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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樂府詩的文獻留存
關于柳宗元樂府詩的文獻留存問題，大家知道嗎?要想來了解下嗎?
柳集的最早編纂者為其友劉禹錫，柳離世前囑咐劉為其編輯文集，所謂“以遺草累故人”，劉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三十通，行于世”。這些事情記錄在傳世諸本劉夢得文集所載柳文序中�！缎绿茣�・藝文志》《宋史・藝文志》著錄柳集均為三十卷，《全唐文》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記載為“三十二通”。惜乎劉編柳寫本早已亡佚，盛行于世的乃穆修發其端的“四十五卷”本。正如南宋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中說道：“劉禹錫作序，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北宋刊行的各種版本已失傳，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永州郡庠葉程在乾道元年(1165年)所刻的《柳州集》，其中僅存外集一卷及葉程所寫序，其正集三十卷已遺，現于國家圖書館藏。
一、柳集卷一樂府情況考察
以后歷代都有對柳集的編輯校訂工作。在南宋之時出現柳集的大量注音注釋本，其中宋蜀本《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是為比較詳善的集注本，分為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其第一卷即為《雅詩歌曲》，此卷中收錄有：《獻平淮夷表》、《平淮夷雅》二篇并序、《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貞符并序》及《視民詩》五題。在柳集中具有代表性的宋五百家注本和宋世堂本目錄均與此相同。
而《樂府詩集》只收錄柳集卷一《雅詩歌曲》下的《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題目也與其稍有出入，稱《唐鼓吹鐃歌》。《平淮夷雅》《貞符并序》及《視民詩》等未見著入《樂府詩集》。而柳集中的《貞符并序》在《文苑英華》卷三百五十九中收錄，題為《唐貞符解》。依據柳集和《樂府詩集》的記載，就產生了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柳宗元對自己所作《唐鐃歌鼓吹曲》的認識怎樣?又對樂府抱有怎樣的概念?另外，柳集最初成于劉禹錫之手，是否能從柳集的編輯中看出劉對樂府的認識?卷一總題目為《雅詩歌曲》，且把雅詩歌曲列為第一卷，用意何在?柳宗元的創作心態及其目的，采用了何種獻詩方式?
第二，郭茂倩對柳宗元所作《唐鼓吹鐃歌》是何認識?為何在著錄時采用了與之不同的名稱?
第三，郭茂倩在輯錄此十二篇及其他柳宗元樂府詩時，是否采用或者參考了柳集?如果采用了，那么又為何不錄《平淮夷雅》等其余，其著錄標準是什么?
二、柳宗元作《唐鐃歌鼓吹曲》的目的、認識及其進獻方式
柳宗元作《唐鐃歌鼓吹曲》時有著明確的目的，進獻皇上，使自己的創作“登于樂府”，這一點從其序言中可以看出。他說自己得罪居永州以來，閑閱古書，發現“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而其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所以產生了作曲的念頭，進而仿漢鐃歌鼓吹十二曲的篇數，用魏晉歌功頌德之義，成唐鐃歌鼓吹十二曲，“今臣竊取晉魏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顯然，在這里，柳宗元期望己詩成為時代的標志，與漢魏晉時樂府一樣，永久的流傳下來。更進一步，柳宗元還有一個更加宏大的心愿，就是將己所作登于樂府，“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這是因為鐃歌作為一套軍樂，還可作為君主寵賜有功諸侯和外國君主的榮譽禮物，它承擔了娛樂功能之外的政治功能。柳宗元還是希望自己在政治上有所為的。盡管柳宗元在創作此組樂府時有著如此的心愿，但他內心中還是不敢抱有太大奢望的，畢竟是負罪身份。“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冒死上。”這里，柳宗元希望皇帝能接受到這樣一種信息，所作數篇，非為進祿，不求獎賞，只為有益國家。
另外，“今臣竊取晉魏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的表達，隱含著自視所創乃直接繼承漢、魏晉鐃歌鼓吹傳統而來，是為正統，與前代一脈相承。
柳宗元獻鐃歌鼓吹的方式是怎樣的呢?這篇序文在《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一中亦有記載，題為《上鐃歌鼓吹曲表》，足見當時有官職的柳宗元獻此十二曲的方式與無官職的文人投匭獻詩不同，乃是依例上奏。唐時文人將己所作詩文進獻皇上是為常態。對于所獻詩篇，朝廷會擇其佳什入樂演唱。所以柳宗元此次獻詩實際上也可看做是在向朝廷進獻歌詞，以求能配上音樂，并由太常寺的樂工進行演唱。在這里有一例，與柳宗元獻詩情況相似，《舊唐書》卷五十一《后妃列傳》中記載，有官職的迦葉志忠上表，呈上依漢高祖故事所作的《桑條歌》，請求“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皇帝“悅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彩七百段”。這是一個因進獻詩歌而得獎勵的實例，所以柳宗元稱自己不敢有任何怨懟之情，更無求獎賞之意�？梢娔鼙怀浻�，進入樂府從而“播于舞詠”，被文人視為一種極大地榮耀。另外，其進獻表中“嘗聞鼓吹署(聞，一作問。)有戎樂，詞獨不列”一句，也可以看出，柳宗元是要彌補有樂無詞的這個遺憾，是為作詞而獻。
三、郭茂倩對柳宗元《唐鼓吹鐃歌》的認識
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唐鼓吹鐃歌十二首》下序言里說：“唐鼓吹鐃歌十二曲，柳宗元作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一曰《晉陽武》，二曰《獸之窮》，三曰《戰武牢》，四曰《涇水黃》，五曰《奔鯨沛》，六曰《苞》，七曰《河右平》，八曰《鐵山碎》，九曰《靖本邦》，十曰《吐谷渾》，十一曰《高昌》，十二曰《東蠻》。按此諸曲，史書不載，疑完元私作而未嘗奏，或雖奏而未嘗用，故不被於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云。”這里，郭茂倩概括此組詩歌內容之后，遂指出唐史不載，從而做出推斷，是為柳宗元“私作而未嘗奏，或雖奏而未嘗用”。而根據柳集和《全唐文》所錄的序文及表，顯然，郭的第二個判斷“雖奏而未嘗用”是正確的。而柳宗元選擇樂府中的鼓吹鐃歌進行創作是用心良苦的，因為自從漢有《鐃歌》曲后，魏、吳、晉、宋各代，皆依《鐃歌舊曲》改作新詞，此曲一直是朝廷樂制中的重要文獻，不排除柳欲因此而留名史冊的創作動機。那么，郭茂倩將柳此舉與東晉義熙十五年何承天依漢鐃歌十八曲私造《鼓吹鐃歌十五篇》相并舉，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柳宗元自己對《唐鐃歌鼓吹曲》的重視，下面單就《樂府詩集》和柳宗元集中的鼓吹鐃歌進行比較分析：
1.《樂府詩集》將柳宗元所作鼓吹鐃歌收錄在卷二十、鼓吹曲辭五中，所列十二曲，數目及排列次序與柳集完全相同。
2.《樂府詩集》中所列十二曲，每一曲前都有小序，此小序內容和柳宗元集所載近乎一致。所不同處，序首加樂府詩名稱，并在名稱后加一“言”字以總起，序言末尾“為**第*”也省為“第*”。以第一曲《晉陽武》為例，無論宋世堂本還是百家注本，小序均為：“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奸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為晉陽武第一。”《樂府詩集》：“《晉陽武》，言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奸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也。第一。”
這里有必要特別說明的是《獸之窮》的小序，百家注本為：“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然《樂府詩集》中所載小序為：“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霸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于有道，享我爵命也，第二。”此條小序雖然述說是為同一件事，但記述用語則極不一致。這是柳集的版本差異造成的。百家注本題下小注提及：“一本題云：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于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除了前面所提到幾個小序中柳集和《樂府詩集》共同的差異外，與《樂府詩集》中僅一字之差，一為“伯王”，一“霸王”。所以，郭茂倩極有可能參考了柳宗元集，并且用的是百家注及世堂本以外的本子。
在《戰武牢》的小序中另有值得注意的一點也能幫助我們看到郭茂倩當時是否留意柳集，即有關避諱的問題。在柳集中《戰武牢》小序有“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句。其中，王充是為王世充，避唐太宗諱，故去“世”字。“建德”是指竇建德。《樂府詩集》中為“太宗師討王充，竇建德助逆”。其建德名前已添其姓，郭茂倩為南宋人，并無避諱必要，但“王充”名字依然。似乎可以大膽推測，郭是據柳集本編寫的小序，其中照錄了“王充”字樣。
3.樂府詩內容上，只有個別異字。
四、柳宗元樂府詩在《樂府詩集》中錄用情況考察
柳集中記載的樂府詩在《樂府詩集》中錄用情況如下表：
從上表中不難看出，首先，柳集中將《雅詩歌曲》放在卷首，非常重要的位置，顯示了與朝廷關系密切的樂府以及為朝廷而作的雅詩之不可撼動的地位。
其次，柳集中并未將樂府詩單列一卷，從其所作樂府詩數量上看，總計僅作有十八首樂府詩，故其也并無單列的必要。由此似乎可以推得柳宗元并未致力于樂府之創作。且內集四十五卷中，詩歌僅在卷四十二和卷四十三中，從卷二至卷四十一依次錄入賦、論、議辯、碑等文體。足見后人對于柳宗元文章的看重。
再次，柳集不單未給樂府詩單獨成卷，還將這十八首詩分列三卷之中。如果排除卷一的特殊情況，剩下的四題六首樂府詩也并未被排列在一起。
最后，柳宗元對于樂府的創作并不集中在某個個別曲調，《樂府詩集》中的五處記載，分別為“鼓吹曲辭”“相和歌辭”“舞曲歌辭”和“雜曲歌辭”等四大類。雖有兩首樂府都在“雜曲歌辭”之下，終因其樂府的創作數量有限，不能斷定柳刻意為“雜曲歌辭”。
至于柳宗元集中的詩歌在進入郭茂倩《樂府詩集》后題目有所不同，郭為了使自己的詩集有統一的體系，將其納入詩集的范圍，自然進行了一些變動。也不能僅據此就否定郭用柳集。何況，據萬曼先生判斷，柳集的版本�？惫ぷ髟缭诒彼渭匆淹瓿�，而郭《樂府詩集》成書是在南宋。郭也是極有可能看到并采用或是參考柳集的。只是據現有限資料難以得知其參看的為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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