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傳記散文的特點及其成因

　　我們對柳宗元多種體裁的文章都有很高的評價，除了著名的山水游記散文，傳記散文也別具特色。

　　除了一直廣為流傳的以“永州八記”為代表的山水游記，柳宗元還有眾多優(yōu)秀的議論文、雜文、書序文等不同文體作品傳世，其中傳記散文雖流傳不多，歷來關注者相對較少，但也很有文學價值。

　　一、柳宗元傳記散文的特點

　　(一)平民階層的苦難再現

　　柳宗元筆下人物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展示出一幕幕普通人的生活畫卷，柳宗元堪稱首位為眾多普通百姓立傳的文人，他的這一舉動，是對史傳傳統(tǒng)的一個突破。劉熙載稱“柳州之文如山”，大約是就柳氏傳記散文而言，通過一篇篇傳記，可以了解到當時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有《河間傳》、《捕蛇者說》中小人物的辛酸經歷，《童區(qū)寄傳》中少年的聰明勇敢，更有《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中能工巧匠的智慧和積極的心態(tài)。

　　(二)深邃思想的現實表達

　　傳統(tǒng)傳記通常主要記述人物，但在柳宗元的傳記散文中，部分傳記并非以記載人物為主，或非真實存在的人物，意在闡釋道理，或諷刺時弊。柳宗元傳記散文通常分成敘事和評論，如《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謫龍說》、《河間傳》和《李赤傳》等。根據《柳河東集》所保留下來的作品，題目本就為“傳”的文章外，另有一些碑志、行狀等文章，具有傳記性質，也可稱之為傳記散文，如《段太尉逸事狀》、《南霽云雎陽廟碑》等。字里行間時常流露出對腐敗的批判，對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和人民凄慘生活的無奈，闡述了柳宗元自己的社會改革主張和政治理想。

　　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同韓愈的傳記文相似，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史記》中的人物傳記的創(chuàng)作模式，與通常的傳記不同的是，柳宗元在傳記散文中并沒有大致記述所傳人物的一生經歷，而是選取一件或幾件事來立傳，因此，他的傳記散文中的人物事跡往往較少而精，主題較為突出鮮明.

　　(三)“幻設為文”的情節(jié)設置

　　通常傳記散文多為真實存在的人物而作，且一般為真實的人物事跡。但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卻有一些虛構的主角和情節(jié)，如《河間傳》里的主角甚至沒有真實名字，其人物真實性值得懷疑。而《謫龍說》，甚至不是為人立傳，而是講述一位被貶謫人間的龍女，人物經歷近乎神話傳說。《李赤傳》雖確實在記述人物，但人物的真實性也同樣難以考證，生平經歷也較為荒誕，李赤在與朋友游玩時，竟然被廁鬼所迷，最后在廁中溺亡。在《日知錄》卷十九中，顧炎武這樣評論：“古人不為人立傳”，“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qū)寄、梓人李赤、��、何蕃，僅采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于稗官之屈耳”。

　　二、柳宗元傳記散文特色的成因探微

　　(一)抒發(fā)苦悶，表達志向

　　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創(chuàng)作，是柳宗元發(fā)表政見和感慨的一種途徑，這與他的遭遇是分不開的，他的傳記散文大多都是在永州時創(chuàng)作的，當時他受永貞革新失敗的牽連，因誣遭貶。尤其恰逢憲宗更改年號，并大赦天下，但卻特意下詔“左降官柳宗元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調升)之限”，加上這年他母親因種種原因病故，王叔文也被處死，一連串的變故和政治迫害使得柳宗元苦悶憂愁。“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寄許京兆孟客書》)。“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既然無法施展才華與抱負，就只得將滿腔的抑郁悲憤和憂國憂民深深地寓于后來所作的文章之中。

　　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金圣嘆說：“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fā)揮出來。所以他于《游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余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嘆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柳宗元的傳記散文中，《李赤傳》中的李赤，本來是一個正常人，但一旦被奇怪的事情迷惑，就居然把人世間當作污濁的地方，而把廁所當作是“帝居清都”，以此諷刺顛倒黑白，善惡不分的社會。《捕蛇者說》中作者自述目的是“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梓人傳》是“梓人之道類于相，故書而藏之”;這些文章的主旨觀點，都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柳宗元強烈地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而《謫龍說》一文，多數學者認為是柳宗元在被貶之后因受到欺壓，內心郁悶而作。如卞孝萱先生曾經說過，“柳宗元以龍女自喻”，“柳在謫所，受到侵辱、狎侮，乃作此篇”。而《河間傳》，宋代以來學者觀點各異，有觀點認為此文意在影射唐憲宗，宋人胡寅在其著作《致堂讀史管見》卷二四《唐紀・憲宗》中提到：“子厚至托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chuàng)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于大戮，已為深幸，擯廢沒齒，非不幸也。”亦有認為意指唐代的公主往事，清人何焯所作《義門讀書記》卷三七《河東集下・河間傳》中記述：“‘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魂祝詛’，《漢書》：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豈其公主耶?”[由上述種種觀點可以得出，柳宗元的一些傳記散文有諷刺現實之意，只有“深自文飾”，或為傳奇，或為寓言，寓實于虛，虛實相間，以求保全自身。

　　(二)傳奇興盛，熱衷奇文

　　傳奇類作品自唐朝中期之后變得空前興盛，柳宗元和與他同時期的韓愈都樂于創(chuàng)作以“幻設為文”的傳記散文。此情景魯迅在《唐宋傳奇集・序例》中曾經提過：“惟自大歷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于前，蔣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4] 　　韓愈曾作《毛穎傳》，一時引起眾多批評，但柳宗元態(tài)度與眾不同，在《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中，柳宗元肯定了韓愈文章的創(chuàng)新，同時批評時文的庸俗和剽竊成風。面對世人對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以及對韓愈文章的批駁，柳宗元這樣辯護：“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玄。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jié)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后盡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毛穎傳》這類文章，雖如同“楂梨”、“昌蒲”般“酸辛”“裂鼻”，卻是別有一番滋味，認為藝術形式應該不拘一格。柳宗元對《毛穎傳》的辯護，亦可認為是對傳記散文這一創(chuàng)新的文體的一種辯護。

　　(三)博采眾長，有所創(chuàng)新

　　柳宗元曾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自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茍》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這就說明他認為《詩》、《書》、《禮》、《易》、《春秋》是寫作的典范，也是學習寫文章的基礎和首要取法對象。諸子百家之文，同時包括《國語》、《離騷》也都應該認真研究，廣泛涉獵，這樣才能觸類旁通，使文章條理明晰，文章語言有氣勢，思路嚴密，內涵豐富。《童區(qū)寄傳》里傳神的細節(jié)描寫，凝煉個性的語言和激烈的沖突，塑造出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頗有《史記》里傳記寫法的風范。

　　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這樣論斷：“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后，如今無疑也。”在那個文化先進，兼容并蓄的年代，多才的柳宗元的文學思想無疑是走在時代前沿，并善于創(chuàng)新的，但無奈命運多舛，雖有造福百姓，改革天下的大志卻難以實現，只能以文托志。也正如韓愈所言，這些奇?zhèn)鳟愇脑诤笫烙辛嗽絹碓綇姶蟮纳�命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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