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字略》真偽考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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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字略》真偽考辨論文

　　【內容提要】

李商隱《字略》真偽考辨論文

　　唐代詩人李商隱著有古文集字書《字略》。由于原書已經失傳很久，記載介紹李商隱的著述情況時，人們基本上不提李氏此書。本文對李商隱的《字略》作了較為詳贍的考述，并證明了《字略》的作者是李商隱，而非李尚隱。

　　【關鍵詞】李商隱《字略》古文考辨

　　李商隱（812—858）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晚唐最負盛名的詩人，其詩尤以善于化用典故而著稱。據北宋夏竦《古文四聲韻》，知李商隱又有古文集字書《字略》。原書不具，只部分散存于宋人郭忠恕的《汗簡》及夏竦《古文四聲韻》中。今悉為輯出并略作考述，不當之處，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在討論李商隱《字略》之前，我們先看看唐以前文字學發展的歷史狀況，以明《字略》等傳抄古文集字書出現的文字學背景。關于這一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是唐人重視文字勘正工作及字樣之書的興起。我們知道，文字原本是為記錄語言而發明的一種書寫符號系統，其功能在于交流溝通，同時它又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在春秋戰國尤其是戰國時期，文字頗不統一。秦始皇統一六國，作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文字統一工作。劉漢代秦，漢字也自秦篆變為漢隸。雖說此時字體已趨定形，但秦篆、六國古文，乃至更古的殷周甲、金文字仍廣為流傳，并不斷有新字產生，這就給交流溝通帶來不便。尤其在經學一統的時代，文字的錯訛對經學的傳播極為不利，甚至會造成經書文本及經學闡釋的差異。漢代今、古文經學的分立及其內部學派林立。以《詩經》為例，漢代《詩》分今文《詩》派和古文《詩》派，今文《詩》派又分為魯、齊、韓三家，三家內部又各有分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字的差異。如《豳風·東山》“零雨其蒙”，毛作“零”，魯作“蘦”，齊、韓作“霝”。而文字的差異往往又會導致釋經的不同，如《鄘風·君子偕老》“邦之媛也”，魯、毛作“媛”，訓作“美女為媛”;韓作“援”，訓作“援，取也”。在這種情況下，文字刊正勢在必然。于是東漢熹平四年（175），由經學大師蔡邕校正手書，立石經于太學門前，史稱熹平石經。魏曹芳正始二年（241），又以古、篆、隸三體書《尚書》、《春秋》、《左傳》（未刊全）于石經，史稱“三體石經”。到了南北朝時期，由于政治的分裂，南北的阻隔，字體上隸、楷、行、草皆可通行，又加之士大夫妄改筆畫，自造簡字，于是俗訛、異體字不斷滋生。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篇云:

　　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云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易。爾后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余，書跡鄙陋，加以專輯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

　　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盛于魏齊周隋之世。”畢沅《中州金石記》亦云:“字之變體，莫盛于六朝。”

　　這期間有識之士始終呼吁并著手進行文字整頓工作，重要的字書有北魏陽承慶的《字統》二十卷，南朝顧野王的《玉篇》。還有惜乎未盡，今也只字不存的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至于北齊的顏之推更是呼吁南北字體的統一，然而山河分離，欲成此舉，談何容易。只是到了唐代，政治的統一方為文字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世，作為民族文化符號的文字要有統一的規范的要求，尤為迫切。唐代文字的統一是伴隨著經典統一進行的。先是唐太宗以為去圣久遠，《五經》文字錯訛而難以通行，遂令初唐著名文字訓詁大家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撰成《五經定本》頒行于世，作為經學定本的依據。顏氏在校勘《五經》的同時，將異體文字錄出，撰成《字樣》一書。其書今佚，據《舊唐書·顏師古傳》，知顏氏所做的工作是“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又據顏元孫《干祿字書序》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

　　誠然，顏師古《字樣》一出，天下群起效之。如杜延業《群書校定字樣》、顏元孫《干祿字書》、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唐玄宗《開元文字音義》、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經字樣》等，故人稱唐代的文字學為字樣之學。這實際上也反映唐人對文字刊正工作的重視。

　　二是唐代傳抄古文的興起與古文集字書的大量出現。字隨世變，這是文字的時代性，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文字還具有很強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是指一種新的字體取代一種舊有字體而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字形體主流，但它并不能完全把舊有文字形體完全排擠出人們的生活。新字體會導致舊字體的式微衰落，甚至遏而不行，但舊字體依然會以一種非主流的形式出現于人們的生活中。古文字即是如此。作為一種字體，古文是漢代人對小篆以前字體的籠統稱呼，其主體為戰國時的六國文字。對此，王國維在《觀堂集林》卷七中有論 ① ，于此不贅。自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小篆通行天下，古文便漸漸衰落。劉漢代秦，又以隸代篆，古文益加衰落。但漢至唐代，用古文書寫的舊籍或古文轉抄本仍然大量存在，如唐天寶三年，唐玄宗就曾詔集賢殿學士衛包改定古文《尚書》為今文。另外，大量的先秦舊籍出土，如漢時的壁中書，晉時的汲冢古書，帶銘刻的先秦彝器出土，等等。這就使得古文在遏而不行之后并不能完全退出漢代以后人們的生活。如魏時的“三體石經”以古文為一體，魏初的邯鄲淳傳古文《尚書》，漢代以后的歷代碑刻中，文字多古今雜陳，如《碧落碑》，唐代的李陽冰也擅古文。這都說明，漢代以后，古文在人們生活中依然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

　　但古文畢竟已退出百姓日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與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疏遠，尤其與一般人的生活。于是對古文的正確識讀就成為必要，至少對文化精英階層是如此。這樣便有人開始有意地輯錄古文，以助人識讀。不僅《說文解字》、《玉篇》這樣的字書中收錄有一定數量的古文，同時還有專門的古文集字書出現，如《隋志》記載的東漢衛宏的《古文官書》，東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的《集字書》，三國時東吳人朱育的《奇字》，以及見于《汗簡》的《群書古文》，即《馬日良》等。六朝時文字使用的混亂，刺激了唐代字樣之學的興盛，客觀上也促進了唐代古文集字書的興盛，僅《汗簡》、《古文四聲韻》著錄的唐代古文集字書就有林罕《集字》、崔希裕《纂古》、李商隱《字略》等十幾種。

　　二

　　李商隱的《字略》（以下簡稱《字略》）最早見于宋初郭忠恕的《汗簡》及夏竦的《古文四聲韻》，其中以夏書存字為多。翻檢《古文四聲韻》，共輯得《字略》佚文四十九例，即:上平聲部的馗、旗、輝、希、漁、徒（當為“往”，《〈汗簡〉〈古文四聲韻〉》誤）、齊、月寅、珉、黃端 ;下平聲部的顛、延、虔、蛾、葟、卿、腥、髯;上聲部的侈、舉、辨、杳;去聲部的駛、魏、蕙、軔、慎、巽、辯、殿、絹、耀、笊、奅、伏;入聲部的族、肅鳥、觸、述、厥、蕨、歇、鎩、歷、石、璧、躍。其中杳、躍均有兩種寫法，再加上不見于《古文四聲韻》而見于《汗簡》的盜，共計存字五十例 ② 。

　　由于原書不具，我們難以從整體上對《字略》進行全面研究把握。但通過分析，我們還是可以大致看出:

　　《字略》所收字體以古文為主，其中有的見于《說文》，如魚、寅、真、我等;有的見于《石經》，如濟、辯、翟、厥等;有的同于先秦古文，如旗、魏、族等;有的同于傳世的先秦典籍，如舉同于《古孝經》、《古老子》;有的見于其它字書，如馗見于《玉篇》，辟見于《集韻》。除古文外，《字略》收字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小篆，如軔、希、髯、勝等。

　　《字略》所收字形均有不同程度的訛變。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簡化，具體可分為，簡省筆畫，如駛;簡省偏旁，如蕨;簡省同形，如舉。二、繁化，具體可分為，增加同形，如馗;增加標義偏旁，如族。三、異化，具體又分為，方位異化，如軔;義符互換，如躍作趯;聲符互換，如耀;分割筆畫，如奅;延伸筆畫，如延。尤為復雜的是，往往一個字兼具幾種訛變，如馗、厥等字。另外有的字不明其訛變原因，難以解釋，如卿。不可否認這種字形的訛變有的屬于抄寫的錯誤，如葟，《古文四聲韻》與《汗簡》所引《字略》寫法不同，這其中至少有一家系錯抄。《字略》所反映出來的用字狀況:一、異體字，如“葟”與“ 舜皇 ”，“漁”與“ 魚攵 ”，等等。二、通假字，所占比例較大，如“蹎”與“顛”，“齊”與“濟”，“希”與“莃”等。

　　從《字略》所收字的構形情況及用字狀況，我們推斷:《字略》的字源是多渠道的，其中既有傳抄古文，也有漢魏以來新增字，如駛。而有的傳抄古文可能是來自碑刻文字，如輝，《字略》屬寫誤，當與王庶子碑同 ③ ;又如巽，《字略》與王庶子碑同;魏，《字略》與云臺碑同;殿，《字略》與云臺碑、華岳碑同。尤其是“歇”字可證《字略》與碑刻文字之間的關系。按《字略》所提供的字型，當隸作斀，《說文》:“斀，去陰之刑也。”就金文與戰國文字而言，“曷”與“蜀”字形相去甚遠 ④ 。再就字音，古音“斀 ”屬端母屋部，“歇”屬曉母月部，相差也較大，難以音通。之所以如此，我認為可能是《字略》誤收了六朝碑別字所致。據秦公、劉大新的《廣碑別字》所收錄的《唐廷王府曹丁紹墓志》與《魏叔孫協墓志》、《唐國子監丞李濟墓志》，其中“躅”字中的.“蜀”與“渴”字中的“曷”寫法非常接近 ⑤ 。《字略》或因此而誤。

　　從辨別字形，釋定文字，糾正訛誤，助人識讀等方面來說，《字略》等集字書也可以算是字樣之書，但其與《干祿字書》、《五經文字》等“字樣”之書有區別。第一，《干祿字書》等收字主要來自常見的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文字材料，尤以經典為主，而《字略》則不僅僅局限于經典而旁及碑刻等其它文字材料。第二，《干祿字書》等以俗別字為主要收錄對象，目的在于教人明確正、俗字的使用范圍，因而具有較強的官方色彩和功利目的。唐代奉行科舉取士的文化政策，進士考試必須用正體，而不能用俗體，否則應試者將因此而名落孫山。故《干祿字書·序》中，顏元孫明確提出“升沉是系，安可忽諸”。而《字略》收字則以古文為主，其出現固然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但也有一種個人雅好的因素在內，同時也是個人學識的標志。此外，與《干祿字書》等相比，《字略》等集字書大概不會有什么體系上的要求，如《干祿字書》以正、通、俗三體分類收字，具有一定的體例;而《字略》等書大概是隨手抄錄，遇則抄之，并非刻意為之。

　　研究《字略》等古文集字書，當然具有一定的文字學的意義。作為一種傳抄古文，《字略》等書收字多有訛誤，這是不容掩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它的學術價值。尤其是近年來，大量的戰國簡帛出土，傳抄古文的價值漸漸為人們所認識，李學勤先生就曾精辟地指出，出土的晚周文字材料“把石經和《汗簡》復活了” ⑥ 。比如《字略》的收字，有的就可以和地下出土文獻相對照。如魏，與中山器基本相同;殿，與隨縣簡同，都是以“尸”加一古文“天”，只不過《字略》采用的是另一種寫法而已;鍛，與隨縣簡同;旗，與石鼓文同;盜，與璽文同。

　　不僅如此，《字略》還可以幫助我們校讀古文字。如“馗”，《玉篇》云“□”是“馗”的古文。其實《玉篇》有誤，當作□，“呂”為“阝（邑）”之訛變，與侯馬盟書同。馗、□并從九得聲，故可通。其中“阝（邑）”多有訛變，屬傳抄過程中失真所致，《字略》中的“馗”也當為“□”的訛變，比侯馬盟書多一“九”，屬增加同形古文字的一種訛變形式:繁化。今據侯馬盟書與《字略》，可明《玉篇》訛變及訛變之跡。

　　三

　　當我們認定李商隱是《字略》的作者時，還得澄清一個問題:郭忠恕在《汗簡》中記載《字略》的作者是李尚隱，夏竦在《古文四聲韻》中說是李商隱，到底誰是《字略》的作者?通過對《汗簡》提到的李尚隱《字略》與《古文四聲韻》提到的李商隱《字略》收字情況進行比較，知郭忠恕提到的李尚隱和夏竦言及的李商隱系同一個人，也就是說，《字略》的作者要么是李尚隱，要么是李商隱。因為唐代也有一位李尚隱，《汗簡》成書年代又比《古文四聲韻》早，所以我們需要對此進行一辨。經過考證，我們認為《字略》的作者應該是李商隱。理由如下:

　　李尚隱，《舊唐書》、《新唐書》有傳，分別見于《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和《新唐書》卷一百三十。據本傳，知李尚隱弱冠明經，一生三入御史臺，能仗義執言，不畏權貴，彈劾過當時的顯宦崔湜、鄭愔、馮昭泰、王旭、陳思問等，時人稱為良吏。除此以外，我們再難見到其它有關李尚隱的生平資料，《全唐詩》、《全唐文》均不見有其作品著錄。同時，比較新、舊《唐書》，關于李尚隱的記載，二者基本相同，可見宋祁也沒有關于李尚隱的新資料。另外，提到《字略》作者是李尚隱的也僅僅只有《汗簡》。

　　而李商隱，其幼年即受業于他的一位堂叔。據其《請盧尚書撰故處士姑臧李某志文狀》稱，他的這位堂叔“通五經，咸著別疏，遺略章句，總會指歸。……小學通石鼓篆與鐘蔡八分，正楷散隸，咸造其妙”。可以想象，李商隱的這位堂叔是何其博學多才，“通五經，咸著別疏”實非一般人所能為。李商隱詩中經常會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典故，有的至今不能索解，想來便可能是受到了這位博學堂叔的影響。同樣李商隱不可能不受到他堂叔小學及書法方面的影響，也就是說李商隱在小學及書法方面也應該有很深的造詣。關于這一點，文獻缺載，難以遽下定論，但尋諸旁證，尚可推斷。關于李商隱在書法方面的成就，尚見諸宋人的記載。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商於驛記后序》載:“會昌中，刺史呂公領是郡，新是驛。請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文其記，太子賓客柳公權書其石，秘書郎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也。”又，李商隱《謝書》:“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馮浩注:“宋高似孫《硯箋》云:杜季陽端石蟾蜍篆‘玉溪生山房’，李商隱硯也。《春渚紀聞》云:紫蟾蜍，溪端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腹疵垢，直數百年物也。后以易向叔堅拱璧，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這證明李商隱通篆書。

　　宋太宗淳化年間，曾把內府所藏的古帖編勒成書，共十卷，名曰《淳化秘閣法帖》。到了南宋淳熙十二年，仿淳化舊事，又有《淳熙秘閣法帖》成書。據清人王澍考證:

　　石刻鋪敘云:淳熙秘閣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旨模勒入石，皆南渡后續得晉唐遺墨。卷首則鐘繇、王羲之帖;次則羲、獻書《內黃庭》小楷，后有“臣褚遂良臨”五字;三卷則歐陽詢、蕭瑀、褚廷誨、孫思邈、狄仁杰、張旭、顏真卿七賢書;四卷則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冰篆，李德裕、畢□、李商隱書;八則懷素顛草;九則高閑、亞棲、齊己書;末卷則楊凝式并無名人帖。上皆有內府圖書、宣和及紹興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如李紳《告身》后有高廟親筆跋語，《黃庭經》、懷素顛草則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視今長沙所鐫，筆法迥殊。⑦

　　此外，《宣和書譜》卷三收其正書《月賦》與行書《四六本稿草》，評曰:“字體妍媚，意氣飛動。”說明宋人尚能見到李商隱的書法遺墨。關于李商隱在小學方面的成就，試舉以下兩例:

　　李商隱詩《哭虔州楊侍郎虞卿》有句:“甘心親蛭蟻，旋踵戮城狐。”李商隱于詩下自注曰:“是冬，舒、李伏戮。”其中“戮”字即為古文寫法，與《古尚書》同。連同上引《小畜集》、《硯箋》及《春渚紀聞》記載，說李商隱精通古文字，大抵無大錯。

　　據鄭樵《通志·藝文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等典籍記載，知李商隱又有《蜀爾雅》三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蜀爾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凡此種種，皆可證明李商隱具有深厚的小學修養，這種小學功底正是李商隱撰寫《字略》的堅實基礎。

　　此外，就李商隱一生的經歷而言。大和三年，李商隱受聘于令狐楚做巡官，從此開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其一生大部分時間出入幕府，充任幕僚，先后受聘于令狐楚、崔戎、王茂元、盧弘止、柳仲郢等，與文字案牘打交道。其中開成四年，李商隱通過了吏部考試而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省正字。大中時，李商隱還任過太學博士，任教于太學。這樣的經歷使我們相信李商隱有條件有可能撰成《字略》這樣的字書。

　　前文我們已經比較了《字略》與碑刻文字，推斷碑刻文字與《字略》之間有密切的關系。李商隱是寫碑文的高手，宋趙明誠《金石錄》著錄李商隱撰寫的碑文有《唐太倉箴》、《唐醉吟先生傳并墓志》、《唐四證堂碑》、《唐重陽亭銘》等。作為碑文高手，李商隱在平時留心碑文并隨手記下其中的古文和異體、通假等奇僻字是十分有可能的。據此，我們也可推斷李商隱與《字略》有密切關系。

　　李商隱撰《字略》除見于《古文四聲韻》外，尚見于鄭樵《通志》。在《通志》中，鄭樵列舉的古文字書有衛宏《古文官書》、郭顯卿《古文奇字》、郭忠恕《古文雜字》《汗簡》、崔希裕《纂古》、李商隱《古文略》、裴光遠《集綴古文》、張輯《集古文》、夏竦《古文四聲韻》等。從這種記載體例來看，鄭樵似乎見到過他所著錄古文字書的原書，而不像是僅從《汗簡》或《古文四聲韻》中摘抄幾種書名了事（如果是那樣，他應該將朱育《集字》等一并抄錄才算合理）。此外明人焦循《焦氏經籍志》、楊慎《古字韻》《古音駢字》、閔齊伋《六書通》，清人畢弘述《訂正六書通》均提到李商隱《字略》，而非李尚隱《字略》。

　　最后我們再來比較一下郭忠恕《汗簡》和夏竦《古文四聲韻》。清人全祖望于《鮚埼亭集》卷三十一中云，《古文四聲韻》只是“取《汗簡》而分韻隸之，絕無增減異同”。其說不確。從引書角度來看，《汗簡》引而《古文四聲韻》無引的書只有四種，而《古文四聲韻》引書較《汗簡》增出至少有十六種之多。另外，同引一本書，《汗簡》與《古文四聲韻》所引也不盡相同，或《汗簡》多，或《古文四聲韻》多，這說明《古文四聲韻》絕非照抄《汗簡》。《古文四聲韻》引李商隱《字略》的有四十九字，而郭忠恕《汗簡》明言引李尚隱《字略》（在《汗簡》中，郭忠恕稱李尚隱《字略》，又稱李尚隱《集字》，李尚隱《字指》，頗不統一）的僅二十四字，遠遠少于《古文四聲韻》。有些字，在《古文四聲韻》中明言出自《字略》，而在《汗簡》中，或出現，但不是被冠以李尚隱《字略》，或是根本就不見于《汗簡》，如“觸”、“ 月寅 ”等。據此我們可以認定，夏竦并非僅僅依據《汗簡》而抄錄《字略》，他當是見到《字略》原書或另有依據，如此，則夏氏改易李尚隱為李商隱，自當有據。清人鄭珍作《汗簡箋證》，在論及《字略》的作者時，他認為是李商隱，并推測《字略》收字是采自李商隱的另一種文字學著作《蜀爾雅》。

　　基于上述理由，我們認為《字略》的作者為李商隱而非李尚隱。由于家學淵源、個人興趣愛好及人生仕途經歷，李商隱撰成《字略》、《蜀爾雅》等小學著作，顯示出深厚的學識修養。其中《字略》得郭忠恕、夏竦存錄而保存至今，雖不是全本，但仍不失為一大幸事，對于我們全面認識李商隱是有很大幫助的。

　　李商隱《字略》一書，世人咸漠視之，記載李商隱著述大多不提《字略》。考其原委，或因原書不具，無法詳考;或因記載含混，難以明斷。然細細鉤稽，李商隱撰《字略》庶幾可成定論。考論李商隱著《字略》一書的真實性，讓我們對李商隱的博學，尤其是他的小學修養有了一定的認識，有助于深化對李商隱的認識。故我們不揣淺陋，草成此文，以期有益于對李商隱的全面研究。

　　注釋

　　①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堂集林》卷七，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汗簡〉〈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年版。為方便排印，原文不再列出。

　　③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頁。

　　④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900—901頁。

　　⑤秦公、劉大新《廣碑別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50頁。

　　⑥李學勤《青銅器與山西古代史的關系》，《山西文物》1982年第1期。

　　⑦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十一，《四部叢刊》三編《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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