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秦觀詞的感傷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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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秦觀詞的感傷意境

　　緒論

　　在北宋詞壇，秦觀和晏幾道同樣具有多情敏感的個性氣質，他們都創作了許多傷離怨別的抒情詞作，體現出凄美婉約的風格。所以清人馮煦在《蒿庵論詞》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然而細究文本，我們發現，與晏幾道借男女傷離詞作抒發個人、家世的悲緒不同，秦觀的“傷心”更多地融入社會性的內容，抒發了詞人身陷黨爭之禍、橫遭貶謫打擊的深沉復雜的感傷。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際及創作風格曰：“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為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1 秦觀感傷詞的創作概況

　　秦觀(1049-1110)，早年字太虛，后改字少游，別號刊溝居士、淮海居士，揚州高郵人。他少時聰穎，博覽群書，抱負遠大，縱游湖州、杭州、潤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羈的個性情懷。秦觀從少年時代起就關心國家大事，熙寧元年(1068)，他21歲，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災的慘狀，創作了《浮山堰賦》，對百姓的苦難表示出深切的同情。為了抵御遼夏的侵擾，他曾研究兵法，寫作《郭子儀單騎見虜賦》，通過對英雄人物的歌頌，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負。

　　熙寧十年，蘇軾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觀專程前往拜謁，寫詩道：“我獨不愿萬戶侯，惟愿一識蘇徐州。”(《別子瞻學士》)極傾倒之情。次年，他應蘇軾之請謝了一篇《黃樓賦》，蘇軾稱贊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間，秦觀與蘇軾同游戊烯、吳江、湖州、會稽各地，結下了終生友誼。在蘇軾的勸說下，秦觀開始發奮讀書，積極準備參加科考;可是命運不濟，兩度應考均名落孫山。蘇軾為之抱屈，并做詩寫信予以勸勉。元豐七年(1084)，蘇軾路經江寧時，向王安石力薦秦觀的才學，后又致書曰：“愿公少借齒牙，使增重于世。”[2] 王安石也贊許秦觀的詩歌“清新似鮑、謝”[3]在兩位文壇前輩的鼓勵、稱許下，秦觀決心再度赴京應試，并于次年登第，結束了“奔走道途數千里，淹留場屋幾十年”(《登第后青詞》)的舉子生涯。考取進士后，秦觀初任定海主簿，轉蔡州教授。元祐七年，蘇軾自揚州召還，進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秦觀遷國史院編修，與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同時供職史館，人稱“蘇門四學士”。京城任職的數年里，秦觀得與師友時相過從，精神上比較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較多，生活拮據，“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春日偶題呈錢尚書》)，只得經常依靠朋友的接濟。更令他感到進退維谷的，是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孤危的政治處境。

　　哲宗元祐年間，操持朝政的多為舊黨人士，但其內部派別斗爭卻異常激烈。蜀黨領袖蘇軾及其“蘇門四學士”，均能夠出以公心，根據民生疾苦和國家利益，針對新、舊兩黨的主張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秦觀先后向朝廷進策論30篇，其中《國論》、《治論》、《人材》、《法律》、《財用》、《邊防》等文，對當時的內憂外患提出了各種具體的改革方略。在《治勢》篇中，他對王安石變法作了中肯的論析，認為新法是救國濟民的良策，只是執法者矯枉過正，以致產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認為那也是因噎廢食之舉。這些觀點在黨同伐異的激烈政治形勢下，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由于秦觀與蘇軾關系密切，他更無法逃脫派別門戶之間的中傷和攻訐。“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和裴仲謨放兔行》)，正說明他的內心籠罩著變生不測的黨禍陰影，積郁著危機四伏的惶恐。

　　紹圣元年(1049)，新黨人士章棹、蔡京上臺，蘇軾、秦觀等人一同遭貶。在離開汴京之前，秦觀重游城西金明池，撫今憶昔，感慨叢生，遂以凄苦的筆調創作了《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系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西城楊柳在春風中擺弄著柔枝，也牽動起詞人傷離怨別的憂愁，令人潸然淚下。他追憶往昔與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飲酒賦詩，備極歡娛。然而如今卻“人不見，水空流”，無限惆悵之感溢于言表。下片直接抒發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傷，實質寄托著詞人身遭遠謫、行將離京的愁緒。歇拍三句，更將這深濃的愁緒具象化為春江之淚，進一步宣泄肝腸寸斷的痛苦。

　　秦觀先任杭州通判，再貶為監處州茶鹽酒稅。在處州，他為了消愁解悶，經常到佛寺中與僧人談禪論道，為寺僧抄錄佛經，并寫有詩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題法海平阇黎》)。豈料恰因這兩句詩，被政敵羅織成“謁告寫佛書”的罪名，削職遠徙郴州。秦觀行經衡陽時，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當即抄呈在處州時所作《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云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鷯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作品上片由明媚的春景，陡接以“飄零”、“離別”之意，流露出濃重的遷謫之悲。下片進行今昔對照，追憶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歡樂，而今卻俱已風流云散，無一幸免。“攜手處，今誰在?”在反詰設問的字里行間，滲透著對元祐黨禍痛心疾首的控訴。詞人橫遭貶黜，遠離朝廷，政治理想破滅，青春容顏衰老，這種種的怨憤不平，促使他發出了沉痛的喟嘆：“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不僅是說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同時也在暗示著生命的春天也將一去不復返。這一結句較李后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更加拙重，音調越發悲切，將詞人內心無限深廣的愁緒淋漓盡致地宣泄了出來。據宋人曾敏行《獨醒雜志》記載，當時孔平仲讀罷此詞，不禁驚詫道：“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并稱：“秦少游氣貌，人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曾布也說：“秦七必不久于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4]這些故事皆足以說明，秦觀此詞流露出令人驚詫的悲憤之意。

　　秦觀深秋時節行進在郴州道中，看見饑鼠相追于壞壁之間，頓生蕭索自傷之意，隧創作了小詞《如夢令》：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詞人置身陌生之地，獨宿驛亭之中，夜沉如水，秋風瑟瑟，到處是一派荒寒冷落的景象。這蕭瑟的景象，恰折射著詞人暗淡、深閉的愁緒。“夢破鼠窺燈”，“破”字顯出衰殘，凄寂，“窺”字點出環境的清寒。“霜送曉寒侵被”，“送”字、“侵”字則非常深細地表現出砭人肌骨的涼意。無寐的詞人隨著門外的馬嘶，心緒越發地煩亂憂苦。

　　此后，秦觀又先后被移送到橫州、雷州編管。在這短短數年間，他不斷地遭受削職、除名，一貶再貶，從一般的逐臣淪為流放的罪犯，連續的沉重打擊，使他的心情益趨感傷。元符二年(1099)歲暮，他身處雷州，仿佛到了天涯海角，舉目無親，內心深深絕望，竟自做《挽詞》，抒寫“奇禍一朝作，飄零至于斯”、“荼毒復荼毒，彼蒼哪得知”的深冤無告、橫遭災禍之悲;又云：“家鄉在萬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自己客死異鄉，竟然連魂魄都不敢東歸故鄉，與親人相見，心情的慘痛可想而知!

　　在長期的貶謫生涯中，秦觀獨自忍受著艱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來自各個方面的政治打擊，但始終保持著堅忍高潔的品節和情操。對于家鄉、親人綿綿不盡的思念，成為他慰藉孤魂的寄托。秦觀家居高郵，隸屬揚州。他青年時期經常到百余里外的揚州游覽，并且創作了著名詞作《望海潮》(星分牛斗)，從各個側面渲染出揚州城往日的繁雄氣勢，如今的富麗豪俊。在此后的漫游經歷中，他時常追憶揚州的美景，表達對故鄉的思念。例如《夢揚州》(晚云收)以艷語寫鄉情，歇拍三句“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點明思鄉的題旨。不過此時的“夢境”，還主要局限在才子佳人風光旖旎中的柔情蜜意。自從身遭貶謫、流放之后，秦觀詞內的故鄉則變成了天涯游子熱切盼望的精神家園。他在《阮郎歸》(湘天風雨破寒初)下片寫道：“鄉夢斷，旅孤魂。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詞人于除夕之夜，獨宿于郴州旅舍，對于故鄉的思念越發深切難奈;然而身世飄零，故鄉難返，痛楚之情溢于言外，更傷無雁傳書愁情難釋。在與家鄉親人音信全無的苦難歲月里，秦觀越發悲切地表達出對于妻子兒女的牽掛。他在《如夢令》詞中追憶妻子在別離時分“妝粉亂紅沾袖”的凄苦形象，遙想她于別后“玉銷花瘦”的憔悴之態，作者不由得感嘆道：“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直接抒發出相隔天涯的深濃愁緒。秦觀還“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 [5]，其《八六子》等詞作借戀人別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個個作品已經清冷凄寂，格調越發沉痛蒼涼。

　　在痛苦的貶謫、流放生涯中，秦觀不斷追尋精神解脫的道路，具體表現在詞作中，即是對“桃源”境界的向往。在遠謫郴州期間，他時常用“桃源望斷無尋處”(《踏莎行》)、“桃源路，欲回雙槳”(《鼓笛慢》)等語句來悲嘆人生前途的渺茫、精神的解脫終難實現。盡管如此，他總是在詞中極力描摹“桃源”的境界，例如《好事近·夢中作》上片所寫：“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詞人夢境里所展現的，絕似陶淵明《桃花源記》開頭描寫的景象。例如《點絳唇·桃源》：“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煙水茫茫，千里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同樣大量檃括了《桃花源記》中的內容。不過，秦觀雖然追慕陶淵明靜穆平遠的高妙境界，但是在他骨子里，卻始終充溢著柳宗元式的遷客騷人的滿腹不平和愁緒。他對于“桃源”境界的向往和追尋，是在要冷酷的現實世界里覓得悠遠寧靜的精神家園，最終獲得心靈的慰藉和平衡。

　　由此可見，秦觀詞中的傷心愁緒，主要來源于社會的壓迫、政治的打擊，作者遭受黨爭的傾軋，遷謫、流放的命運，遠離親人的痛苦，獨居孤館的幽閉，這種種的磨難嚴酷地摧殘著詞人的身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愈加深濃復雜的感傷之情，詞風也由早先的溫婉含蓄而變成悲楚凄厲。馮煦在《蒿庵論詞》中準確地揭示了遷謫南荒對于秦觀生平思想及其創作風格的深刻影響，并且異常精到地指出秦觀詞的精神實質：“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他人的詞作，大多是用來逞弄才情，炫耀技巧，很少有人將自己真實的人生感受投注到艷科小詞當中;然而秦觀則是用整個心靈來填詞，將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痛苦的情感體驗，通過詞體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因而具有特別真切、特別感人的抒情效果。

　　2 秦觀感傷詞的藝術特色

　　秦觀在感傷詞作的藝術表現方面，展示出獨特的審美境界。

　　首先，在意象選擇和意境創造上，秦觀的詞作擅長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風景意象，抒發遷客騷人的深悲巨痛，營造出蕭瑟凄厲的“有我之境”。[6]代表性作品是他流放郴州期間所寫的《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這篇詞作非常深切地抒寫出詞人遭受流放、前途渺茫、孤單寂寞、懷鄉思念地愁緒。特別是最后兩句，因景設問，尤其沉痛地表達出自己遠離朝廷、謫放天涯地無奈和悲憤。秦觀病逝之后，蘇軾特別將這兩句詩書于扇上，并題識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7] 這首詞作幾乎所有的感情，都是通過富有特色的景物描摹顯現出來，而且在寫景之中，運用一系列拙重的字眼，更加深切地表達出詞人難以抑止地愁怨。開頭三句中的“失”字、“迷”字表面寫景，實質蘊含著作者人生前途的迷茫何悵惘;“望斷”二字更顯示出急切盼望而終至失落的處境。“可堪”兩句深為王國維所推賞，他認為“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凄厲矣。” [8]秦觀尤其善于因情而設景，借景而抒情。他將“孤館”、“春寒”、“杜鵑聲”、“斜陽暮”這些具有濃郁凄清情味的典型意象巧妙地組接在一起，并且用“可堪”、“閉”這類滯塞、拙重地詞匯，進一步強化了愁緒的抒發。下片開頭的“砌”字下得極其悲楚，那一封封書信，一束束梅花，仿佛成了一塊塊飽含離別之恨的巖石，層層壘起，壓抑在詞人心頭。結末兩句中的“幸自”、“為誰”虛詞連接，傾訴出歷經政治打擊、飽受人世滄桑后的無限悲涼和絕望。所以說，秦觀總是通過外在清冷凄迷的景物，折射內心哀傷愁苦之情致，從而創造出凄美感人的藝術境界。正是由于詞人的內心積郁著濃烈的悲情別緒，他的詞中時常寫出“無理而妙”的癡語，更加真切地傳達出難以排遣的苦悶。他有許多寫愁抒恨的名句，如“倚危樓，恨如芳草，凄凄盡還生”(《八六子》)、“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便作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等，便與其早期詞作中“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浣溪沙》)的輕約柔曼迥然相異，融入了深致沉痛的創作力度，生發出令人震撼的表達效果。

　　其次，在掌法結構方面，秦觀受到柳永的影響，創作了大量慢詞。但是他能把令詞中含蓄縝密的韻味帶進慢詞長調，從而彌補了柳永以賦法填詞所造成的發露有余，淺白單調的不足，顯得跌宕有致，包蘊深層。例如《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摟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此詞上片開頭二句點明時令景物。初言梅落，繼言冰解，“東風”句包含年華易逝的驚嘆。“金谷”二句記述出游，“新晴細履平沙”，可見天氣融和，游人閑適。“長記”一句觸景感懷，陡然追憶起往日情事，自此至下片“飛蓋妨花”皆回憶當日歡游的盛況。“蘭苑”以下轉筆傷今，化密為疏，又覺空靈蕩漾，余韻不盡。所見酒旗、棲鴉、流水等物象，皆能引發詞人物是人非、風流云散的嗟嘆。最后以思歸之意作結，頗有四顧蒼茫之感。這樣的長調作品不是平鋪直敘，一覽無余，而是重在意脈的連貫，情意的流動，通過物象畫面的推移、變幻，將詞人復雜深摯的情感曲折地表達了出來。因此張炎《詞源》卷下評價秦詞“體制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

　　再次，在字法運用方面，秦觀詞作具有含蓄隱麗的特征，取象設詞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繪自然景物，多為飛燕、寒鴉、垂楊、芳草、斜陽、殘月、遠村、煙渚等;摹建筑器物，則是驛亭、孤館、畫屏、銀燭之類。他以柔婉的筆觸，對詞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飾，用精美凝練的辭藻，傳寫出凄迷朦朧的意境。近人趙尊岳《填詞叢話》卷一評析秦觀詞用字之妙，說：“淮海即好麗字，觸目琳瑯，如‘東風里，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一‘映’，一‘低按’，一‘小’字，已經驅使質實為疏秀，人見其風度矣。”

　　3 秦觀感傷詞的詞史價值

　　秦觀的感傷詞作形成了詞史上影響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歐陽修以珠圓玉潤之筆寫作名臣顯宦的閑雅之詞，晏幾道以空靈悠緲之筆寫作沒落公子的感傷之詞，柳七郎風味失之淺俗，蘇東坡詞的豪宕不羈又非“本色”、“當行”，他們皆不能被廣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觀的出現，則成為人們普遍師法的對象。他出身于社會下層，政治上受到沉重打擊，屢遭流貶之苦，這幾乎是中國封建社會眾多下層文士悲劇命運的縮影。秦觀以其婉約凄美的優秀詞作，傳遞出廣大文士共同的悲哀，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譽。

　　在詞體演進的發展過程中，秦觀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指出：“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秦觀學習柳永填制慢詞，受到老師蘇軾的譏嘲，不過他在柳永以賦法入詞的基礎上，更多精研和錘煉，使得慢詞的創作走向成熟。孫兢《竹坡老人詞序》云：“蘇東坡辭勝乎情，柳耆卿情勝乎辭，辭情兼勝者，唯秦少游而已。”《四庫全書目提要》亦稱秦詞“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所謂“辭情兼稱”、“情韻兼勝”，即是指秦觀善于運用流暢清晰的章法、婉麗蘊藉的字法以及悅耳動聽的音韻，情景交融，意境相諧，將內心積郁的感傷情懷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秦觀詞章法、句法相對疏朗，而字法尤顯典雅精致。這種努力發展到周邦彥那里，則更加注重章法上的雕琢、勾勒，意象組接的密麗以及大量化用前人詩句，慢詞創作體制更加完備，手法更加繁復，也越發帶上了濃重的文人化、技藝化的色彩。這也引導著宋詞由天然之美向人工之美轉化，如此技藝的進步也消解了詞體內在的生機活力。周濟評價秦、周詞法之異，指出：“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遜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 [9]樓敬思亦云：“淮海詞風骨自高，如紅梅作花，能以韻勝，覺清真亦無此氣味也。” [10]秦觀用疏朗流暢的章法，連接精致典雅的詞句，使得詞句既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彥那般凝澀晦昧、難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藝又不逞弄技藝，這是恰如其分、恰到好處的藝術佳境，得到了廣大欣賞者的普遍喜愛，取得了詞史上突出的地位，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甚至推譽其“首首珠璣，為宋一代詞人之冠”。

　　【參考文獻】：

　　[1]《宋史》﹒ 中華書局 1999年版卷四四四頁10205

　　[2]蘇軾﹒《上王荊公薦少游書》﹒中華書局

　　[3]《宋史》﹒ 中華書局 1999年版﹒卷四四四頁10205

　　[4]曾季 ﹒《艇齋詩話》﹒上海書店1999年版﹒頁413

　　[5]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中華書局 1986年版﹒頁1652

　　[6]王國維﹒《人間詞話》﹒ 中華書局 1986年版﹒頁4245

　　[7]釋惠洪﹒《冷齋夜話》﹒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年版﹒頁98

　　[8]王國維﹒《人間詞話》﹒ 中華書局 1986年版

　　[9]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中華書局 ﹒1986年版﹒頁1643

　　[10]張宗 ﹒《詞林紀事》﹒ 成都古籍書店﹒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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