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王安石詩意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許多人都接觸過一些比較經典的古詩吧，狹義的古詩，是指產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現的近體詩（又名今體詩）相對的一種詩歌體裁。那么你有真正了解過古詩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伯牙 王安石詩意古詩，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王安石的《伯牙》寫關于寫琴曲的高妙，聽琴的樂趣，或者比喻高妙的作品或知音、知己。

　　伯牙

　　作者：王安石

　　年代：北宋

　　千載朱弦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

　　故人舍我閉黃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詩意

　　千年流傳的朱弦沒有這種悲哀，

　　想彈孤絕之曲連鬼神都凝住了。

　　故人舍我而去歸于黃土，

　　你我之間一曲高山流水

　　現在也就只有我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啊

　　賞析

　　這是寫關于知音難覓或樂曲高妙的詩.寫琴曲的高妙，聽琴的樂趣，或者比喻高妙的作品或知音、知己.

　　【作者小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中進士后，曾任過地方官。神宗時為宰相，創新法以改革弊政，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對。后辭官退居南京。他是北宋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文學成就頗高，影響甚巨。其詩長于說理，精于修辭，內容亦能反映社會現實。詞雖不多，卻風格高峻豪放，感慨深沉別具一格。有《臨川集》。

　　拗相公

　　明末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事。王安石告老還鄉時，沿途所見所聞，都是百姓對變法的不滿和怨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寫道：“因他性子執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

　　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并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制定的法規制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后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清廉樸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沒準備。蕭公子心里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后，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不邇聲色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千錘百煉

　　王安石作《泊船瓜洲》，第三句最初寫作“春風又到江南岸”，覺得不好，后來改為“過”字，讀了幾遍，又嫌不好;又改為“入”字，然后又改為“滿”字，換了十多個字，最后才確定為“綠”字： “春風又綠江南岸”。

　　囚首喪面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衣裳骯臟，須發紛亂，儀表邋遢，王安石的這些惡習眾所周知。蘇洵曾經描述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慶歷五年(1045年)三月，韓琦任揚州知府，王安石為簽判，成了韓琦的幕僚。王安石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因此當差的時候時多來不及洗漱裝扮。韓琦以為王安石夜夜尋歡作樂，就勸他不可荒廢讀書。王安石也不辯解，只是說韓公不能知我，后來韓琦才發現王安石非常有才華。

　　詩人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個人恩怨

　　作者：佚名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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