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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潛筆下的陶淵明
【作者簡介】朱光潛(1897年-1986年)，筆名孟實、盟石。安徽省桐城人(今樅陽縣麒麟鎮(zhèn)岱鰲村人)。中國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全國政協(xié)二、三、四、五屆委員、六屆常務委員，民盟三、四屆中央委員，中國文學藝術(shù)界聯(lián)合委員會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
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著許多矛盾和沖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于達到調(diào)和靜穆。
淵明像一切其他大詩人一樣，有任何力量不能剝奪的自由，在這“樊籠”以外，發(fā)現(xiàn)一個“天空任鳥飛”的宇宙。
中國詩人歌詠自然的見氣由陶、謝開始，后來王、孟、儲、韋諸家加以發(fā)揮光大，遂至幾無詩不狀物寫景。但是寫來寫去，自然詩終讓淵明獨步。許多自然詩人的毛病只知雕繪聲色，裝點的作用多，表現(xiàn)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與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的戲劇中扮演極生動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見出作者的整個人格。這分別的原因也在淵明有較深厚的人格的涵養(yǎng)，較豐富的精神生活。
隱與俠有時走極端，“不近人情”;淵明的特色是在處處都最近人情，胸襟盡管高超而卻不唱高調(diào)。他仍保持著一個平常人的的家常便飯的風格。法國小說家福樓拜認為人生理想在“和尋常市民一樣過生活，和半神人一樣用心思”，淵明算是達到了這個理想。他的高妙處我們不可仰攀，他的平常處我們卻特別覺得親切，他盡管是隱士，盡管有俠氣，在大體上還是“我輩中人”。
總合各家的評語來說，陶詩的特點在平、淡、枯、質(zhì)，又在奇、美、腴、綺。這兩組恰恰相反的性質(zhì)如何能調(diào)和在一起呢?把他們調(diào)和在一起，正是陶詩的奇跡;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許多不同的性質(zhì)調(diào)和在一起，是同樣的奇跡。
大約詩文作者內(nèi)外不能一致時，總想借脂粉掩飾，古今無須借脂粉掩飾者實在寥寥。這掩飾有時做過火，可以引想極強烈的反感，于是補偏救弊者不免走到蓬首垢面的另一極端，所以在事實上平、枯、質(zhì)與奇、腴、綺這種的分別確是存在，而所指的卻都是偏弊，不能算是詩文的勝境。陶詩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質(zhì)不綺，因為它恰到好處，適得其中;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它一眼看去，卻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質(zhì)綺。這是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
1 他的身世、交游、閱讀和思想
大詩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yǎng)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fā)。陶淵明是這個原則的一個典型的例證。正和他的詩一樣，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凡是稍涉獵他的作品的人們對他不致毫無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卻也不是易事。我現(xiàn)在就個人所見到的陶淵明來作一個簡單的畫像。
他的時代是在典午大亂之后，正當劉裕篡晉的時候。他生在一個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的后人固有問題，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孫。當時講門第的風氣很盛，從《贈長沙公》和《命子》諸詩看，他對于他自己的門第素很自豪。他的祖父不定期做過不大不小的官。他的父親似早就在家居閑(據(jù)《命子》詩，安城太守之說似不確。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職，到了序他的父親只有“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冥茲慍喜”數(shù)語)。
他的母親是當時名士孟嘉的女兒。他還有一個庶母，弟敬遠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親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下有侄兒靠他撫養(yǎng)。他自己續(xù)過弦，原配在他三十歲左右死去。繼娶翟氏，幫他做農(nóng)家操作。他有五個兒子，似還有“弱女”，不同母。他在中年遭了幾次喪事，還遭了一次火，家庭負擔很不輕，算是窮了一生。他從早年就愛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時年才五十余(舊傳淵明享年六十三，吳汝綸定為五十一，梁啟超定為五十六，古直定為五十二，從作品的內(nèi)證看，五十一二之說較勝)，卻早已“白發(fā)被兩鬢”，可見他的身體衰弱。
當時一般社會情形很不景氣，他住在江西潯陽柴桑，和一般衰亂時代的鄉(xiāng)下讀書人一樣，境況非常窘迫。在鄉(xiāng)下無恒業(yè)的讀書人大半還靠種田過活，淵明也是如此。但是田薄歲歉(看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諸句可知)，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維持極簡單的生活，以致“冬無蘊葛，夏渴瓢簞”。淵明世家子，本有些做官的親戚朋友，迫于饑寒，只得放下犁頭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鎮(zhèn)的參軍，那時他才二十三歲左右(晉安帝隆安三年己亥)，過了兩年，他奉使到江陵(辛丑)，那時鎮(zhèn)江陵的是恒玄，正上表請求帶兵進京(建康)解孫恩之圍，恰逢孫恩的兵已退，安帝下詔兵阻止桓玄入京，淵明到江陵很可能就是奉詔止玄。就在這年冬天，他的母親去世。他居了兩年憂，到了二十八歲那年(甲辰)，又是起來到建威參軍，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補彭澤令，冬十一月就因為不高興束帶見督郵，解印緩歸田。以后他就沒有出來做官。總計起來，他做官的時候前后不過六年，除去中間丁憂兩年，實際只有四年。他再起那一年，天下正大亂，桓玄造反，劉裕平了他。此后十五六年之中，劉裕在繼續(xù)擴充他的勢力。到了淵明四十四歲那年(庚申)劉裕便篡位，晉便改成宋。從淵明二十九歲棄官，至他五十一歲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鄉(xiāng)種田，生活依然極苦，雖然偶得朋友資助，還有挨餓乞食的時候。晚年劉裕有詔征他做著作郎，他沒有就。
一個人的性格成就和他所常往來的朋友親戚們很有關(guān)系。淵明生平常往來的人大約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政治上的人物。有的是他的上司。他做鎮(zhèn)軍參軍時，那鎮(zhèn)軍可能為劉牢之;做建威參軍時，那建威可能是劉敬宣;
他奉使江陵時，鎮(zhèn)江陵的是恒玄，有人還疑心他在恒玄屬下做過官。有的是仰慕他而想結(jié)交他的。第一是江州刺史王宏，想結(jié)交他，苦無路可走，聽說他要游廬山，于是請他的朋友龐通之備酒席侯于路中，二人正歡飲時，王宏才闖到席間，因而結(jié)識了他。此后兩人常有來往，王宏常送他酒，資助他的家用。集中《于王撫軍座送客一首》大概就是在王宏那里寫的。其次是繼王宏做江州刺史的檀道濟，親自去拜訪淵明，勸他做官，他不肯，并且退回道濟所帶來的禮物。但這一類人淵明大半說不上是朋友，真正夠上做朋友的只顏延之。延之做始安太守過半潯陽時，常到淵明那里喝酒，臨別時留下二萬錢。淵明把這筆款子全送到酒家。延之在當時也是一位大詩人，名望比淵明高得多。他和淵明交誼甚厚，淵明死后，他做了一篇有名的誄文。
第二種朋友是集中載有贈詩的，象龐參軍、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長史、張常侍那一些人，大半官階不高，和淵明也相知非舊，有些是柴桑的地方官，有些或許是淵明做官時的同僚，偶接杯酒之歡的。這批人事跡不彰，對淵明也似沒有多大影響。
最有趣味而最難捉摸他們與淵明關(guān)系的是第三種人，就是在思想情趣與藝術(shù)方面可能與淵明互相影響的。頭一個當然是蓮社高僧慧遠。他瞧不起顯達的謝靈運，而結(jié)社時卻特別寫信請淵明，淵明回信說要準他吃酒才去，慧遠居然為他破戒置酒，淵明到了，忽“攢眉而去”。他對蓮社所奉的佛教顯然聽到了一些梗概，卻也顯然不甚投機。其次就是慧遠的兩個居士弟子，與淵明號稱“潯陽三隱”的周續(xù)之和劉遺民。這三隱中只有淵明和遺民隱到底，遺民講禪，淵明不喜禪，二人相住雖不遠，集中只有兩首贈劉柴桑的詩，此外便沒有多少來往的痕跡。續(xù)之到宋朝應召講學，陪講的有祖企謝景夷，也都是淵明故友，淵明作了一首詩送他們?nèi)唬嫠麄?ldquo;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結(jié)尾勸他們“從我穎水濱”，可見他們與淵明也是“語默異勢”。最奇怪的是謝靈運。在詩史上陶、謝雖并稱，在當時謝的聲名遠比陶大。慧遠嫌謝“心亂”，不很理睬他，但他還是蓮社中要角。淵明和他似簡直不通聲氣，雖然靈運在江西住了不少的時候，二人相住很近。這其實也不足怪，靈運不但“心亂”而講禪，名位勢利的念頭很重，以晉室世家大臣改節(jié)仕宋，弄到后來受戮辱。總之，淵明和當時名士學者算是彼此“相遺”，在士大夫的圈子里他很寂寞，連比較了解他的顏延之也是由晉入宋，始終在忙官。
和淵明往來最密，相契最深的倒是鄉(xiāng)鄰中一些田夫野老。他是一位富于敏感的人，在混亂時代做過幾年小官，便發(fā)誓終身不再干，他當然也嘗夠了當時士大夫的虛偽和官場的惡濁，所以寧肯回到鄉(xiāng)間和這班比較天真的人們“把酒話桑麻”。看“農(nóng)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幾句詩，就可以想見他們中間的真情和樂趣。他們對淵明有時“壺漿遠見侯”，淵明也有時以“只雞招近局”。從各方面看，淵明是一個富于熱情的人，甘淡泊則有之，甘寂寞則未必，在歸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頗得到一些溫慰。
淵明的一生生活可算是“半耕半讀”。他說讀書的話很多：“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樂琴書以銷憂”;“委懷在琴書”等等，可見讀書是他一個重要的消遣。他對于書有很深的信心，所以說“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不過從他的詩里看，所謂“異書”主要的不過是《山海經(jīng)》之類。他常提到的卻大半是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詩書敦宿好”、“言談無俗調(diào)，所說圣人篇”。在《飲酒詩》最后一首里，他特別稱贊孔子刪詩書，嗟嘆狂秦焚詩書，漢儒傳六經(jīng)，而終致慨“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從他這里援引的字句或典故看，他摩挲最熟的是《詩經(jīng)》、，《楚辭》、《莊子》、《列子》、《史記》、《漢書》六部書;從偶爾談到隱逸神仙的話來看，他讀過皇甫謐的《高士傳》和劉向的《列仙傳》那一類書。他很愛讀傳記，特別流連于他所景仰的人物，如伯夷、叔齊、荊軻、四皓、二疏、楊倫、邵平、袁安、榮啟期、張仲蔚等，所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者指此。
淵明讀書大抵采興趣主義，我們不能把他看成一個有系統(tǒng)的專門學者。他自己明明說：“好讀書，不求甚解”，顏延之也說他“學非稱師。趁此我們可略談他的思想。這是一個古今聚訟的問題。朱晦庵說：“靖節(jié)見趣多是老子”，“旨出于老莊”。最近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淡之關(guān)系》一文里作結(jié)論說：
淵明之思想為承載魏晉清淡演變之結(jié)果，及依據(jù)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chuàng)設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并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于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舊自然說之積極抵觸名教也。又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yǎng)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因其如此，既無舊自然說形骸物質(zhì)之滯累，自不至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故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nèi)道，舍釋迦則宗天師也。
這些話本來都極有見地，只是把淵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tǒng)井然、壁壘森嚴的哲學或宗教思想，像一個謹守繩墨的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顏延之所說的“學非稱師”，他不僅曲解了淵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淵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卻不是一個拘守系統(tǒng)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讀各家的書，和各人物接觸，在于無形中受他們的影響，像蜂兒采花釀蜜，把所吸收來的不同的東西融會成他的整個心靈。在這整個心靈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儒家的成分，也可以發(fā)現(xiàn)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nèi)外之分，尤其不見得淵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說他有意要做哪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傾向比較大。
至于淵明是否受佛家的影響呢?寅恪先生說他絕對沒有，我頗懷疑。淵明聽到蓮社的議論，明明說過它“發(fā)人深省”，我們不敢說“深省”究竟是什么，“深省”卻大概是事實。寅恪先生引《形影神》詩中“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幾句話，證明淵明是天師教信徒。我覺得這幾句話確可表現(xiàn)淵明的思想，但是在一個佛教徒看，這幾句話未必不是大乘精義。此外淵明的詩里不但提到“冥報”而且談到“空無”(“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我并不敢因此就斷定淵明有意地援引佛說，我只是說明他的意識或下意識中有一點佛家學說的種子，而這一點種子，可能像是熔鑄成就他的心靈的許多金屬物中的寸金片鐵;在他的心靈煥發(fā)中，這一點小因素也可能偶爾流露出來。我們到下文還要說到，他的詩充滿著禪機。
2 他的情感生活
詩人與哲學家究竟不同，他固然不能沒有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未必是有方法系統(tǒng)的邏輯的推理，而是從生活中領(lǐng)悟出來，與感情打成一片，蘊藏在他的心靈深處，到時機到來，忽然迸發(fā)，如靈光一現(xiàn)，所以詩人的思想不能離開他的情感生活去研究。淵明詩中“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顏”，“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諸句都含有心為物宰的至理;儒家所謂“浩然之氣”，佛家所謂“澄圓妙明清凈心”，要義不過如此;儒佛兩家費許多言語來闡明它，而淵明靈心迸發(fā)，一語道破，我們在這里所領(lǐng)悟的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情趣，一種胸襟，一種具體的人格。再如“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情新”，“烏弄歡新節(jié)，冷風送余善”，“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諸句都含有冥忘物我，和氣周流的妙諦，儒家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梵家謂“梵我一致”，斯賓諾莎的泛神觀，要義都不過如此;淵明很可能沒有受任何一家學說的影響，甚至不曾像一個思想家推證過這番道理，但是他的天資與涵養(yǎng)逐漸使這么一種“魚躍鳶飛”的心境生長成熟，到后來觸物即發(fā)，純是一片天機。了解淵明第一須了解他的這種理智滲透情感所生的智慧，這種物我默契的天機。這智慧，這天機，讓染著近代思想氣息的學者們拿去當“思想”分析，總不免是隔靴搔癢。
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開，詩主要地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現(xiàn)。因此研究一個詩人的感情生活遠比分析他的思想還更重要。談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樣，淵明并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著許多矛盾和沖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于達到調(diào)和靜穆。我們讀他的詩，都欣賞他的“沖澹”，不知道這“沖澹”是從幾許辛酸苦悶得來的，他的身世如我們在上文所述的，算是飽經(jīng)憂患，并不像李公麟諸人所畫的葛巾道袍，坐在一棵松樹下，對著無弦琴那樣悠閑自得的情境。我們須記起他的極端的貧窮，窮到“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他雖不怨天，卻坦白地說“離憂凄目前”;自己不必說，叫兒子們“幼而饑寒”，他尤覺“抱茲苦心，良獨內(nèi)愧”。他逼著要自己種田，自道苦衷說：“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他逼得到乞食，一杯之惠叫他圖“冥報”。窮還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他的詩集滿紙都是憂生之嗟。《形影神》那三首詩就是在思量生死問題：“一世異朝世，此語良不虛”，“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求我勝年歡，一毫無復意”，“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從苦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詩句都可以見出遲暮之感與生死之慮無日不在淵明心中盤旋。尤其是剛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元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這世間人有誰能給他安慰呢?他對于子弟，本來“既見其生實欲其可”，而事實上“雖有五男兒，總不愛紙筆”，使他嗟嘆“天運”。至于學士大夫中朋友，我們前已說過，大半和他“語默殊勢”，令他起“息交絕游”的念頭。連比較知己的像周續(xù)之、顏延之一班人也都轉(zhuǎn)到劉宋去忙官，他送行說：“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路若經(jīng)商山，為我稍躊躇”，這語音中有許多寂寞之感!
這里也可以見出一般人所常提到的“恥事二姓”問題雖不必過于著重，卻也不可筆抹煞。他心里痛恨劉裕篡晉，這是無疑的，不但《述酒》、《擬古》、《詠荊軻》諸詩可以證明，就是他對于伯夷、叔齊那些“遺烈”的景仰也決不是無所為而發(fā)。加以易姓前后幾十年中——淵明的大半生中——始而有王恭、孫恩之亂，繼而有桓玄、劉裕之哄，終而有劉裕推翻晉室，兵戈擾攘，幾無寧日。淵明一個窮病書生，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謀生，也很叫他憂憤。我們稍玩索“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壑舟無須叟，引我不得住”諸詩的意味，便可領(lǐng)略淵明的苦悶。
淵明詩篇篇有酒，這是盡人皆知的，像許多有酒癖者一樣，他要借酒壓住心頭極端的苦悶，忘去世間種種不稱心的事。他嘗說：“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數(shù)斟已復醉，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酒對于他仿佛是一種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運挑戰(zhàn)，后來它變成一種沉痼，不但使他“多謬誤”，而且耽誤了他的事業(yè)，妨害他的病體。從《榮木》詩里“志彼不舍(學業(yè))，安此日富(酒)，我之懷矣，怛焉內(nèi)疚”那幾句話看，他有時頗自悔，所以曾一度“止酒”。但是積習難除，到死還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淵明和許多有癖好的詩人們(例如阮籍、李白、波斯的奧馬康顏之類)的這種態(tài)度，在近代人看來是“逃避”，我們不能拿近代人的觀念去責備古人，但是“逃避”確是事實。逃避者自有苦心，讓我們慶賀無須飲酒的人們的幸福，同時也同情于“君當恕醉人”那一個沉痛的呼聲。
世間許多醉酒的人們終止于劉伶的放誕，淵明由沖突達到調(diào)和，并不由于飲酒。彌補這世間缺陷的有他極豐富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他的極深廣的同情。我們一般人的通病是囿在一個極狹小的世界里活著，狹小到時間上只有現(xiàn)在，在空間上只有切身利益相關(guān)系的人與物;
如果現(xiàn)在這些切身利害關(guān)系的人與物對付不順意，我們就活活地被他們扼住頸項，動彈不得，除掉怨天尤人以外，別無解脫的路徑。淵明像一切其他大詩人一樣，有任何力量不能剝奪的自由，在這“樊籠”以外，發(fā)現(xiàn)一個“天空任鳥飛”的宇宙。第一是他打破了現(xiàn)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載，發(fā)現(xiàn)許多可“尚友”的古人。《詠貧士》詩中有兩句話透漏此中消息：“何以慰吾懷，賴古此多賢。”這就是說，他的清風亮節(jié)在當時雖無同調(diào)，過去有同調(diào)的人們正復不少，使他自慰“吾道不孤”。他好讀書，就是為了這個緣故，他說“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而這些“遺烈”可以使他感發(fā)興起。他的詩文不斷地提到他所景仰的古人，《述酒》與《扇畫贊》把他們排起隊伍來，向他們馨香禱祝，更可以見出他的志向。這隊伍里不外兩種人，一是因窮守節(jié)的隱士，如荷篠丈人、長沮桀溺、張長公、薛孟嘗、袁安之類，一是亡國大夫積極或消極地抵搞新朝，替故主復仇，如伯夷、叔齊、荊軻、韓非、張良之類，這些人們和他自己在身世和心跡上多少相類似。
在這里我們不妨趁便略談淵明帶有俠氣、存心為晉報仇的看法。淵明俠氣則有之，存心報仇似未必，他不是一個行動家，原來為貧而仕，未嘗有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那種近于夸誕的愿望，后來解組歸田，終身不仕，一半固由于不肯降志辱身，一半也由于慣嘗了“樊籠”的滋味，要“返自然”，庶幾落得一個清閑。他厭惡劉宋是事實，不過他無力推翻已成之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極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懷荊軻、張良等“遺烈”，所謂“刑天舞干戚”，雖無補于事，而“猛志固常在”。淵明的心跡不過如此，我們不必妄為捕風捉影之談。
淵明打破了現(xiàn)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guān)性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只是一團和氣，普運周流，人我物在一體同仁的狀態(tài)中各自徜徉自得，如莊子所說的“魚相與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躍，情趣更豐富;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氣韻。這種物我的回響交流，有如佛家所說的“千燈相照”，互映增輝。所以無論是微云孤島，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觸目成趣。淵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這樣深廣的同情;他沒有由苦悶而落到頹唐放誕者，也正以此。中國詩人歌詠自然的見氣由陶、謝開始，后來王、孟、儲、韋諸家加以發(fā)揮光大，遂至幾無詩不狀物寫景。但是寫來寫去，自然詩終讓淵明獨步。許多自然詩人的毛病只知雕繪聲色，裝點的作用多，表現(xiàn)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與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的戲劇中扮演極生動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見出作者的整個人格。這分別的原因也在淵明有較深厚的人格的涵養(yǎng)，較豐富的精神生活。
淵明的心中有許多理想的境界。他所景仰“遺烈”固然自成一境，任他“托契孤游”;他所描寫的桃花源尤其是世外的樂土。歐陽公嘗說晉無文章，只有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依我愚見，《桃花源記》境界之高還在《歸去來辭》之上。淵明對于農(nóng)業(yè)素具信心，《勸農(nóng)》、《懷古田舍》、《西田獲早稻》諸詩已再三表明他的態(tài)度。《桃花源記》所定是一個理想的農(nóng)業(yè)社會，無政府組織，甚至無詩書歷志，只“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流，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這境界頗類似盧梭所稱羨的“自然狀況”。淵明身當亂世，眼見所謂黃章制度徒足以憂民，而農(nóng)業(yè)國家的命脈還是系于耕作，人生真正的樂趣也在桑麻閑話，樽酒消憂，所以寄懷于“桃花源”那樣一個淳樸的烏托邦。
淵明未見得瞧得起蓮社諸賢的“文字禪”，可是禪宗人物很少有比淵明更契于禪理的。淵明對于自然的默契，以及他的言語舉止，處處都流露著禪機。比起他來，許多談禪的人們都是神秀，而他卻是惠能。姑舉一例以見梗概。據(jù)晉書《隱逸傳》：“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故事所指示的，并不是一般人所謂“風雅”，而是極高智慧的超脫。他的胸中自有無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跡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還是如此。昔人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勝境，淵明不但在詩里，而且在生活里，處處表現(xiàn)出這個勝境，所以我認為他達到最高的禪境。慧遠特別敬重他，不是沒有緣由的。
總之，淵明在情感生活上經(jīng)過極端的苦悶，達到極端的和諧肅穆。他的智慧與他的情感融成一片，釀成他的極豐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為人和他的詩一樣，都很淳樸，卻都不很簡單，是一個大交響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的聲響。
3 他的人格與風格
淵明是怎樣一個人，上文已略見梗概。有一個普通的誤解我們須打消。自鐘嶸推淵明為“隱逸詩人之宗”，一般人都著重淵明的隱逸的一方面;
自顏真卿作詩表白淵明眷戀晉室的心跡以后，一般人又看重淵明忠貞一方面。淵明是隱士，卻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孤高自賞、不食人間煙火氣，像《紅樓夢》里妙玉性格的那種隱士;
淵明是忠臣，卻也不是他自己所景仰的荊軻、張良那種忠臣。在隱與俠以外，淵明不定期有極實際極平常的方面。這是一般人所忽視而本文所特別要表明的。隱與俠有時走極端，“不近人情”;淵明的特色是在處處都最近人情，胸襟盡管高超而卻不唱高調(diào)。他仍保持著一個平常人的的家常便飯的風格。法國小說家福樓拜認為人生理想在“和尋常市民一樣過生活，和半神人一樣用心思”，淵明算是達到了這個理想。他的高妙處我們不可仰攀，他的平常處我們卻特別覺得親切，他盡管是隱士，盡管有俠氣，在大體上還是“我輩中人“。他很看重衣食以及經(jīng)營衣食的勞作，不肯像一般隱者做了社會的消耗者，還在唱”不事家人生產(chǎn)“的高調(diào)。他一則說：“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再則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本著這個主張，他從幼到老，都以種田為恒業(yè)。他實實在在自己動手，不像一般隱士只是打“躬耕”的招牌。種田不能過活，他不惜出去做小官，他坦白地自供做官是“為饑所驅(qū)”，“傾身營一飽”，也不像一般求官者有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種田做官都不能過活，索性便求鄰乞食，以為施既是美德，受也就不是丑事。在《有會而作》那首詩里，他引《檀弓》里餓者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餓死的故事，深覺其不當，他說：“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jīng)]空自遺。”在這些地方我們覺得淵明非常率真，也非常近人情。他并非不重視廉潔與操守，可是不像一般隱者矯情立異、沾沾自喜那樣講廉潔與操守。他只求行吾心之所安，適可而止，不過激，也不聲張。他很有儒家的精神。
不過淵明最能使平常人契合的還是在他對人的熱情。他對于平生故舊，我們在上文已經(jīng)說過，每因“語默殊勢”而有不同調(diào)之感，可是他覺得“故者無失其為故”，贈詩送行，仍依依不舍，殷殷屬望，一片忠厚篤實之情溢于言表，兩《答龐參軍》、《示周祖謝》、《與晉殷安別》、《贈羊長史》諸詩最足見出他于朋友厚道。在家人父子兄弟中，他尤其顯得是一個富于熱情的人。他的父親早棄世，他在《命子》詩中有“瞻望弗及”之嘆。他的母親年老，據(jù)顏延之的誄文，他的出仕原為養(yǎng)母(“母老子幼，就養(yǎng)勤匱，遠惟田生至親之義，追悟毛子棒檄之懷”)。他出去沒有多久，就回家省親，從《阻風于規(guī)林》那兩首詩看，他對于老母時常眷念，離家后致嘆于“久游念所生”，回家時“計日望舊居”，到家后“一欣侍溫顏”，語言雖簡，情致卻極深摯。弟敬遠和程氏妹都是異母生的，程氏妹死了，淵明棄官到武昌替她料理后事，在祭妹文與祭弟文中，他追念早年共甘苦同患難的情況，焦慮遺孤們將來的著落，句句話都從肺腑中來，淵明天性之厚從這兩篇祭文、自祭文以及與子儼等疏最足以見出，這幾篇都是絕妙文字，可惜它們的名聲為詩所掩。
淵明在詩中表現(xiàn)最多是對于子女的慈愛。“大歡惟稚子”，“弱女雖非男，慰情聊勝無”，“稚子戲我側(cè)，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隨便拈幾個例子，就可心令人想象到淵明怎樣了解而且享受家庭子女團聚的樂趣。如果對于兒童沒有濃厚的同情，或是自己沒有保持住兒童的天真，都決說不出這樣簡單而深刻的話。淵明的長子初生時，他自述心事說：“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可見其屬望之殷。他做了官，特別遣一個工人給兒子，寫信告訴他說：“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寥寥數(shù)語，既可以見出做父母的仔細，尤可見出人道主義者的深廣的同情。“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是何等心腸!它與“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那兩句詩都可以擺在釋迦或耶穌的口里。談到他的兒子，他們似不能副他的期望，他半恢諧半傷心地說：“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他臨死時還向他們叮嚀囑咐：‘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最后以兄弟同居同財?shù)墓适聞衩闼麄儭６鸥橹鴾Y明這樣篤愛兒子，在《遣興》詩里譏誚他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其實工部開口便錯，淵明所以異于一般隱士的正在不“避俗”，因為他不必避俗，所以真正地“達道”。所謂“不避俗”是說“不矯情”，本著人類所應有的至情深情去應世接物。淵明偉大處就在他有至性深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現(xiàn)出來。趁便我們也可略談一般人聚訟的《閑情賦》。昭明太子認為這篇是“白璧微瑕”，在這篇賦里淵明對于男女眷戀的情緒確是體會得細膩之極，給他的沖淡樸素的風格渲染了一點異樣的鮮艷的色彩;但是也正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淵明是一個有血肉的人，富于人所應有的人情。
總之，淵明不是一個簡單的人，這就是說，他精神生活很豐富。他的《時運》詩序中最后一句話是“欣慨交心”，這句話可以總結(jié)他的精神生活。他有感慨，也欣喜;惟其感慨，那種欣喜是由沖突調(diào)和而徹悟人生世相的的欣喜，不只是淺薄的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種感慨有適當?shù)恼{(diào)劑，不只是奮激佯狂，或是神經(jīng)質(zhì)的感傷。他對于人生悲喜劇兩方面都能領(lǐng)悟。他的性格大體上很沖和平淡，但是也有它剛毅果敢的一方面，從不肯束帶見督郵、聽蓮社的議論攢眉而去、卻退檀道濟的禮物諸事可以想見。他的隱與俠都與這方面性格有關(guān)。他有時很放浪不拘形跡，做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釀酒用的谷)”;王宏叫匠人替他做鞋，請他量一量腳的大小，“他便于座伸腳令度”;醉了酒，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在這些地方他頗有劉伶、阮籍的氣派。但是他不恥事家人生產(chǎn)，據(jù)宋書《隱逸傳》：“他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可能在桓玄下面做過官;他孝父母，愛弟妹，愛鄰里朋友尤其酷愛子女;他的大愿望是“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他的高超胸襟并不損于他的深廣的同情;他的隱與俠也無害于他的平常人有面貌。
因為淵明近于人情，而且富于熱情，他想信他的得力所在，儒多于道。陳寅恪先生把魏晉人物分為名教與自然兩派，以為淵明“既不盡同稽向之自然，更有異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說如山(濤)王(戎)輩之所為。蓋其己身之創(chuàng)解乃一種新自然說”，“新自然說之要旨在委運任化”，并且引“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兩句詩證明淵明“非名教”。他的要旨在淵明是道非儒。我覺得這番話不但過于系統(tǒng)化，而且把淵明的人格看得太單純，不免歪曲事實。淵明尚自然，宗老莊，這是事實;但是他也并不非名教，薄周孔，他一再引“先師遺訓”(他的“先師”是孔子，不是老莊，更不是張道陵)，自稱“游好在六經(jīng)”，自勉“養(yǎng)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遺囑要兒子孝友，深致慨于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這些都是的一般的事實，卻不是證明淵明“非名教”的事實。
我們解釋了淵明的人格，已經(jīng)解釋了他的詩，所以關(guān)于詩本身的話不必多說，他的詩正和他的人格一致，也不很單純，我們姑擇一點來說，就是它的風格。一般人公認淵明的詩平淡。陳后山嫌它“不文”，頗為說詩者所驚怪。其實杜工部早就有這樣看法，他贊美“陶謝不枝梧”，卻又說，：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大約歡喜雕繪聲色鍛煉字句者，在陶詩中找不著雕繪鍛煉的痕跡，總不免如黃山谷所說的“血氣方剛時，讀此如嚼枯木”。閱歷較深，對陶詩咀嚼較勤的人們會覺得陶詩不但不枯，而且不盡平淡。蘇東坡說它“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劉后村說它“外枯中膏，似淡而實美”，姜白石說它“散而莊，淡而腴”，釋惠港引東坡說，它“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都是對陶詩作深一層的看法。總合各家的評語來說，陶詩的特點在平、淡、枯、質(zhì)，又在奇、美、腴、綺。這兩組恰恰相反的性質(zhì)如何能調(diào)和在一起呢?把他們調(diào)和在一起，正是陶詩的奇跡;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許多不同的性質(zhì)調(diào)和在一起，是同樣的奇跡。
把詩文風格分為平與奇、枯與腴、質(zhì)與綺兩種，其實根于一種錯誤的理論，仿佛說這兩種之中有一個中和點(如磁鐵的正負兩極之中有一個不正不負的部分)，沒有到這一點就是平、枯、質(zhì);超過了這一點便是奇、腴、綺。詩文實在不能有這種分別，它有一種情感思想，表現(xiàn)于恰到好處的意象語言，這恰到好處便是“中”，有過或不及便是毛病。平、枯、淡固是“不文”，奇、腴、綺也還是失當，蓬首垢面與涂脂敷粉同樣不能達到美。大約詩文作者內(nèi)外不能一致時，總想借脂粉掩飾，古今無須借脂粉掩飾者實在寥寥。這掩飾有時做過火，可以引想極強烈的反感，于是補偏救弊者不免走到蓬首垢面的另一極端，所以在事實上平、枯、質(zhì)與奇、腴、綺這種的分別確是存在，而所指的卻都是偏弊，不能算是詩文的勝境。陶詩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質(zhì)不綺，因為它恰到好處，適得其中;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它一眼看去，卻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質(zhì)綺。這是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可以說是“化境”，淵明所以達到這個境界，因為像他做人一樣，有最深厚的修養(yǎng)，又有最率真的表現(xiàn)。“真”字是淵明的惟一恰當?shù)脑u語。“真”自然也還有等差，一個有智慧的人的“真”和一個頭腦單純的人的“真”并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是Spontaneous與native的分別。淵明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蒸餾過、洗煉過的。所以在做人方面和在做詩方面，都做到簡煉高妙四個字。工部說他“不枝梧”，這三個字卻下得極有分寸，意思正是說他簡煉高妙。
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么醇、那么煉。屈原低徊往復，想安頓而終沒有得到安頓，他的情緒、想象與風格都帶有浪漫藝術(shù)的崎嶇空兀的氣象;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shù)的和諧靜穆。杜甫還不免有意雕繪聲色，鍛煉字句，時有斧鑿痕跡，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貼的句子;淵明則全是自然本色，天衣無縫，到藝術(shù)極境而使人忘其為藝術(shù)。后來詩人蘇東坡最愛陶，在性情與風趣上兩人確有許多類似，但是蘇愛逞巧智，缺乏洗煉，在陶公面前終是小巫見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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