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唐詩賞析

　　【原文】

　　二月二日

　　作者：唐·李商隱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

　　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

　　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

　　新灘莫悟游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繁體對照】

　　【二月二日】李商隱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

　　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

　　萬裏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

　　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注釋】

　　①據《全蜀藝文志》，成都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梓州風俗當亦相近。詩作于大中七年二月梓州幕。

　　②花須：花的雄蕊。柳眼：早春初生的柳葉。無賴：有意逗惱人。

　　③元亮井：指故園。陶潛字元亮，其《歸園田居》云：“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④從事：指為幕僚。亞夫營：借指柳仲郢軍幕。《漢書，周亞夫傳》載亞夫為將軍，屯軍細柳，軍紀嚴明，世稱柳營。

　　⑤全詩校：“灘，一作春；悟，一作訝；夜雨，一作雨夜。”

　　【賞析】

　　公元851年（大中五年）秋，李商隱的妻子王氏亡故。為了謀生，他不得不應東川節度使柳仲郢之辟，入幕任節度書記，于同年十月撇下幼女稚子，只身遠赴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臺），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幕府生涯。此詩應作于公元854年，即詩人在抑幕的第三年。

　　蜀中風俗，二月二日為踏青節。詩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點明踏青節江上春游。次句“東風日暖聞吹笙”，寫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覺和印象。和煦的東風，溫暖的旭日，都散發著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聲，也似乎帶著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濕，天寒吹久則聲澀不揚，須以微火香料暖笙。東風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聲清了。“聞吹笙”和“東風日暖”分別從聽覺和感覺寫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處是暖洋洋的春意。

　　頷聯“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寫江上春色。如果說首聯還是描寫剛接觸外界事物時一種自然的感受，這一聯則是有意尋春、賞春了。花、柳、蜂、蝶，都是春天最常見的事物，是春天生命與活力的標志，紅（花）、綠（柳）、黃、紫，更寫出了春天絢爛色彩。但這一聯不僅抒寫詩人對美麗春色的流連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觸動的傷感。“無賴”即“無心”，與“有情”相對。花、柳是沒有人的感覺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規律行事，春天來了，便吐蕊、長葉，在東風旭日中顯示出生命的活力，散發著春天的氣息，而不顧人的悲歡哀樂，故源“無賴”。蜂、蝶是有生命的動物，春到人間，穿花繞柳，翩翩飛舞，像是滿懷喜悅宣告著春天的來臨，故說“有情”。然而，不管是無心的花柳，還是有情的蜂蝶，它們作為春色的標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詩人形成鮮明對照。“無賴者自無賴，有情者自有情，于我總無與也”（姚培謙《李義山詩箋注》），其實還不止是“無與”，而且是一種刺激。細味“各”字、“俱”字，不難發覺其中透露出的隱痛。詩人寫江間春色，寫物遂其情，正是為了要反襯出自己的沉淪身世與凄苦心境。何焯說：“前半逼出憶歸，如此濃至，卻使人不覺”。這“不覺”正是詩的蘊藉處。

　　頸聯“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轉寫長期寄幕思歸。元亮井，用陶潛（字元亮）《歸園田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亞夫營，用周亞夫屯兵細柳營事，暗寓幕主的柳姓。雖用典，卻像隨手拈來，信口道出。他曾說自己“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可見詩人連歸隱躬耕的起碼物質條件也沒有。“萬里”、“三年”，表面上是寫空間的懸隔，時間的漫長，實際上正是抒寫欲歸不能的苦悶和無奈。對照著“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寫意》）、“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為離人照屋梁”（《初起》）等詩句，不難感到“三年從事亞夫營”之中所蘊含的羈泊天涯的痛苦。

　　末聯“新灘莫悟游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寫新灘流水在羈愁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漲，新灘流水在一般游春者聽來，自然是歡暢悅耳的春之歌；但在思歸不得的天涯羈旅者耳中，卻像是午夜檐間風雨的凄涼之聲，不斷撩動著自己的羈愁，所以發出“新灘莫悟游人意”的嗟嘆。本是聽者主觀感情作怪，卻說“新灘莫悟”，曲折有致。馮浩說：“悟字入微。我方借此遣恨，乃新灘莫悟，而更作風雨凄其之態，以動我愁，真令人驅愁無地矣。”可謂深得其旨。李商隱許多抒寫身世之悲的詩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筆調，綺麗精工的語言，著意渲染出一種迷蒙悲凄的環境氣氛。這首詩卻以樂境寫哀思，以美麗的春色反襯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輕快流走的筆調抒發抑塞不舒的情懷，以清空如話的語言表現宛轉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藝術效果。

　　【作者介紹】

　　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約858年），漢族，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詩人。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市），祖輩遷至滎陽（今河南鄭州）。擅長駢文寫作，詩作文學價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濃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但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鄉沁陽（今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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