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滕王閣序》看初唐文人心態
王勃的《滕王閣序》歷來被譽為“千古奇文”。該文“奇”在何處?“奇”之一就是用典精彩紛呈，并且契合主旨，顯得雋永、典雅而和諧。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系隋末文中子王通之孫，叔祖王績是初唐著名詩人。本人“六歲善辭章。”“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堪稱“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然而“勃戲為文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事泄，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疇為雍州司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王勃才情放縱卻人生失意，于是，把建功立業的情懷形于詩文，在詩文里表現自己的人生失意之感。以疏淡的文字敘事言情，展示了對自我生活的期待以及期待不得的焦慮和憂愁[4]。王勃作《滕王閣序》時，正當二十幾歲的盛年，雖經歷了坎坷，但畢竟涉世未深，還沒有飽嘗社會人生的種種痛苦酸辛。我們在文中可以看到王勃那種痛苦與追求交織，失望與希望并存的復雜感情。
作者南下省親，途經滕王閣，恰逢盛會，即興而作，把自己豪放超逸的情致融到壯美崇麗的景物之中，然而個人宦途的失意始終縈繞心頭，勝景難駐，興盡悲來的感慨涌來：“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這里引用的神話故事中主管天門的“帝閽”和漢未央宮中的前正殿―漢文帝接見賈誼的地方“宣室”，以暗喻自己對朝廷的向往。王勃遠離京城，失意流落，關山難越，英雄失路。眼前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轉瞬即逝;瞻顧前程，困難重重、前途渺茫，一種世態炎涼的感嘆與困惑、孤獨的心躍然紙上。遠離京城，失意流落，作者“望長安于日下”，而此種“望長安于日下”的情懷與其“城闕雖近，風云尚賒。……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5]何其相似!作者又借歷史人物馮唐、李廣、賈誼、梁鴻、終軍、班超等懷才不遇的人物表達自己有志難伸、報國無門的郁悶悲憤。然而，王勃并未一味消沉感傷，正值壯年的他對未來并未完全喪失信心，心緒跌宕灰暗后轉呈亮色，隨之感情上表現出樂觀向上不甘沉淪的壯志豪情。一方面將自己的不幸歸之于“時運不濟，命運多舛”，將人生的窮通視作常態;又以即使圣主明時，也會有人才被埋沒現象自我安慰、自我排遣。一方面，作者發出“老當益壯”的吶喊，勉勵同仁不要因年華易逝和處境困頓而自暴自棄。以“大鵬”作比，表明凌云之志，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成句，表明自己信心未泯。“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孟嘗高潔，空余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反用“貪泉”“涸轍”、阮籍之典，表達自己雖處困頓而清操不移，逆境中壯志彌堅，盡顯失意而不頹唐失志之情。“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引用終軍、班超、宗愨的典故，表達自己渴望建功立業的遠大志向。在困難面前，作者具備了積極進取的態度、堅韌不拔的意志、樂觀開朗的情懷及潔身自好的品質。作者就是如此展示了其抑揚升沉的情感發展軌跡，披露了交織于內心的失望與希望，痛苦與追求，失意與奮進的復雜情感。
《滕王閣序》中呈現出的那種執著的追求和孤獨的悲哀盤錯交織，自信興奮的精神狀態中包含著一定程度的憂愁和煩惱，是初唐文人的普遍心態。
初唐時期，剛剛結束了戰亂頻仍、分崩離析的歷史，也結束了隋代短暫的暴政，建國之初，統治者表現出思賢若渴、重用人才的傾向。他們開始推行開明的文化政策，融合南北文化，推行科舉制度，打破了漢魏以降門閥士族把持政權的局面，使成千上萬出身寒門的庶族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為朝廷拔擢了大批治國安邦的文官武將，這樣的政治環境，空前地激發了廣大中下層知識分子的熱情。唐太宗在為秦王、隨高祖李淵征戰南北之時，就在秦府大開文學館，延攬“十八學士”，“每更值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秦王府成為當時文壇精英薈萃之所。當他繼承帝位之后，又置弘文館，與館閣學士討論典籍，吟詠性情。他多次宴飲群臣，在享樂之余，君臣之間賦詩唱和，各擅勝場，爭奇斗艷。今所傳許敬宗撰《翰林學士集》(殘本)，共收太宗時君臣唱和詩五十一首，分屬十三題，參與者除太宗、許敬宗外，還有于志寧、陸摺、長孫無忌、褚遂良、高士廉、岑文本、上官儀、楊師道、劉子翼等朝廷重臣，《全唐詩》收錄僅許敬宗一人和太宗詩就高達18首①，文學唱和風氣之盛可見一斑。太宗提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太宗寵愛有文學特長的魏王泰，杜如晦、薛收、魏征、虞世南等文士平步青云，坐致公卿。他們的成功大大激發了當時文人的用世激情，當時的精通文學和儒道的士子自以為憑借華美文辭可以實現濟世偉才，經義精通堪為帝師，于是踴躍投詩獻賦，希圖以文學僥幸進身。武后、高宗宮廷均有愛好文藝的風氣，形成“白云起而帝歌，翠蓋飛兒臣賦”的盛況。武后對文士更不吝官爵，“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為先”“器人於翰墨之間，求材於簡牘之際”。沈期、宋之問、李嶠等僅以文學獲得高位，別無他能。“大臣以無文為恥，右職以精學為先”。加之神龍年進士科始加試詩賦，辭藻表達、文章形式引起主考官和應考者的高度重視。文學成為文人們的進身之階。“取士以道德，考試以文學”的政治環境使中下層知識分子變六朝的“從政無望”為“從政有望”，故玄宗時人說“明經取士，國家取材之地”。高宗、武后朝熱衷封禪等盛世禮樂，賦頌文章的宏闊氣勢迎合統治者的心理需求，許敬宗等以大賦大頌備受青睞，炙手可熱，朝野文士爭相效仿，希望以文章得以擢拔。“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涂，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為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為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自豸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外修國史。晨趨有暇，持彩筆於瑤軒;夕拜多閑，弄雕章於琴席。”盧照鄰的文章中寄托了初唐文人的自我期許，透漏出貞觀末年至高宗時期,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開始走上政治舞臺，他們充滿對新生活的熱情和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呈現出自信興奮的精神狀態。王勃撰有多篇大賦大頌，為文有追求宏闊的趨向，為了迎合武后朝大設明堂禮典的時局，背后有效法許敬宗之流以宏大篇章得幸的政治企圖。駱賓王的一封上裴侍郎的干謁書啟至今尚存，陳子昂的《上薛令文章啟》同為干謁之辭[11]。人們熱衷于獻詩，希望通過獻詩可以得官得名。
人們為了入仕做官，獲取榮華富貴，光宗耀祖，從總角垂髫發蒙，直至皓首窮經，努力學習文化，尤其是與科舉考試有關的儒家經典、唐律、數學、書法等。但是考試制也給知識分子帶來了一定的苦惱，現實的角逐中，大批的士子墜入失望的深淵，他們的滿腔熱情被客觀現實擊碎。高宗時，各科中進士最為人看重，“進士特難其選”“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12]，“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所無恨。”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天復元年(901)，登進士第的曹松、王希羽，七十余歲;劉象、柯崇、鄭希顏均年逾耳順，時稱五老榜。考中科舉只是取得做官資格，還需通過吏部身(體貌豐偉)、言(言詞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銓選，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制舉出身，名望雖高，猶居進士之下。這樣的現實使他們憂愁而煩惱。另一方面，統治者的自私和野心及殘酷的內部權利爭斗依然使不少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因文遇禍，獻詩使他們獲罪失官。這使他們將建功立業的希望維系在受統治者賞識的基礎上顯得尤為脆弱。駱賓王因數上疏言事，得罪武后，被貶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1]。后于唐高宗儀鳳四年(679)任侍御史，因上疏言事，得罪武后，被投入獄中，寫了《在獄詠蟬》，高遠的志向、滿腔的仇怨不平及對未來的憂慮，借詠蟬宣泄。正如小序所謂“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余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他更在《螢火賦》中宣稱寫作的目的是“感而賦之，聊以自廣”。盧照鄰“自以為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并罷官，度為道士。”“和元為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戎。韋氏命鞫于大理，而將戮之。”鄭銑、朱陽丞郭仙舟因投匭獻詩而失官，被度為道士。和元因為獻詩得罪，險些被誅。初唐的沈�期、宋之問、杜審言等遭讒毀、被貶逐的官員或坎坷不幸的士子，都曾寫過“感而賦之，聊以自廣”的詩賦及文章。
總之，一方面，士子們充滿了對社會的希望和對自己的信心，他們針砭時政，想利用文學來經邦濟世，以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主觀精神。另一方面，在現實的角逐中，大批士子墮坑落塹，他們的激情最終被現實耗盡，墮落在失望的深淵。科舉制猶如一貼興奮劑，在初唐知識分子面前拓開一條光明大道，給中小地主知識分子以相對均等的機會，涌現出一大批來自中下層貴族地主的優秀詩人。可是，這條路又走得極其艱難，自信興奮的精神狀態中包含著一定程度的憂愁和煩惱，構成了初唐文人的復雜心態[15]。《滕王閣序》中呈現出來的執著的追求與孤獨的悲哀交織，是那個時期文人士子的普遍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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