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詩詞的價值

　　黃庭堅認為秦觀詩只是盡情揮灑胸臆，專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構想、苦心經營，這點頗類似李白詩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其實，秦觀也并非不講究文辭的細密精致，只是不顯出過份人為的痕跡，而別以清暢流麗之態示人而已。他的“詩如詞”、“詩似小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若換用李清照《詞論》的話，是“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縱觀淮海詞，則多為純情任心之制，“如花含苞，故不甚見其力量”、“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是自我生平際遇的真實寫照;這些已超軼花間詞所建立的艷科娛人、以綺麗香軟為尚的傳統，旨在表意娛己，認同“言情志”的詩歌道路，作出程度不等的回歸了。所以，馮煦《蒿庵論詞》云：“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為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情乎得《大雅》之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張天如論相如之賦，云：‘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予以少游之詞，亦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于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雋、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后者，況其下邪。”又云：“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在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也許，正是在這種特定意義上，可以說秦觀詞與李白詩歌的主流藝術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過為計較他們二者在具體藝術風貌上凄婉綿邈和飄逸豪放的顯著差異。

　　不言而喻，秦觀詞的藝術精神是多層次多元化的，現在來談論其主流部分，但卻不意味著可以以之總攬全體;從另一方面說，這種藝術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經歷了他的整個創作生命，存在著一個不斷變化而發展的過程，始終呈動態流動形狀。如果將上述者置放于詞史、乃至文學史的大視野中來觀照，或許便能夠更清晰全面地認識其意義與價值取向。

　　秦觀在某些特定環境情勢，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樓鑰《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題跋》)，如憶舊、遷謫時制作的這第三種類型的詞，已使原來侑飲娛興、按拍協歌的傳統價值歸屬摒退于很次等，甚或無相關連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卻命其擔荷起詩歌在古典詩教理論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為自我主體心態意緒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滿足他嘆喟命運悲劇、渲泄人生愁煩的現實精神需要。在這里，秦觀徑直將個體生命存在的種種缺憾納入詞中，再也無須假助以往閨思離怨之類的慣有模式，或故為飾辭托言以求深隱婉約之姿。對于上端，他一般僅只聊借來增大詞的容量與彈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風情韻調之際，又平添出若許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見空濛雋遠之致。因而向來與周邦彥一齊被推許作“詞家正宗”(先著《詞詰》卷三)，“大抵北宋之詞，周、秦兩家，皆極頓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興尤深，美成規模較大，此周、秦之異同也”(《白雨齋詞話》卷一)。他的這種藝術精神，多曾熏染影響到后來的許多詞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季之周密，、王沂孫、張炎等，皆緣于生平身世國運而寄慨于詞，更大程度上朝向詩化的道路認同、復歸，乃至逐漸衍變為長短不葺的詩，相互間益愈以辭采意格相高，更加傾注到“娛己”的旨趣。雖然他們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風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為相對獨立之支派。但從總體而言，卻改造、更新，或者說更大程度上發展、擴張了花間、南唐以來的傳統藝術流派，使之不斷勃發充溢著生命活力，不至于趨向僵枯沉晦的末路——這其間，秦觀是必須給予充分估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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