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詩》:巾幗英雄光環下的悲劇陰影

時間：2024-08-21 02:29:38 木蘭詩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木蘭詩》:巾幗英雄光環下的悲劇陰影

　　《木蘭詩》:首次塑造了一位替父從軍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傳奇色彩，而又真切動人。木蘭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幗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矯健的勇士又是嬌美的女兒。但是木蘭英勇的故事下，隱藏的是一個悲劇。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木蘭詩》:巾幗英雄光環下的悲劇陰影。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木蘭詩》:巾幗英雄光環下的悲劇陰影

　　摘要：千百年來，以花木蘭為代表的一類巾幗英雄歷來被人們奉為古代女性的經典形象。在對《木蘭詩》的傳統解讀中，花木蘭始終被定義為忠孝兩全、深明大義的女中豪杰。本文將根據這首詩歌的具體內容，以魏晉南北朝社會為闡釋背景，并結合當時封建制度下的社會狀況，對主人公進行全新的剖析與解讀。文章挖掘了隱藏在詩歌背后的殘酷社會現實，對封建綱常倫理對古代女性的壓迫和束縛加以探討，并舉例論證了花木蘭英雄形象背后的悲劇性所在，由此得出《木蘭詩》并非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贊歌，花木蘭也不是簡單抽象的巾幗英雄，而是男尊女卑社會下的政治犧牲品的結論。

　　關鍵詞：《木蘭詩》形象塑造封建綱常倫理悲劇性

　　作為一類典型的歷史人物，花木蘭為傳統古代女性展現了獨具特色、富有魅力的一面。不僅各個地區的老百姓曾為她建立祠廟、創作壁畫，封建上層統治者也對花木蘭大加褒獎，并在唐初追封她為“孝烈將軍”。千百年來，花木蘭的巾幗英雄形象更是為各朝文人所稱道，贊美之詞層出不窮。唐韋元甫曾作《木蘭歌》贊花木蘭：“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明胡奎《斗南老人集》卷二《木蘭辭》[1]對她有如“木蘭忠孝有如此，世上男兒安得知”的高度評價。清同治十年《黃陂縣志》卷七《木蘭志》亦記載：“以女子代父從征，立功異域，上賞不受，復歸故里。烈性奇勛，流傳千古，謂之忠可也，謂之孝可也。”近代史中，花木蘭的英雄形象在不同的社會階段也被賦予了不同的時代意義。晚清時期，花木蘭的勇武精神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女學生投身于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中，推動了“男女平等”思潮的大發展。近幾年來，歌頌花木蘭的各類影視作品也紛紛搬上銀幕，在當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浪潮中，花木蘭身上所具有的那種不畏艱難、勇于奉獻的女性意識更顯彌足珍貴。

　　《木蘭詩》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首北朝民歌，它選自宋代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又經后人加以潤色修飾而廣為流傳，在中國文學史上與南朝的《孔雀東南飛》合稱為“樂府雙璧”。那個時候，儒家婦女觀已經有了深遠的影響，儒家經典《周禮·天官冢宰第一·九嬪/女史》就有“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說法。東漢史學家班昭《女誡》中也有這樣一段話：“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2]北魏時期，統治者曾大力推崇先賢、設立太學，并置五經博士，要求婦女們必須遵循“三從四德”的思想觀念，當時的整個社會都籠罩在濃厚的經學氛圍之中。

　　由此可見，婦德是中國封建綱常倫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也正是由于《木蘭詩》塑造出來的這樣一個忠孝兩全、深明大義的花木蘭形象與封建社會對女性的種種道德要求相契合，她才更容易為大眾接納，更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換句話說，這樣的女丈夫形象其實是建立在遵守傳統婦德的基礎之上的。花木蘭為何要女扮男裝代父從軍?歷盡艱辛立下戰功之后，她為何又拒賞回鄉?在這種孝順體貼、不慕容華的美德背后，又是否暗藏著難言之隱呢?因此，我們有必要從詩歌的內容及其描述對象的角度出發，對傳統觀點進行新的批判和解讀，再結合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文化影響加以審定。花木蘭代父從軍、拒賞回鄉的舉動很可能并非是出于個人意愿，而是一種在封建綱常倫理對女性的束縛之下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從詩歌的整體來看，它涵蓋了可汗點兵、代父從軍、戰前準備、艱苦行軍、縱橫沙場和解甲歸鄉等部分，敘述背景也在家庭 ——戰場——朝廷——家庭之間轉換，將木蘭“不用尚書郎，策馬還故鄉”作為最后的結局。李俊在《木蘭男權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一文中對此詩做出如下解讀：“……這是漢文化對《木蘭詩》文本系統包括語言、結構、形象、意旨的重構;是男權社會主導的文化權力施展魔刀、按照自身的文化、需求和規范，對一切文化的創造物進行刪削和改造的問題。……《木蘭詩》就是按照儒家的倫理規范對理想女性的要求來塑造木蘭的，木蘭完全符合四德的規范。”[3]《木蘭詩》雖是以花木蘭自身為敘述主體，但真正想傳達的思想主線卻是男性，“木蘭的身份、地位和情感思維趨向的形成不是自然的，而是男權社會文化塑造出來的，是男性欲望外化的符號。”[4]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對《木蘭詩》的傳統理解方式。

　　作品一開頭就描述了木蘭對窗紡織的場景。“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表達了木蘭內心的焦慮之情。有不少學者曾針對這其中的“思”和“憶” 提出過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傳統解讀中，木蘭思憶的是在“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之際家中“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的現實狀況，才因此做出“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的決定。這樣看來，木蘭所思所憶的內容確實是有具體指向的，可在后文里她為何又說自己“無所思無所憶”呢?這不是前后矛盾嗎?況且，在此國難當頭之際，代父從軍本身就是一種勇敢光榮的行為，花木蘭又為何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呢?這便令人十分費解了。著名歷史學家吳小如先生曾就這個問題細檢過《詩經》的十五國風，發現所有包含“所思”語句的詩篇中，十之六七都與男女的思慕之情緊密相關，漢樂府詩歌和南朝梁蕭統選錄的《古詩十九首》亦可成此一說;而“所憶”之意則指男女之間的思念情緒。他在著作《古典詩詞札叢》對“所思所憶”的內涵作過精彩絕倫的解讀：“廣義的‘思’和‘憶’無所不包，而狹義的‘思’和‘憶’就專指男女之間的互相思憶。……木蘭回答‘無所思’‘無所憶’者，意在說明自己并非少女懷春，而是想到父親年老，出征作戰大有困難。…… 從一問一答中體現這一少女形象的高尚純潔，不同于一般只想找婆家生孩子的女性。”[5]

　　雖說花木蘭的巾幗英雄形象為歷史長河增添了不少亮色，但從本質上來看，她扮演的畢竟只是一名女性角色——無論有著怎樣的雄心壯志，有著怎樣不同尋常的家國觀念，可對于一名正常女性而言，對愛情的向往和渴盼是內心最原始自然的欲望需求。《木蘭詩》的這一部分確實將木蘭體貼長輩、坦蕩大氣的特質展現得淋漓盡致，但她這樣的言行舉止卻給人一種刻意遏制女性正常欲望與需求的壓迫感，帶有不自然的掩飾之意。另外，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可汗點兵”這一舉動本身就是上層統治者強行施加于下層勞動者的行為，“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的詩句更能說明當時的參戰者是出于對強制命令的被迫屈服。因而，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決定從字面上看似乎是一種符合傳統孝道的舉動，而實際上卻是屈從于封建制度的無奈之舉。　　對于花木蘭購置馬匹和萬里行軍的過程，作品作了一番很長的敘述，就連“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如此瑣碎的準備活動都作了詳盡的描寫，行文節奏相對短促。“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析，寒光照鐵衣”，正當木蘭結束長途軍旅之行、即將上戰場之時，作品卻出人意料地并未對具體的戰爭場面多下筆墨，相反，作者只是用短短一句“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就簡明扼要地傳達了花木蘭凱旋的消息。對此，我們不免會提出疑問：這樣的敘述方式究竟想要表達什么意思呢?如果這首詩的主旨是為了突出花木蘭的英雄豪杰形象，那么她在戰場上無所畏懼、奮勇殺敵的過程便是最好的體現;可事實上，文中關于雙方激戰的內容少之又少，幾乎是敷衍性地一筆帶過——這種做法與此前長篇幅的描寫形成了鮮明對比，難免給人一種草率了事之感。由此觀之，《木蘭詩》并非僅僅是為了贊揚主人公保家衛國的所作所為;詩歌之所以會對戰前過程進行詳細描述，是為了從側面反映出戰前準備環節的繁瑣和長途行軍環境的艱難，在竭力打造這樣一種臨危不亂、從容不迫的女丈夫形象的同時，于無形中給主人公的精神層面打下“盡孝忠君”的烙印，并借此彰顯和宣揚封建正統思想。

　　至于詩歌中提及的天子犒賞三軍的部分就更加耐人尋味了。“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愿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花木蘭辛苦征戰十余年，當凱旋之際卻堅決不接受任何功名獎賞，真不愧是名副其實的女中豪杰!但是，如果我們著眼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并將她放置在這樣一個崇尚“男主外，女主內”的封建等級社會背景下來看，花木蘭最終選擇了拒賞回鄉很可能另有他意。

　　五經中的經典著作《禮記》就有著“三從四德”的說法，“三從”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亡從子;“四德”便是上文所說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四個原則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級社會，人們也一直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花木蘭解甲歸鄉的舉動確實透著一股非同尋常的豪邁之氣，而它也從另一面揭露了女性在封建等級制度下的卑微地位。即使她幫助統治者和國家贏得了勝利，戰后卻重新恢復了原先普通女性的角色，因此她沒有任何權利去贏得功勛和官職，拒封辭賞、解甲歸鄉是她唯一的選擇——這正是當時傳統女性受自我意識約束的表現。退一步講，就算花木蘭當時確實是本著無欲無求的思想而堅決不受一官一職，但對于一名普通女性而言，十二年漫長的征戰生涯幾乎耗盡了她全部的寶貴青春時光，同時還承受著遠大于常人所要承受的壓力，卻最終一無所得——這不能不說是一部人生悲劇。因此，“木蘭不用尚書郎”并非是大部分人所認為的那種淡泊名利之舉，它實則是一種婦德的體現，是男尊女卑社會的必然結局。

　　另外，“男扮女裝”的行為在當時看來也是一種陰陽失序、有傷風化的大事，特別是花木蘭當時尚處于軍營之中，萬一性別敗露無疑會擾亂軍心，甚至會招來殺身之禍。王之江在《悲劇意識與中國古代忠孝觀——以〈木蘭詩〉為例》一文中分析過戰后花木蘭沒有被治罪的緣由：“所謂欺君之罪，歷來都取決于皇帝個人的興致，如果皇帝高興，天大的欺君之罪也可化為烏有，……木蘭替父從軍，盡忠盡孝，充分地維護了封建宗法制的皇權統治，這樣的忠君孝子，焉能治罪?……不過，木蘭終究是女扮男裝，犯了男女之大防，亂了乾坤之道。為了不使皇帝難堪，木蘭只能回故鄉，‘著我舊時裳’。”[6]由此觀之，花木蘭這種與綱常倫理標準相契合的女中豪杰很可能是經過夸大修飾的，上層統治者只不過是利用性別身份的特殊性塑造出這樣一種巾幗英雄的形象，從而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花木蘭不過是為了避免背上“牝雞司晨”的罪名，她實質上只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又一個犧牲品。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下文為我們展現的是親友相迎的熱鬧景象。木蘭歷經十二年的艱苦戰爭歲月終于榮歸故里，詩歌的氣氛開始變得輕松明快，淡化虛化了主人公結局的悲劇性和現實性。李俊這樣總結道：“在喜劇性的氣氛中，一方面是大團圓的民族文化心理期待的實現，另一方面卻是遮蔽了女性在男權社會秩序中遭受壓抑、被放逐到社會邊緣地帶的處境和命運。這意味著它消解了故事中潛在的男女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矛盾沖突，阻斷了對故事進行深層意義探索之路。在大團圓的喜劇氣氛中，男女的權利裂縫被彌合，社會的矛盾被巧妙地隱蔽起來，潛在的、威脅性的某些女性意識與思想隨之隱遁。”[7]

　　當木蘭“脫戰時袍，著舊時裳，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重歸溫婉柔弱的女性本色時，她的形象瞬間又升華到了一個新高度。中國的傳統觀念體系中一向尊崇這種返璞歸真的品行，結合此前事親忠君的印象，這番描寫將花木蘭內心淳樸自然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塑造出一種剛柔并濟的女性模范;同時，《木蘭詩》將她的形象回歸至狹隘的小農家庭環境之中，這又完全迎合了封建道德標準。最為關鍵的一點是，花木蘭的這段代父從軍的經歷是以成功地掩蓋女性身份完成的，她的成功是以男性的標準塑造和打量的;戰后，她又不得不褪去忠勇善戰的剛強一面，重新回歸到勞動婦女的身份地位——她突破了低級封建禮教的藩籬，卻維護了高級封建道德堡壘，這樣的做法既滿足了社會大眾的審美要求，又與社會各階級的利益絲毫不沖突。的確，花木蘭所展現的人格魅力是此前任何一個女子都不具備的，但她依舊身陷于封建倫理束縛中不能自拔，依舊無法掙脫當時對婦女“藏之于東山，束之于閣樓”的桎梏，反倒成了為迎合封建統治者的心理而樹立起來的道德典范。褪去這層經過美化的外衣，她只不過是一名被封建綱常倫理麻痹的女性，剛巧符合了傳統四德的標準而已。

　　魏晉南北朝時期，上上下下正處于一種動蕩不安、男權衰微的政治背景之中，再加上強敵犯境、戰亂頻仍，這樣的社會環境無疑是打造時代英雄的現實條件，也是女性英雄橫空出世的唯一土壤。李俊在《木蘭男權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一文中作過這番理解：“男人從女性的子宮中孕育、分娩而出，昭示著男性心靈深處對女神的崇拜無法完全抹殺掉。……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是亂世，戰爭頻繁，所以不僅女性的文才受到關注，而且女性的武才也有表現的機會。因此，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特別是男性文化遭遇危機之際，女神原型就浮出水面。”[8]無論是替父從軍、男扮女裝的花木蘭，還是后世其他同樣具有“巾幗不讓須眉”風采的秋瑾、穆桂英等女性英雄，她們無不產生于社會崩壞、男權衰微之際，這不但不會打破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粉碎男權的專制統治，反倒為促進社會安定、維護上層階級的利益注入了新的力量。可以這樣說，花木蘭實際上是“男權文化制造出來的欲望女性神話”。[9] 　　最后，《木蘭詩》以一種頗為幽默詼諧的形式作了結尾，其中蘊涵的深長意味卻很值得琢磨。洪申我在《〈木蘭詩〉的另一種解讀》一文中作過如下點評：“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流露出些許中國式的幽默，也帶有一絲‘識盡愁滋味’后，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式的蒼涼。”⑩十二年所經受的艱難困苦，十二年所承受的心理壓力，花木蘭將這一切的勞累與辛酸都濃縮于笑談之中，可這種心緒又如何說得清道得明呢?如此豁達大氣的人物形象背后，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盡的蒼涼與沉重。

　　總的說來，《木蘭詩》表面上是一首廣為流傳的英雄贊歌，但字里行間卻給我們展現了一部個人悲劇和時代悲劇，揭露了當時封建制度下的社會現實。眾多古代女性被套在沉重的倫理道德枷鎖下卻渾然未覺，這就是魯迅先生所總結的“集體無意識”生存方式的充分體現：她們被封建傳統思想的罪惡所麻木，并無意識地克制著最原始自然的情感，無意識地被封建等級社會壓榨和剝削;而這種屈從和盲目卻使得她們成為他人口中恪守傳統美德的典型，成為其他女性競相尊崇的模范。由此觀之，《木蘭詩》所塑造的這類女中豪杰的形象背后，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悲劇陰影——正如很多學者所說，花木蘭之所以會成為人們口中廣為流傳的英雄形象，是因為她很好地將符合封建綱常倫理的“忠孝”思想變成了自身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特質。這便是巾幗英雄光環下的真正可悲之處。

　　參考文獻：

　　[1]浙江文叢.胡奎詩集(繁體豎排版).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9.1.

　　[2]徐梓主編.張福清編注.中國傳統訓誨勸誡輯要：女性的枷鎖·女誡.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6.

　　[3]李俊.木蘭男權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11.

　　[4]李俊.木蘭男權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11.

　　[5]吳小如著.古典詩詞札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4.1.

　　[6]王之江.悲劇意識與中國古代忠孝觀——以《木蘭詩》為例.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5.

　　[7]李俊.木蘭男權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11.

　　[8]李俊.木蘭男權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11.

　　[9]李俊.木蘭男權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11.

　　[10]洪申我.《木蘭詩》的另一種解讀.黎明職業大學學報，2000，4.

【《木蘭詩》:巾幗英雄光環下的悲劇陰影】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