，飽滿的生命力渴望向外奔突，去尋找一條河道，明確一個流向。公元1896年，12歲的蔣夢麟在父親的陪同下，從杭州灣畔的蔣村動身，在余姚縣府衙門前的小碼頭下船，彼時星光還沒有隱沒，秋露打濕了他們的布鞋和褲管。1200多年前，同樣12歲的王勃從絳州龍門出發(fā)，因年代久遠，史傳中也沒有留下細節(jié)，我們只能玄想，他也許像李賀或者陸游那樣騎著驢。當兩個人在青澀年歲開始自己生命跋涉的時候，他們的耳畔會不會響起汪國真的詩：“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

　　因為時代不同，蔣夢麟人生之河流向更遠的遠方，從蔣村到紹興、到日本，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國。而王勃，以及那個時代所有的文人，他們心心念念的地方，就只有長安，也只能是長安。無論是李白的“長安不見使人愁”，還是韋莊的“幾時攜手入長安”，“長安”已不僅僅是個地理名詞，更是東方文化的圣地，成了無數(shù)人在生活浪濤里漂泊的壓艙石。多少異邦客，從海陸來，經(jīng)風踏浪;從陸路來，翻山越嶺。當長安城巍峨的建筑、雄渾的布局呈現(xiàn)在眼前時，他們一定激動得熱淚盈眶。比起這些人，王勃從絳州到長安，實在算不上路遠，五六百里地，不必星夜兼程。年輕的李唐帝國，對內(nèi)確立科舉，對外開疆拓土。讀書人通過考試選拔進入仕途，參與和掌管各級政權，在現(xiàn)實秩序中，打破門閥的壟斷。他們再也不必像幾百年前的左思那樣無奈地慨嘆：“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就在王勃來長安期間，他的同鄉(xiāng)薛仁貴“三箭定天山”，立下赫赫功名。

　　在這個“獨上高樓”卻不必“望斷天涯路”的時代，王勃此行有很明確的目的，那就是拜名醫(yī)曹元為師，鉆研《黃帝素問》《周易章句》《難經(jīng)》等，探求“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shù)”。這些書光聽聽名字就知道學起來很難，15個月后，他竟然“盡得其要”。臨別之際，曹元說了這樣一句話：“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深也。”借此提醒王勃，做人不要得意忘形，做事應當不露聲色。然而遺憾的是，從其后的發(fā)展看，王勃并未領悟到老師的用心。

　　這實在也怨不得王勃，他6歲就能寫文章，比7歲詠鵝的駱賓王還要早慧;9歲，在讀了顏師古的《漢書注》后，自己又針對注解錯誤之處撰寫了10卷《指瑕》。要知道顏師古可不是一般人，他被太宗皇帝任命為秘書少監(jiān)，專管校定古書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難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說明其本源。他所訓校的《五經(jīng)》，是天下學子學習儒經(jīng)的依據(jù);而《漢書注》更是他奉當時太子李承乾之命耗盡心力完成的，深為學者所重。一個9歲的小孩，敢于對這樣的權威叫板，勇氣之外，更能使人感受到他露才揚己的迫切。你讓這樣一位天才少年，在這樣一個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時代，不隨流俗，超越名韁利鎖的束縛，持守一顆平常心，實在是太難為他了。

　　低調(diào)不是王勃行事的風格。他的祖父王通是一代大儒，生逢隋末亂世，棄官返鄉(xiāng)后，潛心研究“六經(jīng)”，以恢復王道為己任，以周公、孔子的后繼者自居。雖然去世時，孫兒還未出生，但作為儒學世家的子弟，王勃自幼所受庭訓，斷乎少不了“修齊治平”的思想。在儒學價值信條的影響下，相信他的腦海中，也一定浮現(xiàn)過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這些美好的愿景。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生命的流向其實早就已經(jīng)明確。學醫(yī)，也許是因為古人曾經(jīng)說過：“為人兒女者，不知醫(yī)為不孝。”王勃在《滕王閣序》中講自己“舍簪笏于百齡，奉晨昏于萬里”，可見，他確實是個孝順兒子。當然，學醫(yī)只是備不時之需，而博取功名才是生命的主流。

　　沒過多久，右相劉祥道巡視關內(nèi)，14歲的王勃抓住這個機會，趕緊上書，全文2700多字，用典繁多，就算有注釋，我們讀起來也是滿滿的違和感。好在劉祥道要比我們見多識廣，他沒有從對方的字里行間看到一絲一毫吹噓請托的俗套，反而感受到一位天才少年滿腔“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赤誠。于是，他在大贊“此神童也”之后，立馬上表推薦。

　　李賀年輕時，也曾帶著自己嘔心瀝血寫的詩歌去拜見文宗韓愈，恰好韓愈剛送走一位客人，滿身疲憊，準備休息。家人把李詩呈上，韓愈邊解腰帶邊看，一眼瞅見《雁門太守行》，等讀到“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時，睡意頓消，停解腰帶，命人速速將李賀迎進門。只可惜，當時韓愈只是個國子博士，官微言輕，無力舉薦李賀，能迎他進門，“相與細論文”就已經(jīng)很不錯了。相比之下王勃自然幸運得多，遇到伯樂，寫一封推薦信，就被任命為朝散郎，雖說只是個從七品的文官，但要知道他那時畢竟才14歲啊!

　　這個14歲的少年，可以驕傲地唱：“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鶯聲初啼，便名聲在外。這一下子便激發(fā)了王勃的創(chuàng)作熱情，他趁勢寫了一系列歌功頌德的作品。1200多年后，生活在東德的詩人、劇作家、名導演布萊希特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黑暗時代”的責任，毫無原則地為權勢者大唱贊歌;而王勃的歌唱卻是發(fā)自真心的。赤誠加上熱情，他很快就被唐高宗的兒子沛王李賢召為侍讀兼修撰。

　　沛王李賢聰敏好學，深受高宗喜愛，在他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學養(yǎng)厚重的人物，王勃來到這里，可謂如魚得水。他受命撰寫《平臺秘略》，供皇室閱覽。書成后很得沛王器重，賜帛50匹。此時的王勃，我們從《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這些詩句中，也能感受到他風發(fā)的意氣。 　　正當王勃任職王府時，斗雞游戲風靡于王公貴族之中。“諸王斗雞，互有勝負”，他便假托沛王的雞傳檄文，聲討英王的雞：“兩雄不堪并立，一啄何敢自妄?養(yǎng)成于棲息之時，發(fā)憤在呼號之際。”這使得9歲的沛王大快其意，而8歲的英王估計懷怨在心，向父皇打了小報告。高宗大怒，認為：“二王斗雞，王勃身為博士，不行諫諍，反作檄文，有意虛構，夸大事態(tài)，導致諸王之間產(chǎn)生矛盾。”王勃只為助興添趣，炫耀才情，完全沒有顧及兩王之間微妙而復雜的關系。他沒有意識到高高在上的皇族，在斗雞時，可以允許你為他們吶喊，但絕不會允許你對他們進行調(diào)侃。在碰觸了政治雷區(qū)之后，王勃因這篇游戲之作，被逐出王府，成為權斗的犧牲品。

　　生命之流發(fā)生轉(zhuǎn)向，從云端跌落人間，王勃開始直面慘淡的人生，嘆息自己“坎坷于唐堯之期，憔悴于圣明之代”。他當時也才19歲，跟他同一時代的陳子昂18歲才痛改賭博的惡習，開始讀書，起步不知晚了多少。王勃生命的進程總讓人感覺背后有一雙看不見的大手在不停地按著快進鍵。

　　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王勃出名倒是夠早，但還沒深嘗痛快的滋味，就已經(jīng)被挫敗感所籠罩。在告別長安之后，他遠游江漢，走上漂泊的人生旅途。生命的視野不再局限于宮廷，而是轉(zhuǎn)向生活，轉(zhuǎn)向山川。從廟堂走向江湖，從公域退向私域，王勃獲得了某種解放，從歌功頌德的吟唱，轉(zhuǎn)向有志難伸的悲涼，他開始用柔弱的心靈，承擔悲傷。在梓州，在劍州，在益州，在綿州，他目睹了盛世的另一面，接觸到匹夫匹婦的疾苦，感受到人情的冷暖。

　　也許，上天覺得僅僅是漂泊與挫敗還不足以成就王勃精神的海拔，于是，幾年后，又讓他陷入一場殺身大禍之中。在結束了漂泊之后，王勃前往虢州當了一個參軍，那里多產(chǎn)藥草，可以勾起他對多年前學醫(yī)的回憶，利用余暇，研究研究中藥，倒也是件有趣味有意義的事。然而，就在這時，禍從天降。有個叫曹達的官奴犯了罪，王勃把他藏匿起來，之后又擔心走漏風聲，竟殺掉曹達，誰知事發(fā)，自己被判死罪。用《神探狄仁杰》中元芳的話來說，“此事必有蹊蹺”。我無心為詩人翻案，只不過殺了人的王勃，倒讓我想起高行健在《一個人的圣經(jīng)》中所塑造的那個內(nèi)心極度脆弱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劉再復講這個知識分子：“遇到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最強大的革命風暴。每個人都處于恐懼之中，互相難以了解。沒有人可信賴，也沒有人來援手，個個像即將沉沒的小船，只能自己照顧自己可憐渺小的生命，茍活于當下。茍活，往往是生命個體的本能要求，并非自私。”作為一個順風順水、聽慣美言的才子，王勃在被逐出沛王府之后，內(nèi)心一定深懷著對權力的恐懼。因一念之善，讓自己救人不成反遇險，又無力改變。也許曹達曾威脅過王勃，雙方都是出于茍活的需要，最終王勃在情急之下，做出傻事。李白曾自詡“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這只是他故作的豪言，不然在《唐律》：“諸斗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雖因斗，而用兵刃殺者，與故殺同。”這樣的律令面前，又豈容他逍遙法外。

　　王勃真的是罪責難逃，但幸好趕上朝廷大赦而免刑，只是被革除公職。他非但沒有振興家族，斷送了自己的前程不說，還牽連父親被貶謫為交趾令。這讓他深陷于內(nèi)疚與自責之中，“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此后，王勃只能避居家鄉(xiāng)，在寫給朋友的序文中，自言人在窮途，無立錐之地。過了一年多，他才從低谷走出，千里迢迢前往交趾探望父親，結果由廣州渡海，途中遇險溺水，葬身于茫茫大海的浪濤里，不過26歲。

　　民間對才子的紀念，通常是編故事，以慰藉泉下的英靈。據(jù)《唐摭言》(記述了大量唐代詩人文士的遺聞佚事)里記載：“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及從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去，專會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曰：‘星公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無論是當朝右相劉祥道“此神童也”的盛贊，還是洪州都督閻伯嶼“此天才也”的稱譽，都沒有改變王勃的命運。即使明確了生命的流向，人生路上的荊棘也不會如汪國真詩里所說的那樣“變成杜鵑”，倒是身后總會有寒風冷雨的侵襲。王小波在《黃金時代》里說：“人活在世上，就是為了忍受摧殘。”不獨王勃是這樣，盧照鄰仕途失意再加上病痛折磨，最后投潁水而死;駱賓王跟隨徐敬業(yè)討伐武則天，兵敗后，不知所終;楊炯的命數(shù)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初唐這個相對圣明的時代，“四杰”到底還是“一生襟袍未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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