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論律翻譯

　　王安石的散文名垂千古，很多都滲透著他的政治見解和法律意識，體現了法學與文學的高度融合。

　　譯文:

　　有個少年得到一只用來斗的鵪鶉，他的同伴想要，他不給。那同伴自恃和他親密，就一把拿跑了。少年去追，把他殺了。開封府判定該少年應被處死。王安石反駁說：“按照律(刑統?)的規定，不論是公然搶奪還是暗中偷竊都算是盜竊罪。此案中少年不給，他的同伴就拿走了，這就算盜竊。少年去追并把他殺掉，應該是追捕盜賊，即使殺死，也不應定罪。”因此便彈劾開封府有關部門判罪過重。開封府的官員不服，此案上報到審刑院和大理院，這兩處都認為開封府的判定是正確的。(王安石因其彈劾不當而應被判罪)，但皇帝下詔赦免了他的罪名，按照慣例，這種情況應該到閣門去答謝。王安石說：“我無罪。”不肯前去，御史因此彈劾他，皇帝卻沒有理會。

　　王安石的法律思想表達

　　一、對象：王安石其人其作

　　王安石，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其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李之亮教授在《王荊公文集箋注》的前言中用“雄氣與霸氣、俊朗氣與儒學氣”四個氣來歸納了王安石散文的本質特點，精辟而全面。

　　何為法律意識?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法律意識的內容包括法律認知，對法律的感性價值體驗和理性的思維。法律意識分為社會法律意識和個體法律意識，文章主要對個體法律意識(即王安石的法律意識)，同時聯系社會法律意識(即宋代法律意識)，來研究法律意識在王安石散文方面的影響。

　　王安石的散文主要包括賦銘、梳書、奏狀、札子、內制、外制、表、論議、書、啟、記、序、祭文、哀辭、神道碑、行狀、墓表、墓志、表狀、制誥、書信和雜著。其中，王安石的法律意識主要體現在書、表、記、序、賦銘、論議等體式的論說文中。這些文章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在王安石的諸多散文中，《上仁皇帝言事書》、《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以及《讀孟嘗君傳》、《傷仲永》等，或主張變革，或以敘述形式表達其對法社會現象的看法，都體現了王安石的法學思想，成為散文之經典。

　　二、剖析：王安石散文的法律承載

　　(一)以禮為導，以法為治

　　王安石關于禮和法的看法，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散有體現，而《禮論》、《禮樂論》、《非禮之禮》、《洪范傳》等，對禮和法則是更為直接的論述，下面從三個方面，分析王安石散文中禮法意識的體現。

　　1.儒家思想的滲入，用禮引導、教化人們

　　王安石散文中儒學氣息濃厚，在《王荊公文集箋注》中，李之亮教授認為，王安石“大量的作品中所透出的，則是玩儒經于股掌之作……王安石創作的主流恰恰是那些充滿儒學氣的作品，而清新剛健之作，不過是其支脈而已，不少人只是把他的支脈夸大了而已”。從法學的角度看，儒家對人的軟性約束和法家對人的硬性約束，都是必要的，只是必須衡量，孰輕孰重，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人，衡量的結果都會有所差異。號為“通儒”的王安石，在對待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是穩重而大度的大家風范。他認為“夫民之于此(化)，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于外爾，次亦不思之過也。”可見，王安石認為禮和法同是作為規范社會的禮和法，在功能上是互補的，因而以禮為導，以法為治是非常必要的。

　　在《禮樂論》中，王安石對禮和法也有比較明確的論述：“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于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到底是用禮來規范人們還是用法來約束人們呢?王安石認為曾子之言“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是不全面的，因為“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于外哉?”在王安石看來，禮是用來引導的，“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這就是禮的意義所在。但是禮“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要取得它預期的效果，必須借助一定的載體，去使其中的精神和觀念融進人們的思想中，因此也不能忽視法律和政治的傳播和推進作用，可以說，對于教化人們，王安石是希望用“道”來完成的，但是“道”要傳播、要被接受，還是得靠“法度刑政”，這也是“以禮為導，以法為治”的一個體現。

　　2.人治與法制相結合，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

　　在《取材》中，王安石提出：“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后施之于政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也。”

　　在此，王安石明確提出，儒生要有治國安民的思想，要“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這一切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好好治理國家，為天下蒼生造福。如果管理者本身的素質能夠達到一定水平，那么，國家的強盛則指日可待了。

　　王安石對人君的要求更為嚴格，他主張“施仁政”，因此君主的思想道德修養是人治是否能夠取得理想效果的關鍵。在《洪范傳》中對此有所論述：“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為政于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王安石認為人君要治理國家，首先要自己“修其心、治其身”，才能“為政于天下”，儒家思想的滲入使得王安石相信“為政在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王安石對于治國，在當時來說是相當進步的，他堅持以禮為先導，但是從來沒有忽略法制的作用，在實際法律運用的時候，他也是偏向于守法的，例如在“阿云案”中，他就曾說：“有司議罪，但當守法，情理輕重，則赦許奏裁。若有司輒得舍法以論罪，則法亂于天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在禮和法的關系上，王安石是以禮為導，以法為治的，禮的作用是引導人的思想，防范社會犯罪，法則是用來約束人的行為，保障社會安定的，禮和法的作用是互補的。

　　(二)從實然性的角度思考法的價值

　　王安石的法律意識在其論議中有著極大的體現，但是從實然性的.角度看，論議頂多只能是一種觀點的表達，只有把自己的觀點貫徹于實踐，才真正能夠體現出人對某個事物本身的想法和價值思考。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有著不一般的意義。宋代在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改革失敗后，王安石狠下決心，嘉佑五年遞交了《上皇帝萬言書》提出了變法的建議，到神宗皇帝時才得以實施。王安石嘔心瀝血，創新法制，大力推行，無非是希望能夠 “富國強兵”，實際中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在王安石的意識中，法律的實然性要比應然性來得重要得多，以下從三個方面分析王安石的法律實然性價值。

　　1.“變風俗，立法度”，讓法的施行有實際的基礎

　　在王安石的札子《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札子》中，明確提出了“變風俗，立法度[7]”的立法思想，體現了王安石對法的實際應用是否可行的重視。法的創立不是無中生有的，但是法創立必須有其實際的基礎，按照現實狀況來立的法才有可行性，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王安石為了使變法更加順利地進行，主張“變風俗，立法度”，這樣人民便更加容易接受突如其來的改變，不會措手不及，而且對于風俗，大多數人還是持維護態度的，因為風俗其實是文化的一種傳承，一直以來的非正式的“自然法”，如果能夠順著風俗，把有利于生產和發展的風俗變成國家明文規定的法律，無論是對于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心態，法律的推行，都是百利而無一弊的。

　　2.反對重刑主義，注重法的教化作用

　　王安石不是一個重刑主義者，他的儒學思想使他有著“施仁政”的要求，并不是他偏于禮教一方而忽視法律，而是他更注重的是教化。正如前文所言，王安石的禮法思想是以禮為導，以法為治，因此，引導和教化才是一個社會的百姓最應該接受的，而不是動不動就受到嚴重的懲罰，統治者不注意提高人民的素質，一味地追求用嚴刑來使人民屈于法律之下，只會弄巧成拙，得到相反的效果，甚至會引起動亂，最終導致國家滅亡。

　　3.以實踐為準，強調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法律

　　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理論，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成為了他變法的綱領。這也是王安石重視實然性的一個重要體現。在天和人的關系上，王安石有過一番說法，他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傅會，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天變、祖宗之法、人言，此三樣都是當時傳統文化中重要的立法因素，但于王安石而言，最重要的是法律的實際效果，如果能取得實際成效的話，天變、祖宗之法和人言都只是次要問題，這和王安石的實然性價值觀是一致的。王安石強調一切以實踐為準，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法律，而不必理會其他次要因素，這是很有價值的。同樣一句話，作為變法的綱領，同樣也是做文章的綱領，不得不讓人佩服。

　　三、借鑒：王安石以文載法的時代意義

　　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大量的作品都與法、政治有關，《歷山賦》、《上五事札子》、《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札子》等等都成為千古散文之典范，在當時來說，具有的是進諫、提倡變法，甚至是在民間流傳，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可見文學和法學從來都是同流的，缺少了文學色彩的法學著作，會變得淡然無味，文學如果缺少了法學那一塊，也難以真正地反映社會，難以道出生活的真諦。

　　王安石的法律意識在其散文中的滲透與體現，在法律上，王安石主張以禮為導，以法為治，和重視實然性價值，而在文學上，則更多地立足于經學和政治的立場，以功利性、實用性論文，強調文學的教化宣傳功能，因此王安石的法律意識在其文學上得到的體現不比在變法實踐中少，他的文學是他宣揚自己法學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是他法律意識體現的一個載體，如果沒了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單從史書記載，后人無法真切地感受當時的宋朝的經濟狀況和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當然也難以研究這位主張變法的政治家的真正想法以及他對社會的貢獻。

　　比較有意思的是上文所提的“三不足”理論，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既是變法的綱領，也是其散文的精髓，這就把文學和法學的一定程度上有機結合起來了。每個人的文章都有屬于自己的“文氣”，而每個人的法律意識在表現上也會不一樣，但是兩者卻是相通的，例如王安石的散文和司馬光的散文所表現的“文氣”便是大相徑庭，他們闡述自己的法學思想的辯駁，文采斐然，這對于辯駁雙方，皇帝，還有其他的旁觀者，都是一種極佳的享受，而不管到最后誰贏誰輸，誰對誰錯。

　　文學是法律傳播以及示于后人的重要手段，同時文學在傳播個人法律意識，又或是反映社會法律意識的時候，又不自覺地扮演著傳承者和創作者的雙重角色，這給法律帶來了更蓬勃的生機，也就是說，因為肩負了法律意識傳播的重任，文學有了更豐富的視野，這對文學創作的發展是有極大的推進作用的。而文學因膾炙人口而讓人容易接受，這在提高全民法律意識上也是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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