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體例分類

　　在平日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里，大家肯定對各類古詩都很熟悉吧，漢魏以后的古詩一般以五七言為基調，押韻、轉韻有一定法式。那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呢？《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于西周初期，關于詩經的體例分類怎么分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詩經的體例分類，歡迎閱讀！

　　體例分類

　　關于《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一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后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huì〕、曹、豳〔bīn))

　　《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

　　“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

　　《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于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于現在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范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表現手法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于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音樂性質的劃分：

　　《詩經》的體例是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主要分為風、雅、頌三類。每一類都承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與審美特色，共同構成了這部詩歌經典的獨特魅力。

　　1、風，即土風歌謠，是從周南、召南等十五個地區采集而來的地方音樂。這些歌謠大多源于民間，以樸實自然的語言，表達了人們對生活的熱愛與向往。風的詩歌充滿了生活氣息，既有歡快的慶祝，也有憂傷的傾訴，展現了古代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

　　2、雅，則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即所謂正聲雅樂。雅的詩歌多為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體現了貴族階層的審美趣味與文化素養。雅的詩歌語言典雅莊重，內容多為歌頌祖先功德、贊美國家昌盛，展現了古代貴族階層的崇高理想與精神追求。

　　3、頌，則是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內容多為歌頌祖先的功業。頌的詩歌莊嚴肅穆，充滿了對祖先的崇敬與敬仰。這些詩歌不僅是對祖先功業的頌揚，更是對民族精神的傳承與弘揚。

　　從風、雅、頌的體例分類中，我們可以看到《詩經》所蘊含的深厚文化內涵與審美特色。它不僅是古代音樂的韻律之美的體現，更是古代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與情感表達。通過探尋《詩經》的體例分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音樂與詩歌的緊密關系，感受古代文化的獨特魅力。

　　在今天這個快節奏的時代，我們或許已經遠離了古代的音樂與詩歌。然而，《詩經》所蘊含的韻律之美與文化內涵卻永遠不會過時。它讓我們在喧囂的現代社會中找到一片寧靜的天地，感受那份來自遠古的純凈與美好。讓我們一同走進《詩經》的世界，探尋古代音樂的韻律之美，感受那份穿越時空的文化傳承與情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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