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湖陰先生壁王安石的

　　引導語：楊德逢，別號湖陰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時的鄰居和經常往來的朋友。下文就是有關《書湖陰先生壁》知識，我們一起閱讀學習吧。

　　書湖陰先生壁⑴

　　其一

　　茅檐長掃凈無苔⑵，花木成畦手自栽⑶。

　　一水護田將綠繞⑷，兩山排闥送青來⑸。

　　其二

　　桑條索漠楝花繁(6)，風斂余香暗度垣。

　　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半山園。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⑴書：書寫，題詩。湖陰先生：本名楊德逢，隱居之士，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紫金山(今江蘇南京)時的鄰居。

　　⑵茅檐：茅屋檐下，這里指庭院。無苔：沒有青苔。

　　⑶成畦(qí )：成壟成行。 畦：經過修整的一塊塊田地。

　　⑷護田：這里指護衛環繞著園田。語出《漢書·西域傳序》：“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⑸排闥(tà)：開門。語出《漢書· 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噲乃排闥直入。”闥：小門。送青來：送來綠色。

　　(6)楝(liàn)花：“二十四番花信”里的楝花，指的就是北方常見的苦楝花。

　　【白話譯文】

　　【其一】

　　茅草房庭院經常打掃，潔凈得沒有一絲青苔。花草樹木成行成壟，都是主人親手栽種。庭院外一條小河保護著農田，并且環繞著農田;兩座大山打開門來為人們送去綠色。

　　【其二】

　　桑樹枝葉繁茂，楝花也十分繁盛。清風吹送楝花余香，悄悄地送過墻頭。 黃鶯幾聲清脆的啼叫 ，驚醒了我的午覺。一夢醒來，我恍恍惚惚還覺得自己好像仍然在舊日所住的半山園中。 [4]

　　【創作背景】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是王安石題在楊德逢屋壁上的一組詩。楊德逢，別號湖陰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時的鄰居和經常往來的朋友。

　　【作品鑒賞】

　　這兩首詩是題寫在湖陰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這一首詩用典十分精妙，讀者不知典故內容，并不妨礙對詩歌大意的理解;而詩歌的深意妙趣，則需要明白典故的出處才能更深刻地體會。

　　首二句贊美楊家庭院的清幽。“茅檐”代指庭院。“靜”即凈。怎樣寫凈呢?詩人摒絕一切平泛的描繪，而僅用“無苔”二字，舉重若輕，真可謂別具只眼。何以見得?江南地濕，又時值初夏多雨季節，這對青苔的生長比之其他時令都更為有利。況且，青苔性喜陰暗，總是生長在僻靜之處，較之其他雜草更難于掃除。而今庭院之內，連青苔也沒有，不正表明無處不凈、無時不凈嗎?在這里，平淡無奇的形象由于恰當的用字卻具有了異常豐富的表現力。“花木”是庭院內最引人注目的景物。因為品種繁多，所以要分畦栽種。這樣，“成畦”二字就并非僅僅交代花圃的'整齊，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豐美，既整齊又不單調。

　　這清幽環境令人陶醉，所以當詩人的目光從院內花木移向院外的山水時，他的思致才會那樣悠遠、飄逸，才會孕育出下面一聯的警句，門前的景物是一條河流，一片農田，兩座青山，在詩人眼里，山水對這位志趣高潔的主人也有情誼。詩人用擬人手法，將“一水”“兩山”寫成富有人情的親切形象。彎彎的河流環繞著蔥綠的農田，正像母親用雙手護著孩子一樣。“護”字，“繞”字顯得那么有情。門前的青山見到庭院這樣整潔，主人這樣愛美，也爭相前來為主人的院落增色添彩：推門而入，奉獻上一片青翠。詩人以神來之筆，留下千古傳誦的名句。

　　“一水”“兩山”被轉化為富于生命感情的親切的形象，而為千古傳誦。但后二句所以廣泛傳誦，主要還在于這樣兩點：一、擬人和描寫渾然一體，交融無間。“一水護田”加以“繞”字，正見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環繞著綠油油的農田，這不恰像一位母親雙手護著小孩的情景嗎?著一“護”字，“繞”的神情明確顯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闥”二字，更是神來之筆。它既寫出了山色不只是青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撲向庭院而來!這種描寫給予讀者的美感極為新鮮、生動。它還表明山的距離不遠，就在楊家庭院的門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動人的，是寫出了山勢若奔，仿佛剛從遠方匆匆來到，興奮而熱烈。所有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這種種描寫，又都和充分的擬人化結合起來，那情調、那筆致，完全像在表現“有朋自遠方來”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顧不得敲門就闖進庭院送上禮物。二者融合無間，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經錘煉又無斧鑿之痕，清新雋永，韻味深長。二、這兩句詩也與楊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聯里，已可看到一個人品高潔、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陰先生。所居僅為“茅檐”，他不僅“掃”，而且“長掃”(即常掃)，以至于“靜無苔”;“花木成畦”，非賴他人，而是親“手自栽”。可見他清靜脫俗，樸實勤勞。這樣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間，當然比別人更能欣賞到它們的美，更感到“一水”“兩山”的親近;詩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陰先生早已締結了深厚的交誼。詩以“書湖陰先生壁”為題，處處關合，處處照應，由此也可見出詩人思致的綿密。

　　此詩對于“一水”“兩山”的擬人化，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征為基礎，又與具體的生活內容相吻合，所以氣足神完，渾化無跡，成為古今傳誦的名句。

　　在修辭技巧上，“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兩句也堪作范例。詩人運用了對偶的句式，又采用了擬人的手法，給山水賦予人的感情，化靜為動，顯得自然化境既生機勃勃又清靜幽雅。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后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歷二年(1042)進士。嘉祐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謚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后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

　　人物評價/王安石

　　參見詞條王安石變法的相關評價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蕓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

　　敖器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征，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梁啟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后，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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