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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楚辭》修辭特點
《詩經》和《楚辭》分別作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修辭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1 引言
古往今來，作為我國詩歌源頭的兩部巨著《詩經》和《楚辭》已經為許多學者所潛心鉆研，成果之多、著述之豐可謂驚人。然而這些汗牛充棟的著作多是專就《詩經》或《楚辭》進行研究的，其中涉及修辭學的論述一般局限在其修辭格上，而沒能從總體上把握它們的修辭全貌。將《詩經》與《楚辭》作比較的學術作品較少，而且著眼點往往放在證明“風”與“騷”的縱向傳承關系上，其中雖也有進行橫向比較的地方，但卻零碎而不成系統�！对娊洝泛汀冻o》分別作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修辭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本文擬以對原始語料(《楚辭》中以無爭議或爭議較少的屈原作品——《離騷》《九章》《九歌》《天問》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解讀為基礎，結合以往學者的研究，分別總結出《詩經》《楚辭》的修辭特點并進行比較，嘗試分析產生這些特點的原因。本文所引《詩經》篇章文字皆從朱熹《詩集傳》[1]，解釋參考周振甫《詩經譯注》[2];所引《楚辭》篇章文字皆從董楚平《楚辭譯注》[3]。
2 《詩經》《楚辭》的修辭特點
2.1 《詩經》的修辭特點
2.1.1 簡潔精練
2.1.1.1 四言為主，多單音節詞
《詩經》句式以四言體為主，305篇中全篇四言到底的有150多篇。“雅”詩大部分是長詩，也以四言體居多�！洞笱�·桑柔》全詩112句，是《詩經》中篇幅較長的詩篇之一，只有“予豈不知而作”一句六言，其他全為四言。“雅”中最長的一篇《大雅·抑》有114句，其中只有8句五言句，2句六言句，其他全為四言。“頌”中最長也是《詩經》中最長的一篇《魯頌·閟宮》有120句，其中只有12句五言句，其他全為四言。
向熹做過統計：《詩經》305篇共計7284句，其中6667個四字句，占全書的92%;617個非四字句，占全書的8%。非四字句中二、三、五、六、七、八字句分別有8、157、340、88、19、5句[4]。
夏傳才也做過統計：《詩經》全書305篇，共有7248句，其中四言句有6591句，約占總數的91%;五言句共369句，約占總數的5%;三言句有158句，約占總數的2%;再次為六、七、二、一言句，分別有85、19、14、7句，而八言句僅有5句[5]。
兩位學者的統計雖然有些出入，但《詩經》以四言句為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詩經》中的詞匯以單音節詞為主，而以兩個單音節詞連用為常態，兩個音節構成一個節奏音步。《詩經》中詩句絕大多數是四言偶數句，原因也在此。以《邶風·擊鼓》為例，全詩20句，共80字，除“孫子仲”是人名，“契闊”有人以為是“偏義復詞”[6]仍存爭議之外，其余都為單音節詞。
當然，跟一般的先秦諸子說理散文相比，《詩經》的雙音節詞所占的比率相當大。《詩經》里有很多聯綿詞(包括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以及非雙聲疊韻的聯綿詞)和疊音詞。許威漢指出：“聯綿詞的大量使用，這是《詩經》用詞的顯著特點”[7]。《詩經》中雙聲詞如“參差、踟躇、輾轉”等，疊韻詞如“窈窕、崔嵬、匍匐”等。疊音詞在下面會有詳細討論。
《詩經》以四言句為主，句式短小整齊，多使用單音節詞，給人以言辭簡潔、干凈利落之感。
2.1.1.2 篇幅短小，用詞凝練
《詩經》中除“笙詩”有題無辭之外，最短的只有5句，如《周頌·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5句共用18字。6句的也有，如《齊風·盧令》“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6句24字、《周頌·潛》“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鳣有鮪，鰷鲿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6句24字、《周頌·賚》“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6句25字等�！秶L》中最長的一篇《豳風·七月》有88句，而《詩經》最長的一篇《魯頌·閟宮》也只有120句，相比《離騷》的373句，《詩經》的篇幅明顯短小。又因為四言居多，雙聲、疊韻、疊音詞的運用增加了詩歌的形象性，可謂用詞凝練，儉省而不失生動。
2.1.1.3 興的使用，涵義廣泛
《詩經》中用興很多，這些起興涵義廣泛，使語句簡短而不乏內涵，更增添了簡潔而含蓄的意味。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以茂盛的桃花來興起女子出嫁。桃花的色彩與形態和女子的艷麗聯系在一起;桃花結實，有多子的象征意義;桃花盛開在陽春三月，新婚之喜和明媚春光融為一體。單用“桃”就涵蓋了眾多意思。
總體來看，《詩經》句式以四言為主、多單音節詞，篇幅短小、用詞凝練，運用興的手法涵蓋眾多意思等，使其呈現出簡潔精練的修辭特點。
2.1.2 和諧中正
2.1.2.1 節奏平穩凝重
《詩經》多以四字成句，大都兩音節一停頓。以《周南·關雎》為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可以說每一句都以兩音節為一停頓。這種整齊的偶數字句式使語音鏗鏘有力，明快爽朗，節奏呈現出平穩凝重的特點。
如上所述，《詩經》多是兩字一頓一音步、四字一句的形式。有時單音節詞不符合這個需要，為達到兩音節一停頓的效果，《詩經》采用了湊足音節的詞匯形式。
A、詞頭詞尾的使用
筆者曾對上古漢語中詞頭、詞尾問題的研究作過綜述，各家的歸類主要如下：詞頭有“有、其、斯、思、彼、伊、薄、言、于、曰、爰、聿、於、不”等;詞尾有“家、其、斯、如、若、然、而、耳、爾、焉、兮、矣、言、諸”等。這些語言成分，尤其是詞頭一般只在《詩經》中出現，這與《詩經》的特殊文體及表達需要應當不無關系。
筆者在《試析〈詩經〉中用在動詞前面的“于”字》一文中又詳細分析了《詩經》中動詞前“于”字的用法。《詩經》中“于”字用在動詞前的例子有“(黃鳥)于飛”(《周南·葛覃》)、“(之子)于歸”(《周南·桃夭》)、“(之子)于苗”(《小雅·車攻》)、“(君子)于役”(《王風·君子于役》)、“(穀旦)于差”(《陳風·東風之枌》)、“(從公)于狩”(《秦風·駟驖》)、“(晝爾)于茅”(《豳風·七月》)等等。與單一的動詞形態相比較，加上了“于”字后，這些動詞由單音節變成雙音節，變得更合韻律，句子也更顯整齊。
其他詞頭詞尾的使用也有湊足音節的作用，使《詩經》的句式變得整齊。
B、疊音詞的運用
《詩經》中的疊音詞十分豐富。摹狀的如《周南·葛覃》中的“(維葉)萋萋”、“(維葉)莫莫”，《衛風·氓》中的“(氓之)蚩蚩”、“(泣涕)漣漣”、“(淇水)湯湯”、“(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唐風·鴇羽》中的“悠悠(蒼天)”，《秦風·蒹葭》中的“(蒹葭)蒼蒼”等;象聲的如《周南·關雎》中的“關關(雎鳩)”，《周南·葛覃》中的“(其鳴)喈喈”，《鄭風·風雨》中的“(雞鳴)膠膠”，《唐風·鴇羽》中的“肅肅(鴇羽)”，《小雅·鼓鐘》中的“(鼓鐘)將將”、“(鼓鐘)欽欽”等。這些疊音詞除了摹狀擬聲外，還起到湊足音節的作用。
《詩經》中多以四字成句，兩句一頓，又以詞頭詞尾、疊音詞來湊足音節，促成這種節奏格局的形成，使節奏變得平穩凝重，句子變得齊整和諧，這給《詩經》賦予一種和諧中正的修辭色彩。
2.1.3 平實自然
2.1.3.1 取材平常
《詩經》被認為是失傳的《樂經》，除了因為《詩經》的節奏感很強，還和《詩經》的內容有關。先秦初民以生活內容入詩入“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对娊洝分械摹秶L》是各地民歌的匯總，最貼近生活。朱熹《詩集傳·序》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1]�！夺亠L?七月》將農耕之事表達得那樣親切有味、自然而不做作，既反映了作者有長久耕種的經驗，也展示了《詩經》取材的家�；�、平民化。
2.1.3.2 語言平實
《詩經》語言平實、樸素�！秶L》和《小雅》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如此。稱為“雅言”的《大雅》和《頌》中有些篇章也使用了平實的語言，如《大雅·抑》“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唉小子，告你舊的章程。聽用我的謀劃，近乎沒有大悔恨”)，《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復說之。……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家有田地，你卻反去占有它。人家有家奴，你卻又是去奪他。這人應該沒有罪，你卻反去逮捕他。他應該有罪，你卻再去解脫他。……婦人有長舌，是敗壞的禍殃”)，《周頌·潛》“潛有多魚”(“水里柴堆上有多魚”)等。
另外，《詩經》的許多詩句被歷代文人加工沿用之后，逐步成為膾炙人口的固定詞組。如《召南·草蟲》的“憂心忡忡”，《衛風·氓》的“信誓旦旦”，《小雅·天�！返�“萬壽無疆”，《小雅·鶴鳴》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角弓》的“綽綽有裕”，《大雅·大明》的“小心翼翼”，《大雅·云漢》的“兢兢業業”，《周頌·敬之》的“高高在上”等等。這些語言反映了原始民樸素的語言特點，平實之中更感自然。
2.1.3.3 不事雕琢
《詩經》不使用刻意修飾的語句，而是選擇準確、生動的語言刻畫事物，尤其是通過比的手法，用具體生動的形象寄托復雜的感情，形成樸實自然的特點。
《唐風?椒聊》是贊美一個婦人的。第一章開頭和結尾的“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且，遠條且”，雖是以椒聊作比，言其香、美和善于生育，但未有夸飾。“碩大無朋”、“碩大且篤”亦是用樸素、恬淡之語來贊譽“彼其之子”的外表之美，以表現婦人善于生育，既無一點夸張，也不著秾艷色彩，樸實而無絲毫雕飾。又如《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意思是“只是天上有銀河，看上去也有光。分歧地看那織女星，整天搬遷了七場。雖則搬遷了七場，不成織錦的紋章�？茨菭颗Ｐ�，不能用來背車箱”，“只是南方有箕星，不可以用來簸米糠;只是北方有斗星，不可用來舀酒漿”，這一串比喻用現代語表述之后仍覺得非常樸實，沒有任何雕琢修飾的成分。
總之，取材生活、語言平實以及為文的不事雕琢使《詩經》呈現出平實自然的修辭特點。
2.2 《楚辭》的修辭特點
2.2.1 鋪張渲染
2.2.1.1 六言為主
《楚辭》中的句式以六言為主(加上句末“兮”、“也”等字為七言)，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除三言句穿插文間，絕大多數句式比《詩經》的四言為主的句式加長。周振甫《中國修辭學史》指出：“戰國時代的修辭，實(原文如此，疑為“突”之誤)出的是縱橫家的游說夸張，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里稱《楚辭》的‘煒煒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認為《楚辭》的創作，受到縱橫家的影響”[8] 。《楚辭》的創作是否受到縱橫家的影響姑且存而不論，就《楚辭》六言為主的句式以及后來漢代的詩賦，還是能夠看出《楚辭》時代漸趨鋪張的跡象。
2.2.1.2 多狀貌語
與《詩經》語言的平實自然不同，《楚辭》里更注重對狀貌語的運用。如“嘉(名)”、“修(能)”、“耿介”、“猖披”、“幽昧”、“險隘”、“峻茂”、“(信)姱”、“浩蕩”、“侘傺”、“昭(質)”、“繽紛”、“茂(行)”、“偃蹇”、“委蛇”、“要眇”、“嬋媛”、“潺湲”、“荒忽”、“陸離”、“儃徊”、“慍惀”、“耿著”、“從容”、“崴嵬”等等。這些狀貌語的運用渲染了氣氛并賦予《楚辭》華麗的氣質，使之更具修辭色彩。
2.2.1.3 多用虛字
《楚辭》多用虛字。廖序東曾指出，《離騷》“幾乎每句都有一個虛字，《離騷》句子的散文化，就表現在虛字的運用上”[9]，又說“用得最多和比較多的虛字有九個：之、以、於(于)、夫、與、其、而、乎、此……這些虛字大多數是用在句子的倒數第三個字的位置，這是標準位置……《離騷》的虛字，是詩人屈原有意識地這樣地用在句子中的”[9]。這種“有意識”使用在“標準位置”的虛字使《楚辭》句子變長，少了詩歌的精練性，多了散文的鋪張特點。
2.2.1.4 篇幅較長
與《詩經》為文的儉省短小相比，《楚辭》的篇章呈現繁華的風貌。屈原在《楚辭》中不斷重復詠唱自始而終難以消散的愁緒。盡管重復中有遞進、引申和一再的比喻，表達的卻是類似的意思。張煒指出，“從修辭學意義上講，重復是為了強調。強調，一再地強調，更深的意味也就在這種重復強調之中蔓延，以至于將人團團圍困，不能自拔”[10]。這種不斷詠唱、不斷重復形成了《楚辭》繁豐鋪張的修辭特點。
2.2.2 恢弘奇麗
2.2.2.1 氣勢恢弘的長句
《楚辭》雖以六言長句為主，但以“兮”結尾的六言句并非一個完整的句子，它要和下一六言句一起才構成一個完整的陳述。如《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里“日月忽其不淹兮”和“惟草木之零落兮”兩句雖然意思已經表達明白，但結合“春與秋其代序”和“恐美人之遲暮”兩句來看，日月與春秋，草木零落與美人遲暮分別構成了兩組意象，四句結合成為兩個大長句。這種大長句的運用使《楚辭》顯示出恢弘的氣勢。
2.2.2.2 平中求變的節奏
如上所述，《楚辭》以六言為主，六言句成三個音步一個間歇。廖序東指出：“句子倒數第三個字用一個虛字，就構成了這種短長、短長的節奏”[9]。任翌曾談到：《詩經》時代之后“出現五言、七言的‘三字尾'，句式末尾節奏變為‘二一'或‘一二'”[11]�！冻o》也具備這種五言和七言的“三字尾”，例如《離騷》中五言句“字余曰靈均”、“忍尤而攘詬”、“繼之以日夜”等都是句末節奏呈“一二”的三字尾句，《楚辭》中七言句“三字尾”更多，凡六言加“兮”、“也”等字結尾的句末節奏都是“二一”，如《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貞于孟陬兮”，《九章·惜頌》“所非忠而言之兮”、“羌眾人之所仇也”，《九章·哀郢》“民離散而相失兮”、“去故鄉而離遠兮”等句中的“苗裔、孟陬、言之、所仇、相失、離遠”分別與句尾“兮”或“也”字構成“二一”的節奏。不帶句尾語氣詞的七言句如《離騷》“恐年歲之不吾與”、“夫唯捷徑以窘步”，《九章·惜頌》“又莫察余之中情”，《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寶璐”、“吾方高馳而不顧”等句中“不、以、之、佩、而”與“吾與、窘步、中情、寶璐、不顧”構成“一二”的節奏。此外，《楚辭》中除六言句之外，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長短交錯成文。這種平穩中求變化、整齊中求錯落的語言形式使《楚辭》區別于《詩經》的和諧中正，呈現出不規整的美。
2.2.2.3 楚地方言的使用
《楚辭》使用了諸多楚地的方言詞語。易祖洛指出“中土語音，向分楚夏”，“若乃書楚語、作楚聲者，蓋自雞次大典既亡，當以三閭之辭為最。緬彼屈原，孤臣孽子，履行忠潔，遭國艱危，流謫江南，閱時匪暫。觀其述造，或賁飾民謠，或直抒憤懣，冀啟國人敵愾之思，作三戶亡秦之氣。恉求共曉，因采方言”[12]。他還總結了《楚辭》中的方言詞語，有“龍、些、留、江、要眇、搴、搖、、傺、敦、佳、謇、姱、化、羌、曼曼、馮、頩、、紉、睇、壇、摶、泭、潭、訑謾、燠、巒、欸、邅、當、判、董、封豨、咍、逴、莽莽、蝮、蹇、臑胹、諑、紛”[12]等。這些方言在《詩經》中難以見到，它們的運用使《楚辭》呈現出楚地獨特的風貌。
2.2.2.4 奇特艷麗的描寫
與《詩經》的平實不同，《楚辭》有琳瑯美玉、瓊池瑤席，有“江離”、“辟芷”、“秋蘭”、“申椒”、“菌桂”、“杜衡”、“香草”、“蘭芷”等奇麗花草�！冻o》用奇特而艷麗的花草展現著楚國的奇幻景色，呈現出奇麗的風貌。
總之，富有恢弘氣勢的長句與短句交錯，使《楚辭》文句富于變化，其間夾雜楚地的方言詞語和奇花異草，呈現出恢弘奇麗的修辭特點。
2.2.3 激奮沉郁
2.2.3.1 感情激奮，又用語氣詞“兮”緩沖
《楚辭》多長句，且兩句一韻。董楚平說“《離騷》的藝術手法已超出對個別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體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幾乎全都隱去。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系列斑爛(原文如此，疑為“斕”之誤)陸離、而又完整和諧的象征性的藝術群像”[3]。這種“象征性的藝術群像”是屈原激奮熱烈情感的噴發。屈原“喟心而歷茲”，“攬茹蕙以掩涕兮”，“曾歔欷余郁邑兮”，他告訴自己“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他決定“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些話雖然出自詩篇中“靈均”這一人物形象之口，但都是屈原內心激奮情感的真實吐露。
《楚辭》激奮恢弘的氣勢無法壓抑，于是運用語氣詞“兮”字加以緩沖�！峨x騷》共373句，下句末用韻字，上句用語氣詞“兮”收尾，這樣的“兮”字有185個，幾乎每兩句就用一個“兮”。情感噴薄而出后，用“兮”字在兩句中起停頓、舒緩、調節語氣節奏的作用，這是《楚辭》“兮”字區別于《詩經》“兮”字的用法，充分體現《楚辭》激奮卻不失莊重的修辭特點。
2.2.3.2 語法規則固定，于激奮中見沉郁
姜亮夫指出，“從語言學的角度、文學的意味、修辭學等方面看，楚辭要比《詩經》講究得多、活潑得多，情感也濃厚得多”[13]，他認為“從語言角度看，楚辭的語言結構、修辭方法要比《詩經》進步得多，成為中國文學的主干……楚辭與人們的合理語言比較接近”[13]。
其實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楚辭》恪守語法規則的現象。除姜亮夫以外，上文所舉對《楚辭》虛字作研究的廖序東也注意到了。廖序東認為“《離騷》中‘於'字句必為上句，‘乎'字句必為下句”，“《離騷》中‘於'字均用作介詞。‘乎'字有用作介詞的;也有用作語氣助詞的，相當于‘兮'字，用于句中表示語氣的延緩”[9]。他還指出，“《天問》有176個疑問句，除了四句之外，句句都用了疑問詞：疑問代詞、疑問數詞”[9]。此外，上文談到的《楚辭》語氣詞“兮”的用法也有其規律。廖序東說“《楚辭》‘兮'字使用方式有三種：(一)兩句一韻，‘兮'字用于上句末，下句末是韻字�！峨x騷》通篇如此。……可稱《離騷》型。……(二)兩句一韻，‘兮'字用于下句末。《九章》中之《橘頌》如此。……可稱《橘頌》型。……(三)兩句一韻，兩句都用‘兮'字，而且用于句中。《九歌》十一篇，篇篇如此。……可稱為《九歌》型”，他認為“可以說，讀一篇《楚辭》，從開頭幾句‘兮'字怎么用，就知道了通篇都怎么用。這就是說《楚辭》使用‘兮'字是有規律的”[9]。另外徐仁甫在《〈楚辭〉解難》一文中也談到，“《楚辭》通例，‘也'字無單用者……凡偶用‘也'字，上句讀‘也'如‘耶'，為反詰句，必有反詰詞，應用問號;下句讀‘也'如字，乃判斷詞，為感嘆句，應用感嘆號”[12]，又舉例“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認為“可為此類句法之標準”[12]�！冻o》情感豐富卻不亂章法，而是恪守語法規則，可見其莊重沉郁的一面。
總體而言，《楚辭》感情激奮，但卻恪守語法規則，并使用語氣詞“兮”字舒緩、調節熱烈的語氣節奏，顯示出既激奮又沉郁的修辭特點，從中也可看出屈原深厚的語言功力。
2.3 《詩經》《楚辭》修辭特點比較
綜上所述，可將《詩經》和《楚辭》的修辭特點作如下比較：
《詩經》句式以四言為主、篇幅短小，用詞凝練且多單音節詞，興的手法運用等使其呈現出簡潔精練的修辭特點;《楚辭》句式以六言為主、篇幅較長，多狀貌語、運用虛字等使其呈現出鋪張渲染的修辭特點。
《詩經》運用詞頭詞尾、疊音詞等湊足音節使節奏平穩凝重，呈現出和諧中正的修辭特點;《楚辭》運用楚地方言詞語，取材奇花異草，氣勢恢弘的長句與短句交錯，平穩中求變化的節奏使其呈現出恢弘奇麗的修辭特點。
《詩經》取材生活化、語言樸素平實以及為文的不事雕琢使其呈現出平實自然的修辭特點;《楚辭》感情真摯熱烈卻不亂章法，以“兮”字作語氣的緩沖且恪守語法規則使其呈現出激奮沉郁的修辭特點。
3 《詩經》《楚辭》修辭特點產生的原因
3.1 《詩經》修辭特點產生的原因
3.1.1 寫作動因
3.1.1.1 作者
《詩經》作者身份繁雜。洪湛侯指出“詩的作者，有農奴，有役夫，有兵士，有官吏，有平民，有男人，有婦女，還有眾多無名詩人的作品”[14]，《詩經》的寫作脫離不開這些人的遭遇，這也決定了《詩經》“里巷歌謠”[1]的特性。
“‘國風'保存了不少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們在最后寫定時，雖可能有所潤色，有的甚至還被竄改，但依然具有濃厚的民歌特色”[15]。這些“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雖經宮廷樂師的潤色，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其平實自然的特色。
3.1.1.2 目的
農奴耕種勞作時喊口號振作精神，閑暇時總結耕作經驗;役夫、兵士因生活艱苦枯燥而發泄怨刺;男人和女人的情感生活需要敘述等等，這些構成《詩經》各篇不同的題旨。洪湛侯將詩篇題旨概括為十個大類：祭祀詩、頌禱詩、史詩、宴飲詩、田獵詩、戰爭詩、征役詩、農事詩、怨刺詩、情詩婚姻詩[14]。這十類既是《詩經》的題旨、目的，又是《詩經》的內容。
《詩經》中的“國風”是經過官方采集的。“統治階級采集詩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娛樂外，主要是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15]。
《詩經》是配樂歌唱的。而風、雅、頌的劃分，也是由于音樂的不同。作為配樂歌唱的“詩”，必經過樂師整理，這也必然要求修改后的《詩經》節奏平穩凝重，便于歌唱。
3.1.2 寫作背景
3.1.2.1 時代
“《詩經》的時代，最早為西周初期，最晚為春秋中期或末期，持續時間前后約五百余年”[14],春秋時代呈現“簡約、質樸、溫婉、敘述”的風氣[16]，《詩經》的“樸實、自然、簡潔”等修辭特點受著春秋時代氛圍的熏陶。
3.1.2.2 地域
中國文化向分南北，《詩經》屬于北方文化系統。洪湛侯在《詩經學史》中談到：十五國風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最南到達長江流域;《大雅》《小雅》產生在鎬京(西安)和洛邑(洛陽);《周頌》的產生地在鎬京(西安)，《魯頌》的產生地在山東曲阜，《商頌》的產生地在河南商邱[14]。可以說《詩經》屬于黃河流域文化，北方中原平和包容的風土人情給了《詩經》溫婉、中正的養分，因此《詩經》雖有怨刺卻不偏激，而是在和諧的節奏中平實傾吐。
3.2 《楚辭》修辭特點產生的原因
3.2.1 寫作動因
3.2.1.1 作者
A、出身教養
屈原出身于與楚王同姓的貴族家庭，年輕時豐資秀美,才華超群。他有極高的天賦,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學識淵博，文學修養很深。“他對天文、地理、禮樂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亂興衰和一些重要的歷史傳說，都很熟悉;對于春秋以來各大國的歷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對楚國先王的創業史，尤為精熟”[17]。良好的出身教養使屈原具有了強烈的憂國憂民和忠君致治的思想情感，也成為他人生中悲劇的起點。
B、文人姿態
與《詩經》的作者眾多不同的是，《楚辭》中的主要作品是作者屈原在吸收民歌基礎上進行的再加工和個性創造，是融入了他個人生命色彩的文學作品。屈原文學素養很高，他是以一個文人的姿態在寫作，所以他的作品語法規則更為固定，鋪張渲染的色彩更為濃厚。
C、情懷遭遇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里這樣評價屈原以及他的《楚辭》：“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18]。
屈原是忠誠的，他對楚懷王的忠誠在被貶謫之后依舊堅定。其實很難界定屈原究竟是愛國還是忠君，在他的情感中，楚王已經成為楚國的象征，二者融為一體，他的忠君等于事國。
屈原是文人淪感傷怨的始祖，他對國與君純粹的忠誠使他遭遇了那些置國家根本利益于不顧而只圖取寵的佞臣的嫉恨，先君后己讓他在貶謫后更感失落與哀怨。《楚辭》不斷鋪展、不斷渲染這種失落和哀怨的氣氛，屈原用激奮的文字記錄他的愛國情懷與貶謫遭遇。雖然屈原的作品經緯縱橫，包羅萬象，卻始終帶著他自己的影子，讓人擺脫不了這樣一個豐滿完整的人物形象。讀《楚辭》其實是在讀屈原的心路歷程。
3.2.2 寫作背景
3.2.2.1 時代
屈原生活在戰國時期的楚國，戰國時期的縱橫風潮呈現出“繁豐、夸飾、峻切、議論”[16]的特點，《楚辭》或多或少受到這種縱橫風潮的影響，也呈現出“縱橫鋪張”的修辭特點。
3.2.2.2 地域
歷史上的楚國，大體上相當于現在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重慶的東部等地。屈原所活動的范圍大致在湖北湖南一帶。楚國屬于南方文化系統，擁有與中原文化相異的荊楚文化，楚地的風土人情給了《楚辭》區別于《詩經》的獨特養分。
A、楚地民歌
楚地有豐富的民歌，以《采菱歌》《鳳兮》《滄浪歌》等為代表的民間創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屈原正是在借鑒了這些民歌并運用楚地聲調的基礎上才創造出楚辭這一文學新體式的。他的《九歌》，參考的就是楚地民間的祭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民歌的語言和表達技巧一經他的處理，便成為亮麗之筆。
B、巫風巫術
楚國一直盛行著殷商時代一種迷信色彩濃厚的巫風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間，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風俗，喜歡舉行祭祀活動，祭祀時要奏樂、歌唱、跳舞以娛神。楚人的鬼神留戀人間、與人相親，不像北土之神那樣森嚴可怖、怪誕不稽。楚人的祭祀用蕙蘭、桂酒、椒漿等芳物，主持祭祀的是彩衣姣服的巫女。屈原《九歌》里，河神是南浦的美人;山神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可親可近的少女……自然與人在和諧中共處。
這種巫術風俗的熏陶，培養了人們豐富的幻想力，滋長著美麗的歌辭和舞蹈，給楚辭提供了養料。
C、楚地傳說
神話和傳說不等同于歷史，但歷史卻蘊藏在神話與傳說之中。屈原的作品里有很多神話和傳說，并且很多時候這些神話和傳說是與歷史聯系在一起的�！毒鸥琛坊臼窃趯懮裨拏髡f：東皇太一、云神、湘水神、太陽神、河神、山鬼等，而在《詩經》中，則僅有《生民》所記姜源生后稷有點神話成分�！短靻枴防飻挡磺宓膯柼栔刂丿B疊，如張煒語“掌故、流言、國運，純粹的神話和神仙異術，囊括一體，表現了一種偉大的迷茫和洞察”[10]。這種分辨不清的神話或傳說或歷史成為了屈原筆下瑰麗奇特的文字，使《楚辭》變得奇麗。
4 結語
《詩經》和《楚辭》作為我國詩歌史上的兩部開山之作，呈現出不同的修辭特點。古樸的春秋時代氛圍和溫婉的北方風土人情給予了《詩經》眾多平民作者純樸的思想意識，他們用最簡潔最通俗的語言創作出最和諧最自然的詩歌;縱橫風潮洋溢的戰國時代氛圍和奇異的楚國風俗地貌給予了屈原豐富的想象力，他懷著對國與君的諸多復雜情感寫下《楚辭》。
《詩經》簡潔精練、和諧中正、平實自然的修辭特點和《楚辭》鋪張渲染、恢弘奇麗、激奮沉郁的修辭特點筑成兩座文字的豐碑，屹立于漢民族乃至整個中國修辭學的園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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