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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詳解：大小戴，注禮記，述圣言，禮樂備。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經孔子整理后，收錄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311首詩歌。《詩經》按作品的體例和形態不同，分為“風雅頌”三詩和“賦比興”三體。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三字經詳解：大小戴，注禮記，述圣言，禮樂備。，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小戴，注禮記，述圣言，禮樂備。
儒家關于禮學的典籍有“三禮”，即《周禮》 《儀禮》和《禮記》。《周禮》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讀書，對后世影響深遠，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等都曾以《周禮》為理論依據。《儀禮》據傳是孔子根據周 代殘留的資料，匯編而成的，全書共17篇，包括冠、婚、喪、祭、射、鄉、朝聘等基本禮儀，是后世歷代帝王制定禮法的依據。
《禮記》是一部資料匯編性質的書，紀錄了秦漢以前的儒家思想和言論，特別是孔子關于禮制方面的言論。其書內容豐富，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乃至醫藥、衛生，諸多方面。要了解中國文化的根本，《禮記》是不能不研究的。
《禮記》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憲法精神的所在，我們的大同思想，就來自其中的“禮運篇”。四書中《中庸》與《大學》，就是《禮記》里面的兩篇文章。因為是孔子的70個學生和一些漢代學者為禮而記，故稱為《禮記》。
整理《禮記》的是西漢學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刪定《禮記》85篇，小戴刪定禮記46篇，講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論。后人加入《樂記》一篇，如此就禮樂具備了。
歷 史上講授《禮記》最著名的是西漢學者后蒼，后蒼在曲臺殿定《禮記》184篇，后傳授給戴氏叔侄，大戴刪定為八十五篇，小戴刪定為四十六篇。今天的《大戴 禮》僅存三十九篇，已經不通行了。《小戴禮》四十六篇俱在，后人又加入“明堂”“月令”“樂記”三篇，就是我們今天的49篇《小戴禮》，“中庸”是第31 篇，“大學”是第42篇。
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諷詠。
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諸侯國的民歌，所以稱為“國風”，如有衛風、鄭風、齊風等。雅是正樂之歌，包括諸侯覲見天子的大雅，以及諸侯宴請賓客的小雅。頌是宗廟祭祀的用的樂章，如有周頌、魯頌和商頌。國風、大雅、小雅和頌，稱為四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國風”。
周時中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周天子要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吏治情況，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從各地的民歌、民謠中了解。時至今日，我們欲知臺上人的政績，聽聽老百姓為他編的順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采風制度，各國諸侯都要派專人采集本國民歌、民謠，定期上報周天子。
在“賦比興”三體之中，賦是直接敘述;比是比喻，由此聯想到彼，如李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興是即興有感，抒發心中的感慨、郁悶和悲哀，如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 人非常注重詩的教育，因為詩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沒有思想，不能沒有追求，有思想就會有問題，如果不教育，思想就會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說“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第一篇“關鳩”，還不是引導人們理解什么是正當的男女之愛。其次，人生在世就會有痛苦和煩惱，西方人用宗教來派遣，我們 中國人用“詩”、“樂”來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認為，學識修養的基本功是要先讀詩。讀詩并不是要人成為詩人，詩的 教育，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內涵，能使人溫柔敦厚，情感升華。中國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那個時代 的百科知識大全。孔子培養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學識淵博的通才，不是只會一樣的專才。
《論語》中記載，孔子有一天問兒子孔鯉，有沒有研究“詩”的學問?孔鯉回答說：還沒有。孔子就告誡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知識不淵博，就無法作出好的文章。后世據此，才有“學了詩經會說話，學了易經會算卦”一語。
孔子刪詩，上取商、下至魯，共311篇，秦始皇焚書以后，有六篇再也找不回來了。今天見到的只有305篇。《詩經》的傳承順序，據說是：孔子傳子夏，子夏傳一路下來傳到荀子，荀子再傳毛亨就到漢朝了。毛亨再傳毛萇，故有《毛詩》傳世。
擴展資料：
《三字經》簡介
《三字經》，是中國的傳統啟蒙教材。在中國古代經典當中，《三字經》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之一。《三字經》取材典范，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人倫義理、忠孝節義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義，誠，敬，孝。”背誦《三字經》的同時，就了解了常識、傳統國學及歷史故事，以及故事內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在格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因其文通俗、順口、易記等特點，使其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中國傳統蒙學三大讀物，合稱“三百千”。《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三大國學啟蒙讀物。《三字經》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它短小精悍、瑯瑯上口，千百年來，家喻戶曉。其內容涵蓋了歷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間傳說，所謂“熟讀《三字經》，可知千古事”。基于歷史原因，《三字經》難免含有一些精神糟粕、藝術瑕疵，但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和文化魅力仍然為世人所公認，被歷代中國人奉為經典并不斷流傳。
歷史背景
關于《三字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大多數后代學者傾向的觀點意見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即王應麟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讀書，于是編寫了融會經史子集的三字歌訣。
王應麟是南宋人，《三字經》原著中的歷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為止。隨著歷史的發展，為了體現時代變遷，各朝代都有人對《三字經》不斷地加以補充，例如清道光年間賀興思增補了關于元、明、清三代的歷史，共計二十四句話。
作品賞析
原文鑒賞
《三字經》的內容分為六個部分，每一部分有一個中心。
從“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學，不知義”，講述的是教育和學習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時，方法正確，可以使兒童成為有用之材；從“為人子，方少時”至“首孝悌，次見聞”強調兒童要懂禮儀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并舉了黃香和孔融的例子；從“知某數，識某文”到“此十義，人所同”介紹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識，有數字、三才、三光、三綱、四時、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義，方方面面，一應俱全，而且簡單明了；從“凡訓蒙，須講究”到“文中子，及老莊”介紹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兒童讀書的程序，這部分列舉的書籍有四書、六經、三易、四詩、三傳、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分先秦諸子的著作；從“經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講述的是從三皇至清代的朝代變革，一部中國史的基本面貌盡在其中；從“口而誦，心而維”至“戒之哉，宜勉力”強調學習要勤奮刻苦、孜孜不倦，只有從小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長大才能有所作為，“上致君，下澤民”。
《三字經》內容的排列順序極有章法，體現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認為教育兒童要重在禮儀孝悌，端正孩子們的思想，知識的傳授則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見聞”。訓導兒童要先從小學入手，即先識字，然后讀經、子兩類的典籍。經部子部書讀過后，再學習史書，書中說：“經子通，讀諸史”。《三字經》最后強調學習的態度和目的。可以說，《三字經》既是一部兒童識字課本，同時也是作者論述啟蒙教育的著作，這在閱讀時需加注意。《三字經》用典多，知識性強，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編成的讀物，充滿了積極向上的精神。
版本變化
《三字經》是宋朝王應麟（存疑）先生所作，內容大都采用韻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組，像一首詩一樣，背誦起來如同唱兒歌，用來教育子女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啟迪心智。時人覺得本書內容很好，紛紛翻印，因此廣為流傳，歷久不衰，成為歷朝歷代最重要的童蒙養正教材之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三字經》的內容上，不同歷史時期皆有所修改或增加。迄今為止所見的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個版本。并出現相關注解本、插圖本。如明清時期就有《增補三字經》、《節增三字經》和《廣三字經》等。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章太炎〈字炳麟〉先生的《三字經》增訂本，是近一個世紀以來流傳最廣的版本。
1949年后，又對《三字經》進行修訂。主要涉及一些民族史觀內容的修訂。如：
1.關于元代歷史的“蒞中國，兼戎狄，九十年，國祚廢。”改為“輿圖廣，超前代，九十年，國祚廢。”
2.關于清代歷史的“清順治，據神京。至十傳，宣統遜。舉總統，共和成。復漢土，民國興。廿二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改為“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歷乾嘉，民安富，治績夸。道咸間，變亂起，始英法，擾都鄙。同光后，宣統弱，傳九帝，滿清歿。革命興，廢帝制，立憲法，建民國。古今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
作品影響
中國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的兒童啟蒙讀物，知名度極高。古代兒童都是通過背誦《三字經》來識字知理的。《三字經》用簡潔通俗的白話講出了亙古不變的哲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將經史子集等各部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極多，全篇充滿樂觀精神；在《三字經》出現之前，蒙學讀物都是四個字一句，《三字經》則以三言形式出現，讀起來輕松愉快，更符合兒歌特點，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于開蒙”，故此為蒙學第一書。《三字經》在古代被稱為“小綱鑒”，可以將零散的知識貫穿起來，使讀書積累的百科知識，得以納入一個清晰知識體系。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中國三大國學啟蒙讀物。
國際
從明朝開始，《三字經》就已流傳至中國以外的國家。
根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并將譯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后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夫（1716~1786年）翻譯的《三字經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并走向民間。“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史，更明曉《三字經》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并稱《三字經》是“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當時俄國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于是《三字經》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普希金細讀后，在作序時稱贊此書是“三字圣經”。普希金研讀過《四書》、《五經》，但對《三字經》情有獨鐘，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年他讀過的《三字經》。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的東方學系都以《三字經》為初級教材，而大多數入華商團和駐華使者的培訓多以《三字經》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在俄國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
韓國、日本也對《三字經》也非常重視。日本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國商船帶來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經》，后更大量出現各種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經》、《皇朝三字經》等，多達二十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日本歷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
英國的馬禮遜（1782~1834年）翻譯的第一本中國傳統經典就是《三字經》。1812年，他出版《中國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經》和《大學》。修訂后，1917年又在倫敦再版。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他主辦的《中國叢報》上刊載《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讀物。
在法國，猶太籍漢學家儒蓮（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擔任法蘭西研究院圖書館副館長后翻譯出《孟子》、《三字經》、《西廂記》、《白蛇傳》、《老子道德經》、《天工開物》等中國典籍。
1990年，《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組織選編入《兒童道德叢書》，向世界各地兒童推介學習，成為一本世界著名的啟蒙讀物。
關于作者
原典作者
關于《三字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但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王應麟（1223—1296），南宋官員、學者。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又號厚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鄞縣）人。理宗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常寺主簿、通判臺州，召為秘節監、權中書舍人，知徽州、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等職。其為人正直敢言，屢次冒犯權臣丁大全、賈似道而遭罷斥，后辭官回鄉，專意著述二十年。為學宗朱熹，涉獵經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長于考證。一生著述頗富，計有二十余種、六百多卷，相傳《三字經》為其所著。王應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的時候，編寫了一本融會經史子集的三字歌訣，據傳就是《三字經》。
關于《三字經》的作者及成書時間，還有其他說法。
一說是宋代人區適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十一中記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認為廣東順德人區適子才是《三字經》的真正作者。
一說是明代人黎貞。清代邵晉涵詩：“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三字經》，南海黎貞撰。”即以為明代黎貞撰。
吳蒙校點《三字經》時，結合《三字經》中提到《四書》以及鼓勵仕進等的內容，指出該書“似當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復科舉，規定考試程式中《四書》用朱氏集注之后”。同時又提及南宋陳淳用三字句寫成的《啟蒙初誦》疑似為《三字經》的先河，指出《三字經》從雛形到更定，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
學者張如安根據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訓》中的相關記載認為，《三字經》應成書于南宋紹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1208年-1224年）年間，其時代要早于王應麟（1223年-1296年）和區適子。而寧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經》最早流傳的地區。
增改作者
原典內容之外，后經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故三字經內容在“敘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民國時期。各版本題名也有差異，例如“三字經注解備要”、“重訂三字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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