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命題詳論

　　《詩經》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大多詩歌以現實主義手法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一

　　命題，題目之命名，勿作它解。

　　按照學界一直以來比較流行的觀點，《詩經》作品的題目是作者或編者在《詩經》成書時，統一給添加上的。歷代評價和解說《詩經》的人，對于集中各詩題目的命名問題，意見大致統一：

　　唐代孔穎達在《毛詩注疏》中說：“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才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余;亦有舍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又曰：“黃鳥，顯綿蠻之貌;草蟲，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綿綿之形;瓠葉，舍番番之狀;天天，與桃花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曼、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

　　郭錫良先生在其所編著的《古代漢語》下冊中說：“《詩經》的篇名大都取第一句中的兩個字，也有只取一字或三四個字的。”

　　程俊英先生在其所編著的《詩經譯注》中說：“《詩經》多取每篇首句中二字或三字或四字為題，不按此例的只有《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般》、《賚》六首。”

　　從總體上來看，以上諸位都認為《詩經》中各篇作品的題目大多是作者或編者從詩的首句中選取而來，當然也存在極少數的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諸位論者并未明確說明《詩經》的這種或這或那的命題方式在給詩歌確定題目時是隨意的，還是作者或編者們在命題時有意取此舍彼，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和準則。

　　任何一首詩歌作品的題目，應當具有用最精練的語言說明或概括整首詩的題旨和內容的作用，最起碼也應與作品的內容有著某種簡單的、但又是緊密的聯系。除非作者根本就不愿明說自己作詩的目的和所要真正要表達的內容，如《無題》之類。而根據古代文獻記載，《詩經》中的作品主要是依靠采詩、獻詩和文人專門為祭祀而作三種渠道而匯集到一起的。那既然是采來的、獻來的和有目的創作的，以達到對上進行或諷諫、或歌頌以及使其了解民情的目的，就似乎不應會故意地要使作品的題目與作品的內容之間沒有任何的關系。

　　但對此問題，古人雖有些許相關論述，但其論析大多不甚詳盡、清晰、明確，而且，其所涉及作品的數量也非常少。

　　例如，宋代歐陽修在其《詩本義》中說：“古之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從內容上看，歐陽修的論述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古人給作品定題目沒有明確而統一的標準：第二，間或有明確題目的作品，則其題目一定是對作品內容的概括或對作品主題的表現，如《巷伯》、《常武》等。的確，“巷伯”也好，“寺人”也好，都是對宦官的通稱。作品以卑賤的身份名稱作為作品的題目，頗具自嘲之意，鮮明表現出作者心中的無限感慨心酸和萬般無奈不平，有力地突出了作品“寺人孟子被饞受害作詩以泄憤”的主題。另外，《大雅·常武》贊美了宣王靠武力平定徐國叛亂的顯赫功績，因此，楊和鳴才會在其《(詩經)五首篇名試解》中認為“常武”就是崇尚武力的意思，不僅合乎句法，而且與這篇作品贊美宣王中興、炫耀武力、平治淮徐之功的主題相吻合。所以，這兩篇作品的題目都是作者或編者遵循著一定原則而添加上的。

　　再如蘇轍在其《詩經集傳卷十一》中日：“《小曼》、《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曼》、《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蘇轍的論述共涉及六篇作品，即《小雅·小曼》、《小雅·小宛》、《小雅·小弁》、《小雅·小明》、《大雅·召曼》、《大雅·大明》。這六篇作品的共同之處在于：題目中的后一個字取自該詩中的第一句，而且取的還都是這句的第一個字，另外再在這個字的前面加一個“大”或“字小”。蘇轍認為，前面加“大”字的是因為這篇作品在《大雅》里，前面加“小”字的是因為這篇作品在《小雅》里。也就是說，編者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題目差不多的兩篇作品在表面上有所區別。因此，他還推測，在《詩經》中原先應該還有《大宛》和《大弁》兩篇作品，可能后來被孔子刪去了。但是，黃震云和韓宏濤二位先生認為“大”字和“小”字的添加并不只是為了區別這些作品分別出自《大雅》和《小雅》，更是與這兩個字的意思有關——“大”字有贊美、頌揚、自豪等意思，“小”字有厭惡、諷刺、約束等意思。他們還同時指出，各篇作品所添加的“大”字或“小”字正好與大多詩篇的內容傾向相吻合。另外，他們還認為《周頌·小毖》和《鄭風·大叔于田》這兩篇作品也大致屬于這種情況。但不論哪種觀點，都說明編者在給作品命名時是遵循著一定原則的。

　　又如宋人范處義在其《逸齋詩補傳卷十八》中說：“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不能知其為何詩也。”對于其所提到的《常武》和《巷伯》，前面已經論說過，在此不再詳敘。對于《小雅·雨無正》，程俊英先生在其《詩經譯注》中說：“過去通行的說法是‘無正’兩字訓為‘蕪政’，有說是刺幽王的，有說是刺厲王的。總之，是政令多如雨，而皆不得當的意思。”對于《周頌·酌》，“酌”字有“擇善而從”之意，《詩序》解釋為“能酌先祖之道”，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說：“此詩雖不用詩中字，而以‘酌’名篇，其所言皆頌武王能酌時宣之意，義者極明。”這一切均說明“酌”字與作品內容之間緊密無間的聯系。對于《周頌·賚》，程俊英先生說：“賚，賜予的意思，可能是指武王承文王賜予勤勞之德而得天下，而諸臣又承受周賜予封有功之命而言。”從作品內容看，的確是圍繞一個“賚”字而展開，充分說明“賚”字很好地起到了概括說明作品內容的作用。對于《周頌·般》，按照程俊英先生的說法，“般”是“異”的假借字，而《說文》中日：“舁，喜樂也”。這個字的意思也正好與作品所抒發的普天之下都歸于周的喜樂之情相一致。可見，這四篇作品的題目也是作者或編者按照一定的原則而有意選擇的。

　　二

　　按照孔穎達的說法并根據《詩經》中作品題目的實際情況，從總體來看，《詩經》中作品的命題方式大致可歸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在作品首句中選取。在《詩經》中，通過這種方式命名的題目有277個，將近占《詩經》作品總數的90%。細分之下，這種命題方式還可以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情況：

　　首先，作者或編者在選取題目時只是“偏舉兩字”且“或上或下”，即從作品首句中任意選取兩字來作為該篇作品的題目，而且選取的位置并不固定，如《周南·關雎》和《王風·黍離》選的是第二和第三個字，《邶風·式微》和《魏風·碩鼠》是句中疊詞取其一，《邶風·靜女》和《秦風·蒹葭》選的是第一個和第二個字，《魏風·伐檀》和《小雅-鹿鳴》選的是第三個和第四個字等。在《詩經》中，通過這種方式形成的題目共有204篇。

　　通過這種方式命名的題目，雖然并不是每一個都與其所屬作品的內容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但存在這種關系的題目也為數不少。例如，《周南·關雎》以雎鳩和鳴為題，象征著對美好愛情的追求，與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完全一致。《王風·黍離》以茂盛的黍子為題，與昔日王都的繁華形成鮮明對比，并且還是作者在文中反復抒情所圍繞的中心線索。《邶風·靜女》中的所有描寫均因“靜女”而展開，表面上是寫那個男子如何怎樣，實際上“靜女”才是真正的“背后推手”。《邶風·式微》中的“式微”二字是“黑暗”之意，在首句中是說天色漸暗、已近黃昏，而整首詩表現了勞動人民抱怨君主統治黑暗的哀怨情緒。因此，這個題目不僅引領起全詩內容，而且與作品主題緊密相關。《魏風-碩鼠》中的“碩鼠”不但象征著對老百姓壓迫剝削至深的統治者，而且是全詩集中批判的對象和中心線索。《魏風·伐檀》的標題不僅是全詩的抒情線索，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意義——勞動人民每天辛苦勞作，與作品所要表現的主題——諷刺統治階級不勞而獲形成了鮮明對比，對主題的表現起到了反面映襯和烘托的作用。《小雅·鹿鳴》中“鹿鳴”二字不僅是作品的題目，還象征著主人盼望與賓客同樂盡歡的熱切之情。《小雅·鴛鴦》用“鴛鴦”暗含的成雙成對之意來表達作者對別人新婚的祝賀，恰當至極!如果詩的題目中加上首句中的“于飛”二字，就顯得有點兒畫蛇添足了。《鄘風·相鼠》也是取詩首句中前兩字“相鼠”為題，而舍棄了后兩字“有皮”，這是因為該詩的第二、三章中還有“有齒”、“有體”，如果把“有皮”加入題目中，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題對作品內容的概括力。同時，這也正說明詩的作者在取題時并非任意而為，而是有所用心的……

　　對于那些題目與其所屬作品內容關系不是非常密切的作品，但在命題方式上，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作者或編者在首句中為作品選取題目時，其實最少遵循著以下三條原則：其一，總是選取首句中的實詞而絕不選擇首句中的虛詞。例如，《邶風·綠衣》在命題時只選取了實詞“綠”和“衣”，卻沒有選取兩個虛詞“兮”，其他如《周南·葛覃》、《曹風·候人》、《魏風·十畝之間》、《齊風·雞鳴》、《齊風·東方之日》、《小雅·有杖之杜》、《陳風·澤陂》等也屬于這種情況。其二，對于首句中重復的字盡量去掉一個或全部去掉。例如，《王風·兔爰》的題目去掉了首句中的一個重復字“爰”和可理解為發語詞(虛詞之一種)的“有”，《周南·卷耳》和《周南·苯莒》的題目都去掉了首句中的“采采”，《周南·桃夭》去掉了首句中的一個重復字“天”和虛詞“之”，《王風·葛蕌》去掉了首句中的“綿綿”、《王風·大車》去掉了首句中的“檻檻”、《廊風·干旄》的題目去掉了首句中的“孑孑”，《小雅·四牡》的題目去掉了首句中的“騑騑”、《小雅·伐木》去掉了首句中的“丁丁”、《大雅·械模》去掉了首句中的“芃芃”等。其三，把首句中的“疊詞”去掉一個，如《豳風·鴟梟》、《齊風·甫田》、《唐風·采芩》、《鄭風·籜兮》、《小雅·采薇》、《小雅·黃鳥》、《小雅·采菽》、《周頌·有客》、《周頌·有瞽》等等。這充分說明，《詩經》的編者或作者的確是遵循著一定的原則來確定作品的題目的。

　　其次，作者或編者在選取題目時“全取一句”，即作品的題目就是作品的首句。例如，《周南·麟之趾》、《召南·江有汜》、《召南·野有死麕》、《邶風·二子乘舟》、《鄘風·墻有茨》、《鄘風·君子偕老》、《王風·君子于役》、《王風·丘中有麻》、《鄭風·女日雞鳴》、《檜風·隰有茛楚》、《齊風·東方未明》、《魏風·園有桃》、《唐風·揚之水》、《小雅·十月之交》、《小雅·菁菁者莪》、《小雅·南山有臺》、《大雅·文王有聲》、《周頌·維天之命》等，共有54首。對于這些題目，從表面上看似乎顯示出作者或編者在確定它們時的隨意性，但實際上卻并非如此。因為，要真是如此的話，這些題目與其所屬作品內容之間的關系就不會表現出如此一致的密切。

　　從總體上來看，這些題目所選作品首句差不多都是整篇作品的“起興”之旬，都與作品內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只不過有疏有密罷了。關系較為緊密的，經常會從正面或反面來象征和諷刺作品的表現對象，如《廊風·墻有茨》以墻上的蒺藜來象征宮廷內眾多只可諱言的淫亂無恥之事——既顯而易見又難以處理，《召南·江有汜》以江水有支流來暗示丈夫另有新歡是可以原諒的，其他如《鄭風·遵大路》、《召南·摽有梅》、《召南·何彼秾矣》、《鄘風·鶉之奔奔》、《王風·中谷有蓷》、《陳風·防有鵲巢》、《王風·丘中有麻》、《鄘風·君子偕老》、《周南·麟之趾》、《陳風·防有鵲巢》、《檜風·隰有茛楚》、《小雅·菁菁者莪》等均屬此類。關系不是多么密切的，有的點明或暗示了時間，如《邶風·匏有苦葉》、《鄘風·定之方中》、《鄭風·女日雞鳴》、《鄭風·有女同車》、《齊風·東方未明》、《小雅·十月之交》等;有的點明寫作原因和抒情對象，如《周南·麟之趾》、《召南·殷其雷》、《邶風·二子乘舟》、《王風·丘中有麻》、《鄭風·叔于田》、《鄭風·遵大路》、《鄭風·有女同車》、《小雅·祈父》、《大雅-文王有聲》、《周頌·昊天有成命》、《周頌·閔予小子》等;有的點明了故事內容發生的地點及其環境，如《王風·君子陽陽》、《鄭風·東門之埠》、《鄭風·出其東門》、《鄭風·野有蔓草》、《陳風·東門之粉》、《陳風·東門之池》、《陳風·東門之楊》、《小雅·皇皇者華》、《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賓之初筵》、《小雅·漸漸之石》等;有的是當時民歌流行的開頭語，而且作品內容往往與表現游子思婦的相思之情有關，如《王風·揚之水》、《鄭風·揚之水》等;有的只是為了引起下文的簡單類比之句，如《召南·何彼秾矣》、《鄭風·山有扶蘇》、《魏風·園有桃》、《唐風·山有樞》、《唐風·揚之水》、《唐風·有狀之杜》、《唐風·山有樞》、《唐風·揚之水》、《小雅·南有嘉魚》、《小雅·南山有臺》、《小雅·無將大車》、《小雅·裳裳者華》、《小雅·何曹不黃》、《周頌·維天之命》等;有的是整篇作品的抒情線索，如《召南·夜有死麕》、《小雅·瞻彼洛矣》、《小雅·苕之華》等。

　　再次，作者或編者在作品首句中雜取幾個字來作為該作品的題目，只是不包括前面已經論述過的“偏舉兩字”且“或上或下”這種情況。在《詩經》中，通過這種方式形成的題目共有19篇。其中，有的是一個字，如《衛風·氓》、《鄭風·豐》、《齊風·還》、《齊風·著》、《大雅·蕩》、《大雅·抑》、《大雅·綿》、《大雅·板》、《周頌·武》、《周頌·雍》、《魯頌·駉》、《商頌·那》，共12篇;有的是三個字，如《鄭風·將種子》、《魏風·汾沮洳》、《小雅·節南山》、《小雅·何人斯》、《小雅·信南山》，共5篇;還有四個字的，如《齊風·東方之日》、《魏風·十畝之間》，只有2篇。

　　這些作品的題目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把首句中的虛詞去掉，如《鄭風·將種子》、《魏風·汾沮洳》、《小雅·信南山》等。其二，選取首句中最核心的詞語作為該作品的題目。例如，《衛風·氓》的題目是作品女主人公的控訴和批判對象，是整篇作品內容之所以會如此發展的線索性人物;《鄭風·豐》和《齊風·還》的題目是作品中女主人公之所以后悔的重要原因，是整篇作品內容展開的最關鍵因素，是首句中與作品內容關系最密切的詞語;《大雅·蕩》一詩批判了周厲王驕縱無道從而導致周室將亡，而“蕩”——任意驕縱、不收法制就是作品內容引發的最核心原因;《周頌·武》一詩贊美了周武王克商的“武功”偉業，因此，作品題目既指出了歌頌對象，又說明了歌頌原因：等等。

　　第二，作者或編者在命題時全部以作品中的字作為題目，但作品首句中的字除外，即孔穎達所說的“舍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通過這種方式得到題目的作品，具體是《周南·漢廣》、《召南·鄒虞》、《鄘風·桑中》、《鄭風·搴裳》、《秦風·渭陽》、《秦風-權與》、《陳風·宛丘》、《小雅·庭燎》、《小雅·巧言》、《小雅·大東》、《大雅·韓奕》、《周頌·潛》、《周頌·桓》、《商頌·長發》，共14篇。

　　《大雅·韓奕》的命題方式是“采合上下”，即組成題目的兩個字不在一句之中。“奕”是偉大、高大的意思，而題目的意思是說韓侯像山陵一樣高大，正與詩中歌頌韓侯的內容相符。因此，這個題目不僅清晰點出了作品的描寫對象，而且精準概括出全詩的主要內容。

　　《召南·鄒虞》和《秦風·權與》的命題方式屬于“并舉篇末”，即作者或編者在作品的最后—句中挑選了兩個字來作為題目。其中，《召南·鄒虞》是一篇贊美獵人的作品，整篇組品突出贊美了獵人的神勇。而“鄒虞”即獵手，這樣，作品的題目就清晰地說明了作品的描寫對象，很好地起到了結構整篇作品的作用。《秦風·權輿》是一首表現沒落貴族因回想起以前生活而黯然自傷的詩，作品的題目“權輿”是當初的意思，充分體現了主人公對昔日奢華豪貴生活的無比向往之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領全篇內容的作用。

　　《周南·漢廣》以漢水之寬廣暗示作品主人公雖深愛那個女子但卻不能如愿以償的現實情況;《鄘風·桑中》的題目不僅說明了一對相愛之人的相約之地，而且“桑中”環境優美浪漫，為整篇作品內容展開創造了一個十分理想的氛圍，的確是整篇作品中最具點睛之意的詞語。《鄭風·搴裳》表現了一位女子責備情人變心的情懷，而“搴裳”是判斷那個男子是否變心的最直接動作。這個動作不僅是作品內容展開的最核心因素，而且表現了詩中女子爽朗干脆的性格特點。《秦風·渭陽》的題目是詩中外甥與其舅舅的最終分別之地，此后無論何時，一想起“渭陽”，自然就會想起他的舅舅。因此，題目“渭陽”也是整篇作品內容展開的最直接誘因和最醒目之詞。《陳風·宛丘》題目的作用也是如此。《小雅·庭燎》中的“庭燎”即火炬，不僅是作品的題目用詞，而且是作品內容一步步展開的中心線索，并且還以“庭燎”之光暗示周王早起上朝所帶給人民的能夠安定生活的希望之光。《小雅·巧言》諷刺了統治者因聽信讒言而導致禍國殃民的無比哀怨，而導致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讒言——“巧言”。《小雅·大東》表現了東方各諸侯國的臣民譏諷周王只知搜刮財物、奴役百姓，卻不能體恤百姓疾苦的無比怨憤之情。“大東”是距離周都城最遠的諸侯國。連他們都如此抱怨，只能說明周王統治的酷虐和普遍。以“大東”為題，既說明了表達意見的主體，又進一步表現了周王統治的不合理。《周頌·潛》是周王用魚獻祭宗廟時的樂歌。“潛”字無論是指放在水中供魚棲息的柴堆，還是指潛藏在水中，都指出了獻祭之物為魚。同時，“潛”字還間接取了“年年有余(魚)”之意，并體現了主祭者辛勤之勞作以及對祖先的無比恭敬之情。《周頌·桓》歌頌了周武王的威武英明，而“桓”即威武英明之意。《商頌·長發》是宋國國君祭祀商湯之時的樂歌，主要敘述了湯的祖先契的奠定基礎、湯受命有天下和伐夏桀的豐功偉績以及伊尹輔佐商湯之事。而“長發”即常常發現之意，說明了商的祖先和商湯都取得了眾多的豐功偉績，既歌頌了自己的祖先，又進行了自勉。

　　總之，通過這種方式命名的詩題，絕沒有隨意為之之意，都是作者或編者充分思忖之果。

　　第三，作者或編者在命題時，從作品中取一個或幾個字，然后再另外加一個作品中沒有的字，如《鄭風·大叔于田》、《小雅·小曼》、《小雅·小明》、《小雅·小弁》、《小雅·小宛》、《大雅·召曼》、《大雅·大明》、《周頌·小毖》，共8篇。對于這八篇作品題目的形成原因，前面已有詳細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第四，作者或編者在命題時不取作品中的字，即孔穎達所說的“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作品有《小雅·雨無正》、《小雅·巷伯》、《大雅·常武》、《周頌·酌》、《周頌·賚》、《周頌·般》，共6篇。對于這幾篇作品，前面也有論析，在此不再一一分析。

　　綜上所述，《詩經》中詩題的命名方式雖參差不一，但都是為了更好地或說明、或引領、或體現、或概括作品內容，并不是隨意之舉。當然，我們也并不排除有些題目可能是作者隨意而定的，不過，現在從實際情況來看，《詩經》中作品題目的命名都是有著一定依據的，絕不是作者或編者隨意為之，而且大多數作品的題目都能從最大限度上用最精練的語言來起到或說明、或引領、或體現、或概括全詩內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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